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端午节那天，我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人非常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坐下等车回北京。离开车时间还早，正好书包里有苏金伞的小女儿刚刚送我的一本 《苏金伞诗文集》。书很厚，苏金伞先生一辈子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了。

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他的诗，我一直都喜欢看。最早读他的诗，已经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了，记得题目叫做《汗褂》。汗褂，在我的老家也这么叫，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很多年，一直改不掉，总会对我说：“赶紧的，把那个汗褂换上！”所以，一看题目就觉得亲切，便忘不了。忘不了的，还有那像汗褂洗得掉了颜色一样朴素至极的诗句：“汗褂烂了，改给孩子穿；又烂了，改作尿布。最后撕成铺衬，垫在脚下，一直踏得不成一条线……”

赶紧在书中先找到这首诗，像找到了多年未见的那件汗褂。跳跃在纸页间的那一行行诗句，映射着苏先生熟悉的身影，映澈着逝去的岁月，才忽然想到，今年，苏金伞先生去世整整20年了，日子过得这样快！心里一下子有些莫名的感喟，不知是为什么，为苏先生？为诗？还是为自己？

苏金伞先生是1997年去世的。在一个不是诗的时代，真正的诗人是寂寞的。苏金伞先生的去世是很寂寞的，只是在当地的报纸上和北京上海几家有关文学的报刊上发了个简短的消息。记得那时有文人愤愤不平，给当地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讲到苏金伞是和艾青齐名的老诗人呀，他不仅是河南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诗坛的一株枝繁叶茂的老树。

这些话是没有错的。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和艾青齐名的。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写诗，一直写到90岁的高龄，仍然没有放下他的笔。一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他逝世前一年年底的《人民文学》上，他还发表了《四月诗稿》，那是他最后的诗了。

我在书中又找到 《四月诗稿》，这是一组诗，一共五首，第一首《黄和平》，写的是一种叫作黄和平的月季：“花瓣像黄莺的羽毛一样黄，似鼓动着翅膀跃跃欲飞，我仿佛听见了黄莺的啼叫声，使我想起少年时，我坐在屋里读唐诗，黄莺在屋外高声啼叫，它的叫声压住了我的读书声。现在黄莺仍站在窗台上歌唱着，可我不是在读诗，而是在写着诗，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了。”很难想象这样美好的诗句是出自90岁老人之手，轻盈而年轻，如黄莺一样在枝头、在花间、在诗人的心头跳跃。“月季花肯定是不败落的”，说得多好。有诗，月季花就肯定不会败落。这是只有诗人的眼前才会浮现的情景。

1997年，苏金伞先生没有等到香港回归那一天的到来，临终之际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对他的大女儿说，他要写一首香港回归的诗，他都已经想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诗人，是真正意义上将诗、生命和时代融为一体的诗人。他曾经有一首诗的名字叫作 《我的诗跟爆竹一样响着》，实际上，在他一辈子漫长的岁月里，他的诗都是这样跟爆竹一样响着。可以这样说，在目前中国所有的诗人中，除了汪静之等仅有的几位写了那样漫长岁月的诗，恐怕就要数苏金伞了；而坚持到91岁的高龄将诗写到生命最后时刻的诗人，恐怕只有数他了。苏金伞是全国诗坛和文化的财富，这话一点儿不为过。

在一个缺少好诗的时代，诗集却泛滥，这在当今中国诗坛实在是一个颇为滑稽的景观。只要有钱，似乎谁都可以出版诗集，而且能出版得精装堂皇，诗集可以类似某些老板手臂上挽着的“小蜜”，或某些官员晚礼服上点缀的花朵。苏金伞没有这份福气。虽然，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过《拟拟曲》，30年代就写过为抗战呐喊的《我们不能逃走》，40年代又写过《无弦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曾获得朱自清、叶圣陶、闻一多等人的好评。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谁也不敢小觑而轻易地将他迈过。

我在书中翻到这几首诗来重读。《我们不能逃走》里的诗句：“我们不能逃走，不能离开我们的乡村。门前的槐树有祖父的指纹，那是他亲手栽种的……”还是让我感动，好诗是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没有落上时间的尘埃。但是，只因为这首诗当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 《七月》杂志上这样一条原因，苏金伞被打成右派，落难发配到大别山深处。

我又找到我特别喜欢读的那首诗《雪和夜一般深》。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的作品，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的。记忆中的诗句和记忆中的人一样深刻。“雪，跟夜一般深，跟夜一般寂静。雪，埋住了通往红薯窖的脚印。埋住了窗台上扑簌着的小风。雪落在院子里带荚的棉柴上。落在干了叶子的包谷秆上，发出屑碎的似有似无的声音，只有在梦里才能听清……”读这样的诗，总能让我心有所动，我曾想，在经历了命运的拨弄和时代的动荡之后，他没有像有的诗人那样愤怒亢奋、慷慨激昂、指点江山，而是在饱尝了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的沧桑之后，归于跟夜一样深、雪一样静的心境之中。这不是哪一位诗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样质朴的诗句如他的人一样。他的老友、诗人牛汉先生在他诗文集总序中说：“我读金伞一生的创作，最欣赏他（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诗，还有他晚年的‘近作’。它们真正显示和到达了经一生的沉淀而完成的人格塑造。这里说的沉淀，正是真正的超越和升华。”这是诗的也是人生的超越和升华。不是每一个诗人都有这份幸运。

如他一样的声望和资历，在有的人手里可以成为身价的筹码，进阶的梯子，在他那里却成了无用的别名。他一辈子只出版过6本诗集，198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苏金伞诗选》；1993年在百花出版社出版《苏金伞新作选》，到1997年去世，再无法出版新书。原因很简单，经济状况和诗展开肉搏战，诗只能落荒而逃。出书可以，要拿钱来。河南一家出版社狮子大开口要17万元才能出版，北京一家出版社带有恻隐之心便宜得多了，但也要6万元。苏金伞也算作一位大诗人，出版一本诗集，竟遭如此漫天要价，在我看来简直有些敲诈的味道。幸亏河南省委宣传部拨款5万元，一家出版社方才答应出书。作为一个以笔墨为生的诗人，在晚年希望看到自己最后一部诗集，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禁不住想起他在以前写过的一首诗中说过的话：“眼看着苹果一个个长大，就像诗句在心里怦怦跳动；现在苹果该收摘了，她多想出一本诗集，在歌咏会上朗诵。”可惜，在他临终之际，他也未能看到他渴望的新诗集。苹果烂了，他的诗集还未能出版。我可以想象得到，诗人临终之际是寂寞的。

其实，我和苏金伞先生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85年的5月，我到郑州参加一个会议，他作为河南省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来看望我们，听我说我出生在信阳，离他落难大别山的地方不远，相见甚欢，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临别那天，天下起雨来，他特地来送我，还带来他刚刚写好的一幅字。他的书法很有名，笔力遒劲古朴，写的是他刚刚完成的一首五绝：“远望白帝城，缥缈在云天；踌躇不敢上，勇壮愧萧乾。”他告诉我，前不久和萧乾等人一起游三峡，过白帝城，萧乾上去了，他没敢爬。“萧乾比我还小四岁呢。”他指着诗自嘲地对我说。那一天的晚上，他打着伞，顶着雨，一直把我送到开往火车站的一辆面包车上。那情景，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年，他已经79岁高龄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苏金伞先生，但是，我们一直通信，一直到他去世。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他比我年长41岁，是我的长辈，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直关心我，鼓励我。他属马，记得那一年，他84岁，本命年，我做了一幅剪纸的马，寄给了他，祝他生日快乐。他给我回信，说非常喜欢这张剪纸的马，他要为这张马写一首诗。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书页上的字也有些模糊，仿佛一切近在眼前，一切又遥不可及，一片云烟迷离。

竟没有发现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已经站在我的身旁一会儿了。她看我从书中抬起头来望着她，递给我一张硬纸牌，上面写着为残疾孩子捐赠的几个大字。我很奇怪，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她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我问她，她是个聋哑的孩子，但是从我的连比划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笑着指指我手中的《苏金伞诗文集》。那意思是看苏金伞的诗的人，应该有爱心。我也笑了，掏出一百元交给了她。她把钱装进书包里，顺便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我知道，这是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所谓五色，对应的是五毒，这五色线，可以系在手腕上，专门在端午节驱赶五毒，为平安祈福的。她帮我把这端午节的五色线系在我的手脖子上。我觉得这是端午节缘由一本《苏金伞诗文集》而得来的礼物。端午节又是纪念诗人的节日，这应该是冥冥之中送给苏金伞先生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