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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自大学起对经济学一直饶有兴趣：他的第一篇习作题为“论商业时代精神”；他对斯密、马尔萨斯等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说素有研究，也曾借阅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萨依的《政治经济学论纲》，后来自己又购得一册；他早期的代表性书评《复乐园》是对德国经济学家约翰·埃茨勒的乌托邦社会改造计划的批判；他的平生第一次演讲题目恰好也是论“经济”。跟爱默生对待商业依违两可的态度不同，梭罗对商业和经济做过长期深入研究，故而能够突破传统经济学的藩篱和局限——他的经济学说由此既富于理论建树，又不乏实践指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言：“如果说爱默生是要唤醒国人，从旧世界的文化阴影中脱身，求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梭罗则要人们摆脱旧的生活方式的奴役，求得一种生活中的解放。”

据考证，代表梭罗经济思想的《瓦尔登湖》在出版前已七易其稿，但核心内容如“经济篇”却始终如一，萦回在梭罗脑海：一切当时盛行的经济观——无论是法国重农学派还是英国古典派，无论是保守的清教伦理还是激进的乌托邦计划——很大程度上都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而梭罗所倡导的，便是主张人性完整、全面发展的新型经济观。

梭罗研究专家哈丁说，梭罗同时代人更多是“把《瓦尔登湖》视为一部自然史来读，他们甚至跳过去《经济篇》《更高的原则》和《结束语》这样一些重要的篇章，抛弃掉了梭罗的生活哲学。”而事实上，这样的误读仿佛买椟还珠，真正的精华早已完璧奉还——因为，跟马克思一样，终其一生，梭罗都在思考经济问题（甚至在瓦尔登湖“隐居”期间也不例外）并致力于将思考所形成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一致同意——“哲学家阐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语）以及“生活哲学不仅是理论，更是实践”（梭罗语）。他们的区别在于应对之策：马克思意欲从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公有）这一外部因素着手，而梭罗则主张转向人的内心。对此，《美国思想史》作者帕灵顿在《亨利·梭罗：超验主义经济学家》中总结说，“在40多年的积极活动中，亨利·梭罗的惟一事业就是发现一种他认为能够提供满意生活的经济制度，这是他在康科德地区的流浪生活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是他要揭示财富的真正含义……他写了一篇超验主义的独立宣言。”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展示的超验经济观，既不同于以抑商为旨归的重农学派，也不同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石的古典学派，甚至与新教/清教伦理也大相乖违。这种新型的经济观似乎更近于《道德情操论》的经济伦理，或爱默生所谓的“资本主义道德经济”，它相信人的经济活动本身只能满足易于满足的物质需求，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人的更为高级的、更难满足的审美愉悦以及最为根本的情感需求则必定要假诸道德伦理。可见，它的重点不在物质生活而在于人自身，它要求人放弃貌似勤勉的精打细算，从大处着眼，重新估量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否则不免像诗人雪莱预言的那样：“人奴役了自然，自己却仍然是奴隶。”梭罗的经济学已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科学分析而上升到经济哲学的高度：它不仅揭示物自身的价值，更着重阐明与之密切相连的人的价值观，堪称真正的“人的经济学”。

梭罗生活的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受“淘金热”鼓舞，城乡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的世界的贬值与物的世界的升值有着直接联系”，也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忙碌中，他们逐渐失去个人的完整性和主体性，而被迫屈从于外部压力和诱惑，其结果必然是自蹈死地——“加州距地狱不过三千英里”，梭罗以一贯冷峻的口吻说道。“一个人失去自己，即使获得整个世界，又有何意义？”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还有梭罗“超验俱乐部”的同道中人。布朗森教长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美国社会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中看出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瑞普利牧师创办布鲁克农场；奥尔科特创建果园农庄——但上述乌托邦社会改造运动，跟梭罗日后在瓦尔登湖一个人的生活实践一样，其矛头都指向败坏人心的商业社会以及唯利是图的主流价值观：经济与政治权力联合起来，更多地被商业与工业资本所有者掌控，“这种联合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靠着对利润的无情追逐来强力驱动的社会”。梭罗由此感叹：“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

包括梭罗在内的超验主义者对商业的反感乃至憎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浪漫派的影响。英国浪漫派诗人以反理性、反工商业文明的姿态抨击勃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布莱克对饱受压迫的城市贫民满怀同情；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以寄情山水对抗工业对自然与人心的污染；拜伦、雪莱则提出更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与爱默生交往密切的卡莱尔将社会普遍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罗斯金则从美学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扼杀了文学艺术，将人降格为机器引擎。而超验主义作为“美国的浪漫主义”，其代表人物爱默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一个自私的……缺乏信任的、阴暗的、超级灵敏的系统，是攫取好处而不给予的机制”，并宣称“人类文化中没有比抵制商业危险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因为这一体制将“人的一切：才华、美、道德，以及人自身都推向市场”，使人丧失了个性与自立。与之相似，通过之前的“文学冒险事业”，梭罗对“这买卖的勾当”亦有切肤之痛。“无论何种事业，只要一沾上它，就会受诅咒。哪怕天堂的福音，也难幸免。”由己及人，梭罗不由得心生感慨：“人们在买进卖出，奴隶一样过着生活哪”，“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结果只能是：“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并且终身不得解脱，全然忘却了生命最本质的意义。

梭罗在“经济篇”开始的一大段独白，首先对古典经济学派极力推崇的“财产权”进行了反讽。斯密宣称：“自由”和“富足”是人生的两大幸事，其前提正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激发了人们生产或创造物质产品和财富的欲望，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剂。用18世纪非主流经济学家曼德维尔的话说：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因为，“人若没有欲望的驱使，便绝不会去拼力奋斗”。而梭罗却认为财产跟个人幸福无关——他曾打算购买弗林特湖边的一块田地，并且已交付定金——幸亏女主人在最后一刻反悔。梭罗暗自庆幸：否则他也要像邻人一样成为“啬夫”，沦为捆绑在田地上的奴隶。

其次，正如梭罗在参观工厂时感慨的那样，劳动分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总供给，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一改进并未能改善从事生产的人的处境。相反，却造成了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即物的异化：商品本来只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劳动者不但无法拥有，反而受其操控，仿佛人匍匐在他所塑造的上帝面前。同时，由于单调重复地劳动，这种分工也意味着人自身的异化：人的头脑和心灵变得机械，行为受外部世界力量控制，形成即黑格尔所谓“自我异化”。其结果是：工人（及其产品）会成为他自己的敌人——生产越多，危险越大，因为市场饱和。或者用梭罗的话说：“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异化最终也彻底改变了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去，世间不再有亲情、友情，一切都转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钱关系。劳动的产物（商品及货币），而非劳动的过程，成为惟一的评价标准。到了此时，人真的“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由此也造成“不是人乘坐车，而是车骑在人身上”的怪现象。

再次，梭罗对19世纪盛行的新教/清教伦理也进行了嘲讽。加尔文以世俗的“事功”响应“神召”，并以之作为信徒获得救赎的标志。于是，通过勤劳节俭积累财富便成为清教徒人生的最大乐趣——假如他们承认人生有趣可言。清教领袖温思罗普也认为，“商业的繁荣”对建立“山巅之城”大有裨益；富兰克林相信“时间就是金钱”——梭罗却相信它的逆定理：金钱就是时间，就是生命，不要为了不必要的物质而浪费金钱，虚掷生命。像马克思一样，梭罗也发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必要的劳动时间，但他却不愿将全部劳动时间用于生产——照他的估算，一年只需劳作六周，便可以养活自己；其余的时间则可以自由支配，用于更高的精神追求。像古代圣哲，“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即他本人一直主张的“自愿贫困”。

梭罗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假想出经济“人”的模型，这样的假设无疑有利于经济学家做理论推演和归纳总结，并由此形成“科学”结论。遗憾的是，这样的结论往往只看到一串串乏味的统计数据，却未见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由此，梭罗提出他所理解的经济学是指导如何生活的哲学。梭罗通篇使用大量经济学词汇，其目的即在于暗示“生命就是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构成的，可以颠倒、积累、花费、使用、挥霍和储存，如同财产一般。”因此人应当将生命的精华花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而不是被财产所累，成为被幽禁的囚徒。人得以逃脱被囚禁命运的惟一方法，在梭罗看来，首先必须重新定义经济领域的核心概念，将人的经济活动由外部世界转向经营内心，由动物性的生存转向更高的法则，由病态的物质追求转向健康的精神享受。

在梭罗新型的经济学中，闲暇跟劳动一样成为核心词，因为闲暇与人的精神自由密切相关。霍桑在布鲁克农庄不到半年就宣告退出，因为繁重的劳动使他无暇从事阅读、思考和写作。梭罗本人不愿从事任何一种“固定”职业，主要也是担心会失却那一份闲暇——在他看来也许这便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余地”。确实，这一种“虚掷光阴的快乐”很难为人所理解——据说连他的好友、诗人钱宁也曾表示疑惑：似乎他是在无所事事之中消磨时间、浪费生命。对此梭罗回答说，他能看到第一朵绽放的春花、第一缕冬日的暖阳，和随时变幻的林中美景。这一种移动的美景带给人的精神享受，是任何静止的风景画所无法比拟的。“人们为何总要急匆匆地赶路”，梭罗反问，“而不肯放慢脚步，去欣赏沿途的风景？”与美国清教徒狂热的工作伦理相反，梭罗坚持认为“工作与闲暇同等重要”。这一种颠覆性的经济观在梭罗那样的年代可谓惊世骇俗。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堪称梭罗的隔代知己。他在《人的行为》一书中说：工作的特征之一是“劳动的负效用”——即承认人类偏好闲暇胜于工作。而经济学家往往不考虑休闲娱乐、陪伴孩子等行为相对于拥有更多金钱，可能更有价值。周末去菜场买菜做饭，与叫外卖相比，显然既费时又费力，不够“经济”，但一家老小围桌共食的欢愉温馨，却是任何经济学原理都难以估量的。“去康科德林间采摘野果”，梭罗建议说，“它的风味在任何一家门市都品尝不到。”马克思经济学说认为劳动造就人，即实现人的“完整性”，梭罗对此一定欣然同意——梭罗经济观的卓见正在于向世人阐明：跟自然世界万事万物一样，人类社会及其各种行为皆自有其价值。我们生活在一个稀缺的世界，利用手段去追求目标就是有成本的。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知道人生有涯，而人生的意义可能就在于选择如何度过这有涯的人生。这是当代经济学家已普遍接受的原理，即承认“价值具有主观性”——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发明一种测量价值的仪器，像梭罗测量康科德地块一样测量出人类情感的“经济”指数。或许这是“科学”的遗憾，但人类显然理应为此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