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东北工人作家鬼金笔耕不辍，新作迭出，是文坛活跃的70后作家。他的创作有自觉的时代追溯意识和工人职业的实践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和代际性，常借底层人凡俗生活中的孤苦来传递生命个体的疼痛体验和精神信仰，以想象和幻觉等尖端的艺术形式营造象征主义感官交错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有着梦的朦胧与奇诡、灵的纯洁与飞动、理的艰涩与高深，还有硬汉的凶猛与刺客的尖锐。以现代主义文艺范畴和艺术规律阐释鬼金的小说毫无疑问多快好省。在作品中，鬼金没有回避他对加缪、尼采、贝克特、马尔克斯、乔伊斯、艾略特以及《荒原》《局外人》《在流放地》《洛丽塔》《白痴》《追忆逝水年华》《都柏林人》《美国现代诗选》等现代派作家和作品的熟悉。其文本也确有弗洛伊德的精神探寻、尼采的狂人意志、塞林格的粗鄙俚语等“他者的踪迹”。但笔者认为，鬼金醉心表达的那种无法排遣的异化感、孤独感和荒谬感，并不以异域文学为脚本，或致力于复活现代主义文艺的智能活力，而是源自他对孤立自我与冷硬世界的深刻体察。这种洞悉客观上促成了其与现代主义美学的相通和适应。写作被鬼金喻为“凿壁借光”，是他寻求“生存与内心平衡”和“安身立命”的手段。其创作不追求波澜横生的情节，而是以不断流灌的感觉和兴之所至的笔触，用人生磨砺的心狱与心怀大地的悲悯透视生命，探索囚徒体验中微妙难言的精神感受，并以兼有理想主义的崇高和世俗主义的温情酝酿着对客观世界的叛乱。

一、个人记忆与时代经验

记忆、虚构、想象是大多数作家写作凭借的主要资源。在鬼金小说中，记忆是最重要的，它不再与虚构和想象并列，而成为一种本源性的力量。笔者认为，“入城青年”、“钢铁工人”、“企业生活”是理解鬼金小说的关键词。鬼金离开故土走进城市成为工人的几十年，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几十年。这段时间中，东北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历史进程：首先是城市化，大量农民由乡入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建设城市的廉价劳动大军的一员；其次是去工业化，在砸烂铁饭碗和减员增效的改革大潮中，东北由共和国的长子沦为后进者。鬼金正被这个演变分化的时代所裹挟。当这个带着艰苦岁月饥荒记忆和坎坷不平的乡野青年，怀揣梦想走进城市成为工人的时候，城市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利己主义与消费欲望甚嚣尘上，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仍旧破旧粗粝。而此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荣光已逝，工人大面积下岗，沸腾的劳动场面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陈旧破败的机器和四近无人的厂区。身处其中的心情难免是失落、挫折和空洞的，鬼金笔下的很多青年挥之不去的异乡情结与陈旧腐朽感都是与此相关的。

“楚河巷”周边的烧烤摊、铁路、绿皮车厢、理发店、按摩屋、轧钢厂公墓，算卦的盲人、偷铁的游民、街边的傻子、流串的黑工、街头的混混、嚣张的城管、艳俗的流莺等构成了鬼金的小说世界。这里有两代工人不同的价值观与相似的命运（《黑夜白马》）、有风尘女子卑劣的城市体验（《金色的麦子》）、有幽灵人口残酷的生存法则（《彩虹》）、有市井盲流深信不疑的厚黑哲学（《孽春》）。鬼金的小说更多时候关注的是国企体制下的生存法则及其相应生活景观。像偷铁者与保卫人员的智斗与交易、工人对管理者的依附与矛盾、企业领导的专制与淫逸、弱势者的屈辱与苟且、工厂生活的坚硬与生冷，以及在不同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儿童对碉堡工事的兴趣和对枪的向往，这些都是成长在革命历史教育和国有企业中的青年一代普遍的心理印记。

鬼金小说经常使用儿童视角和回溯结构。儿童视角可分为当下时和过去时两类。过去时即儿童讲述成年人过去的故事，当下时即儿童讲述未成年人今天的故事。鬼金的创作多属前者，即以儿童视角呈现已届成年的主人公的成长史。在善良无邪和单纯明朗同时也真诚苛严和少年老成的目光中，过往岁月的艰难残酷异常醒目。《彩虹》较具代表性，作品中的儿童视角和回溯结构成功地呈现出时代剪影中不为人知的孤儿姐弟的生活真相。鬼金常借插叙和倒叙结构作大跨度叙事，成年人以少年经历为今天作注。《薄悲有时》中，回乡寻梦的李元憷当下的经历就是往日之我的延伸。儿童视角和回溯结构是鬼金倾心的，这一形式在盛装内容的同时也成为了内容，当然也令鬼金小说在叙事上或多或少有游移不定和自由散乱的倾向。主人公不仅是情节的承担者和叙事者，而且是经验的表达者和欲望的倾诉者，一些作品因强烈的主观色彩而成为自我独白和回忆录。

鬼金的小说在“今天的叙事”中参杂搅拌着“昨天的记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对“今天”与“昨天”的双重观照。当“昨天”有了“今天”的情绪后，主流现实变迁下的那种类似于道德与历史二律悖反的心理烙印就会凸显出来。一方面，鬼金关注国有经济体制下灰色的生存秩序和暗淡的生存景观。工人不仅受制于强大严格的制度，还与管理层存在难以磨平的身份鸿沟，当工人成为工业生产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后，冷硬生活犹如巨大的黑洞不断吞噬着他们的热情与生命。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批判的时代的羁绊，不能与其彻底诀别，无法随机应变的融入日常生活。老工人的“文革”精神后遗症，年轻人哼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与文本氛围并不搭调的东拉西扯和陈腐刻板的内容，自然是作为反讽结构存在的，但也未尝不是曾经道德箴言的追想和精神眷恋的流露。宏大的生活场面，以及“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优越感和“工人阶级有力量”的自豪感早已成为旧日的遗迹和剩余的纪念，只有在只言片语的悠久回音中方能感受到它的依稀面目和微弱情感。小说中的观念是自反性的，既在鞭挞和埋葬，又在敬仰和留恋，对正谕话语的戏仿也透露着过往的信念。身份的盛衰感和沧桑感并存，怀旧情绪与批判意识并存。《画十字的地方》中，老朱意识到工厂的藏污纳垢，但还是立志要做轧钢厂的“守灵人”。《追随天梯的旅程》中，身份卑微的陈河知道“现在已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了”，他的落后不仅源于个体的后进，更因为职业的贬值；被开除的王来喜将身穿工服的陈河称为“轧钢厂的囚徒”，但又很快关心起轧钢厂的现状。显然，王来喜一面把工人职业视为身份的监狱，一面又因这个身份的丧失而感到不适和惶乱。鬼金既发现了经济体制与工业生活对个体精神的压迫，也体味到了体制生活渐渐失去后的文化溃败和精神流浪。

身处时代转型粗糙面上的产业工人的经验是分裂的，伦理观念是二重的。《彩虹》中，与姐妹相依为命的天真每天晚上偷看《玉蒲团》之前，都会事先准备好《道德经》来应付姐姐不定时的检查，这一内容也许在很多青年的成长里具有普遍性，但对鬼金的小说来讲，更有话题性，它彰显了严格的计划经济道德规范与制度伦理下，具有市场经济色调的自由躯体的强烈诉求。与之类似的主体经验还有：童年经验与成年经验，乡野生活与市民生活，道德主义与世俗主义、禁锢躯体与自由灵魂，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等等。双重的记忆、杂芜的体验、混沌的观念，以及多元的情景、错位的文化、撕裂的情感形成了百难厘清的精神暗格。鬼金无意弥合一道道裂痕，而是乐此不疲地游走其间，在悬而未决中展开无边的虚构和想象，由此而来的生命隔离感和实践流失感也建立起了其与现代主义文艺间的亲缘关系。

二、不得志与不妥协的文艺青年

如前所述，鬼金的创作有很强的身份感，“文艺的”和“青年的”是其中重要的组成。他从不回避自己文艺青年的身份，也乐于认领这一身份。其笔下屡次出现的借学历教育与文学创作摆脱底层工人地位的人物也以此为蓝本。鬼金说自己不愿成为涉世很深的作家，在他看来，成熟往往意味着棱角的消磨和活力的丧失，意味着对青春的背弃和对理想的背叛。《雨后》中，成为企业中层的“我”如鱼得水地混迹于官场，左右逢源地游走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名声与实惠兼得。这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功，但他却无时无地不感到憋闷和窒息。厌倦和压抑如胕骨间的蛆虫一样与他纠缠不休，缺少氧气的办公室与无法冲破云层的光都是他心境的投射。作品中有段“我”塞牙的描写，夹在牙齿间令人心神不宁的腐肉是他存在感的表征。在与好友奎勇的对比中，他感到了荒废和沉沦，意识到了对自己的亏负。那个曾经热爱诗歌、不谙世事，为一只流浪狗的死痛哭苦流涕，面对投怀送抱的风尘女子手足无措的真纯少年早已不在。中年的“我”不断怀念文艺青年的青葱岁月，单纯明朗的孩子在成人世界的精明算计、势利市侩、虚伪矫情中承受着震荡与煎熬。

文艺追求纯然的精神自我与心灵价值，青年人最具叛逆精神，在青年的精神结构中注入文艺气质就会与社会生出隔阂与冲突，或不谙世俗的生存法则，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无论哪种都会造成双向对抗：一方面，主体因反感矫饰虚伪的公众经验和群体意识，感受不到与大众的同构感与和谐感；另一方面，世俗将之视为异类，其思想行为不被尊重和认可。幸福感的诉求是双向的，既要有主体的自由与自洽，还要与他人和社会保持必要的诗性联系，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使人陷入焦虑。《明莉莉》中，老朱与明莉莉情感远近的变化就凸显了这一辩证关系。老朱才华横溢，性格有棱有角，顾盼风流的他获得了年轻女孩明莉莉的芳心。爱情需要两情相悦，同时也是世俗的一部分，要以世俗价值为基础。当明莉莉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后，老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信心渐渐退去，在女强人面前生出自卑感，在关系的维系上表现得狐疑懦弱和困顿无力。这一情节表面上是探讨社会地位变化升迁对婚姻情感的影响，更深层次上则表现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中的分庭抗礼，老朱固然可以在自己营造的天才自我的精神世界中获得满足感，但一旦触及包括爱情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诉求时却无法逃脱世俗价值的影响。

“不得志的文学青年”是鬼金笔下的系列人物，我们固然不能将有关作品视为作者的自叙传，也无法勘测其与本人的关联度，不过这个有我指涉意味的形象明显透出叙事者的身世感。这些青年踌躇满志却不臣服言媚，才华横溢却生活落魄，勘透生活却不能挣脱，常因无法与粗鄙共生而陷入纠缠不清的委屈与苦痛中。他们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相仿，不同的是，郁达夫书写的是无定漂泊的落魄知识者，他们身患疾病、居无定所、自哀自怜；鬼金书写的是囚禁在工厂里的知识工人，他们身体健康却精神流浪，嫉恶如仇地在好斗、暴行、色情的环境中野蛮生长。这个极度自卑和没有安全感的少年维特渴望人的理解和安慰，充当这一功能的或是患难的工友，或是相投的文友，更多的则是无私的爱人。《追随天梯的旅途》里的青年工人朱河的生活被轧钢厂的乌烟瘴气笼罩着，他不仅忍受着重复单调的工作，还要忍耐恶意的制度与敌意的人际关系，就像那只在烧烤摊上被人们竞相追逐、拔毛去骨的鸽子一样羸弱。孤立的朱河在姚霞的善待与爱欲中获得了灵魂的短暂救赎。鬼金把写作喻为“自我取暖”，朱河和姚霞未尝不是“互相取暖”，但他们的结合更多是人格的认同和心灵的契合，朱河身上任侠好义的草莽气质是获得姚霞爱的根本原因。这类人物的情感光谱中沾染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的气韵。

“坟”和“墓场”是价值散乱与生命耗尽的残存的意象，这一意象在《旷夏》中成了核心存在。作品呈现了一位知识青年的寡欢心迹与孤苦命运。父亲在儿子死后才越来越懂他，祭日前多次在儿子坟前追忆其任性凄楚和恐怖空虚的一生。他洞察世事、酷爱文艺，却无法与他人沟通而被边缘化，陷入巨大的孤立中；虽一度找到了倾心的伴侣，却因母亲以死相逼而告吹，最终不堪吊车工消沉麻木的生活而自杀。儿子不仅生前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死后栖身的坟墓也屡因世故而被迫迁移。

三、爱欲与死亡的辩证

爱欲与死亡是生命的两级，蕴含着生存与繁殖的辩证法。爱欲关乎人的保存与繁衍，与生的本能息息相关；死亡将人分解为微生物，与毁灭的本能息息相关。性爱与死亡在很多作品中不过是点缀的花边和裸露的事实，而在鬼金的小说中，它们成为了描写的重心和表现的主体，有时甚至有些过于放任自流，而显得缺少分寸感和节制。鬼金作品中的人物常把实验性的自我和整个信仰都深埋其中，使之成为生活和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

鬼金的情欲描写在病象揭示和灵魂拷问两个层面上进行。在一个层面上，情欲意味着生命的消极毁灭状态，以轻浮、放纵、淫荡、怪异、陌生、危险、黑暗、肢解、阉割、疯狂、死亡为表现形式。这类情欲经常存于半公开和不正常的，以偷情通奸和穷斯滥矣为主要内容的两性关系中，或受情感与身体的支配，或遵循性交易的法则。《画十字的地方》中，偷铁的女人被钢铁厂保卫处捉到后，麻木机械地献出身体以求保全，保卫人员对此轻车熟路、习以为常。作者对这个事件的轻描淡写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印象，仿佛不过就是生活中历来如此和无须检视的部分而已。鬼金笔下不健康的两性关系中，往往包含着紊乱的人际关系，性关系的泛滥扭曲隐喻了道德的堕落溃败和精神的颓废无形，溃烂的风景在观淫癖心理映射下触目惊心。另一个层面上的情欲由肉体放纵走向精神放逐，以起源、诞生、温暖、滋养、繁衍、成长、充裕、进取为表现形式。作为本源性和创造性的存在，情欲不再令人厌恶恐惧，而成为自我解放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之源。拉康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来自匮乏，规范、控制、整治，它是对身体的贬抑和对灵魂的推崇。感官扬弃能让人获得尘世的解脱，能诞生新的启悟与美德。《黑夜白马》中，生子将禁欲视为自我清净剂，用理性掌驭喧闹的躯体，“我禁锢我的情欲。我会更加冷静地看清这个世界，看清，我自己。我不想在情欲里迷失我自己。”情欲是挣脱现实苦难的避难所，其中道德与情感的辩证也成了诗与思的机缘。《画十字的地方》是篇失落园和启示录式的作品，它讲述了老朱与明莉莉的爱情如何由天作之合滑向天作之祸。老朱是位不乏才情却情欲缠身的床帏文人，与《废都》中沉浮在言情风月和文人之欲中的庄之蝶有几分相似，但他已不是庄之蝶那样随心所欲的有充分价值感的主人公，滚滚红尘中不再理直气壮而是卑微无力。他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与文学魅力视为男女欲望的试金石，在意外地得到了被众文人捧为“诗歌教母”的明莉莉的垂青后重拾了乐观与自信。可随着世俗地位的升降变化，恋人间生出隔阂，老朱自我陶醉式的幻觉逐渐褪去，藏匿在挣扎迷失中的爱欲悄然地酝酿着暴力的潜流。无法维系爱情的老朱怒不可遏地杀死了情敌后，竟始料未及地与明莉莉在情杀现场展开了一场意乱情迷的震颤床欲。老朱与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对情欲的认知很相似，他们都把情欲的满足视为获悉本质力量不可或缺的参照物和衍生物。作品仿佛书写的是香艳邂逅和变调婚姻，但深层次上关照却是神圣爱情与犬儒游戏的迷离困境。这类情欲挣脱了纵情声色和堕落腐朽的俗世逻辑走向了形而上。当然，对情欲的不同经验也透出鬼金伦理观念的二重性。

死亡是鬼金笔下人物感受世界和探讨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又一凭借，他的小说经常会营造某种阴森神秘和险象环生的怪异气氛。在充斥着乌鸦、坟墓、荒野、黑袍等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意象的幽暗空间中，梦境迭生，人鬼同途，天地失序。这是夜游工人不安多疑的心理投射，也是精神创痛和心灵炼狱的象征。鬼金笔下的死亡常与情欲相伴而生，并与情欲一样，既能让人不可救药地沉沦，也可勘测生命的玄机。《薄悲有时》中，“你好春天”就在爱欲巅峰中有了濒死的感受——“我的高潮来自濒死的肉身……我会看到灵魂出窍”。《带刀少年》中，萧耳童年的溺水经历非但没带来对死亡的心悸，反而铸成了对死亡的迷恋。在他乘坐的火车进入隧道瞬间，产生了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赴死的冲动，他希望远离这个非自己选择的肉体，让灵魂与火车一样奔向无穷无尽的远方。这是自由意志支配下的人摆脱自然法则彻底放逐自己的瞬间憧憬。很多时候，鬼金的小说中死亡的悲剧感会降到最低，死亡非但不会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还有了弃绝尘世和死而不朽的意味。芝英一氧化碳中毒的垂死之际不再有痛苦和留恋，骑上了屡次出现在梦中的白马飞向远方，白马是芝英命运和理想的寄托。这个充溢着浪漫与灵性的死亡成为生命存活的反证，漂泊的灵魂在自我完成和永劫回归的生命节奏中找到了归宿。《明莉莉》中的遗书写作者韩全是个专注死亡且对死亡有严肃思索和充分准备的人，他认为，人时刻生存在死亡的阴影中，任何人都有对生的眷恋和对死的恐惧，好生惧死是人之常情，私自赴死是人的权力。人既要过着浮光掠影的世俗生活，又要时刻准备抛弃一切走向死亡，向死而生的处境召唤人们摆脱生活的庸常，认真审视灵魂与时间。

四、无法圆满的生命

鬼金在《那个写作的吊车司机》中引法•劳拉•阿德莱尔的话说，“我们永远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的存在历程就是试图把分裂的自我整合起来。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迷宫里，写作是开辟出一条认清自我、平息痛苦的道路。”笔者认为，这句话可以作为鬼金创作的支点。“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并非我们无法认知“我们自己”，而是要在“我们始终都是分裂的自我”的真相中正视“我们自己”。鬼金的小说中，自我的存在感会在环境压迫与外界剥夺中持续流失，人们无法把司空见惯的一切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不能正视的黯淡风景会被放大为直觉中的下意识部分。《薄悲有时》中，返乡次日的李元憷看到地上的鞭炮碎屑，感觉“像楼群咳出来的一滩红色的血迹”，这道突然闪现的怪诞阴影是李元憷意识的漂流物，它暗示了其即将在事业和爱情上经历的双重失落。《追随天梯的旅程》中，在工厂里繁重重复劳动的陈河仿佛活在铜墙铁壁中。这天，在吊车上做了个新感觉的梦：一把从天而降的巨剪将笼在厂房和工地上的死城堡垒剪开，头顶露出纯色的天空。忧郁绝望的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心醉神迷，但一切如海市蜃楼般转瞬即逝，梦不过是强大秩序下莞尔失神的心理回音。

鬼金有时会把人的残缺体验从文本局部细节中提取出来，催化和升华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碑与城》讲述了朱米为了去世的舅舅晏清郁的梦中嘱托，为其树碑立文的经历。这个过程里，朱米在口耳相传中拼凑出了晏清郁的往事，并在剧作《城》中还原了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自诩“灵魂之父”的晏清郁从工作的囚徒感中感悟到了更深广的囚徒意识，他认定，存在本身就是禁锢，“人是这个国度的囚徒，是这个世界的囚徒，是这个宇宙的囚徒……。”他仿佛是一个洁癖患者控诉着周遭的肮脏污浊，他要摒除一切污秽，“干净净地到达我建构的灵魂之城”。可以说，《城》这部小说中的作品是一首残缺者的悲歌和颂歌，晏清郁所希求的不是一座具体的墓碑，而是一篇精神的墓志铭。

对残缺体验的洞察和对世界暴戾的抗拒，构成了鬼金小说压抑与反抗的逻辑内涵。鬼金认同加缪说的，“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在感性生命中寻求人生意义是灰色平庸生活里唯一的精神退路。马尔库塞主张用“自恋式的幻觉”来克服主客体的对立，鬼金也常捕捉蛰居在生活中的灿烂情感和闪光人性，将之作为平息疼痛的致幻剂。《芝英》中，芝英夫妇的生活时刻被柴米油盐包围，但琐碎的人生也有感动潇洒与明净乐观；《彩虹》中，碉堡里的孤儿姐弟孤立无援，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刺激而富于生命力。鬼金的小说拥有让日常生活变得生动和诗意的力量。作品试图告诉人们，再贫乏有限的生活也可以丰富和富有层次。鬼金还经常从精神中寻觅某种神启的存在，以之重建人的权利与尊严。《孽春》中，精神残疾的二春有着大多数普通人没有的智慧，他的双眼时刻审视着荒诞的现实和丑陋的人性。别人嘲笑他的时候，他也在嘲笑别人。这是个类似于西方中世纪佯傻的小丑的形象。对这个人间恶意重压下的弱者而言，延续生命意味着延长痛苦。二春最终死在了纯真爱情实现之后，死在了神圣大钟之下，他摆脱了沉重的肉身和无休止的流浪，找到了永久的归宿。《带刀少年》中，反复出现的被禁锢的精神病人、被剥夺阅读权的读者、四处乞讨的残疾人、挣扎无望的活鱼、胡言乱语的老头，都是与主人公一样的被漠视与被损害的弱者。那把主人公随身携带的蒙古刀是坚硬意志和犀利精神的象征。这把由良知和勇气熔成的利刃是主人公保护自己和攻击世界无往不利的武器。主人公每次“怀里揣着那把蒙古刀，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像一个刺客，而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将被我去行刺的人”。当中年的他失去年少时的执著和勇气时，这把刀也变得锈迹斑斑。如果说，鬼金笔下不妥协的文艺青年拥有的是堂吉诃德的精神，他们面对生活理想与粗鄙现实的巨大反差进行着无畏的抗争的话，那么，他笔下追寻自我完整性的强悍青年拥有的则是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他们为了人的终极拯救，拒绝一切权益与折中。

结 语

鬼金的小说视角独特，但兴趣并不驳杂，他始终关注的都是城市工人和底层大众。我们自可将其纳入诸如工人写作、底层文学、城市小说中加以讨论，不过这种站队式的阐释显然失之浅白，鬼金也不会称心如意。其小说中的解构嘲谑、自虐不恭、冷峭惊异等风格很难归入我们经常论及的题材范式中。鬼金曾说，世界有两种作家，“一种是写下了很多作品的作家，但是自己却不是一部作品；另一个是，自己写了很多作品，同时自己也是一部作品的作家。”他要做的是后者，更多时候，他的确是把自己垒进作品中，与笔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鬼金凭借冷僻的修辞风暴把时代经验、职业经验、阅读经验，以及生猛性情、人道精神、颓废意识等压缩成一个又一个生冷晦涩的故事。这个罗宾汉一样的吊车狂人居高临下，傲世狂放地俯瞰众生，将神圣与低俗并置一处，以黑色幽默和启示录式的寓言，以及泼辣有力和谑而不虐的语言，透视着全体在目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时代，为生命寻求道义与尊严。他发现和询问的不是理想的“大写的人”，而是具有本质特征的“一代人”和“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