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70后作家阵营里，弋舟绝对是一种卓然独立的存在。弋舟视野宽广而异常幽深，艺术原创性及自变力超乎常人，叙事沉稳富于伤感性诗意，他的表达因犀利地穿透了时代的精神存在而极具终极意蕴。

弋舟大约就是邱华东所说的，一个优秀小说家同时是出色评论家。他对小说的认知与构建，近乎于一种完美的执着。他无疑是70后标杆作家中时代性表达的翘楚，时代痛感的透析者，中国式伤魂的深察者，人之理想性精神存在的不懈求索者。他的伤魂是穿透时代性表象存在的人之本质性精神极度荒芜的凝结，一种至死无法破除的精神桎梏的揭示；他的伤魂，从文学意义上考量，无异于卡夫卡对人之精神存在的伤感与绝望；他的伤魂，远远地遗弃了同代和更年轻的作家。对于“这个时代”我们的精神困境，弋舟有着切入灵魂的认知，这亦是他伤魂的根源所在。在“这个时代”里，因着生命诗性的渐行渐远甚至完全丧失、空洞，沿着弋舟伤魂性诗意、美感的表述，我们发现很多东西都丧失了其真义或确定的意义，而化作了难以把握的虚幻性存在，似乎一切已经或正在烟消云散。弋舟的小说，则是在探究这种甚至无解的精神存在。

如果说《刘晓东》三部曲构建了令人震撼的文学本源性价值的话，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则实现了文学价值与时代性情感瞩望的完美对接。这种对接既保持了存在之终极意义的探究，又较深入地介入世俗的生活，满足了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感同身受，可视为作家处理与时代关系的一种理性选择。

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似乎对于弋舟的创作而言是一种风格的自变，从精神纵深向现实浅层的一次轻盈而痛苦的游弋。但从文学本源价值考察，依旧是弋舟稳健时代性创作的使然，它依旧体现着弋舟时代性创作直指精神存在的维度，依然不失终极表达之意蕴。

通透：你我皆是时代寓言的主角

弋舟无疑是时代性杰出的表达者，触摸他的作品不能回避我们所经历的和正身处其中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定格的具象化的时代，而是一直在不断延伸、演进着，并且暗流涌动的时代。在弋舟眼中或许更是一个充斥着荒诞的时代，甚至我们今天依旧活在卡夫卡所铸就的梦魇般的荒诞与和无法脱身的悖论之中。因着弋舟对文学本源价值的执着追求，他穿透了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他的作品从个体精神存在起步，直指人们的普遍性精神存在。他超乎常人地站在这时代之外，感知与审视了这个时代不为人知或为大众所忽视的精神难以落地的真实，这恰恰体现着一个真正意义作家忠于文学的使命担当。

比如爱情，在这个时代当爱情的意义被坚硬如铁的现实物质所挤压甚至取代的今天，爱情就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虚妄，甚至人们无法感觉到它的存在，或许只是这个时代了人们维系交往的一种苟且。于是《我们的踟蹰》，就是这个时代中一种必然的难以消除的纠结。于是，弋舟发出由衷的“天问”：“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葆有磊落的爱意？！是什么使得我们不再具备死生挈阔的深情？！”这种天问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几乎都是无解无果的，这也是这部作品的终极意蕴所在，它如同卡夫卡《城堡》唯一不变的主题——在一个充满着荒诞的世界里，人们终将永困于对希望的追寻中。所以，李选永远不可能找到灵魂得以安妥的爱情，无论张立均还是曾铖，更绝无可能获得爱情，更无法获得他们心中所谓的“爱情”。小说从开篇到终结，似乎只不过是弋舟冷静、理性甚至残忍地对这个时代人们所谓常态的“变态”生活的鲜血淋漓的解剖解析而已。“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是依旧无法相爱的。小说的故事似乎就是李选无聊至极的一场无事生非而已，似乎生活还终将是维系性苟且的延续。然而，毕竟“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这正是弋舟作品的犀利。对于李选，张立均，曾铖而言，他们各自所期望的爱情之求之不得，也意味着在这个时代应该对他们各自所期望爱情保持警惕与质疑。所谓爱情，早已被这个时代所彻底颠覆，他们各自所期望所持守的爱情早已异化。对于李选而言，爱情不过是情感无处寄托的奢望与浪漫意识的奔袭；对于张立均而言，所谓爱情不过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强力把控与绝对的排他性占有；而对于曾铖而言，所谓爱情只不过是始终悬浮的灵魂的临时性驻点而已。当爱情异化成排斥共性及同一存在的一种个体式虚妄时，所谓中产阶层所期望的爱情终将成为泡影也就是一直确定无疑的必然了。

爱情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中最终成为一种精神性孤独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踟蹰》未必是在写爱情，它依旧是弋舟固有的一直着力的文学主题：存在，存在的孤独状态。这是弋舟创作的变之不变，变化的只是作品的形式，小说的骨子里，小说的灵魂似乎从未改变，向文学本源性价值挺进的力度依旧未曾改变。无论李选，张立均，还是曾铖，依旧是弋舟借以表达伤魂性精神存在的文本符号而已。文本完结，人物退场，生活似乎依旧是原有的样子。

对于这个时代和文学的认知，弋舟无疑是通透的。他无疑对于人们在这个时代的精神性存在看得很清楚，他所看到的是现实生活之下的人之本质性存在，精神尴尬姿态的存在。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精神意义被无限消解、忽视的时代，一个精神被无限排斥、无以栖身的时代。在弋舟眼中，世界之存在如此明晰令人无觉，或许人们迷失本真本性太久太久。作为清醒者的弋舟，亦长久地在这个精神尴尬的时代里，在生命的诗意荡然无存的时代里，一如既往地求索这生命的诗意栖息。在这种求索过程中，他完成了对文学的整体性自我认知——孤独乃人之本质美学意义的存在。

而踟蹰，则是一个古典美学意义的人之情感孤独姿态的诗性、准性涵盖。使君自南来，五马立踟蹰。马的踟蹰，只是人之内质性踟蹰的映照而已。究竟是弋舟以现代人推演古人的心理，还是以古人比照现代人的灵魂？在打破时空的推演与比照中，时代变幻已经数千年，数千年间，人之踟蹰依旧。

读完《我们的踟蹰》，读者的情绪不会比作为创作者的弋舟好多少，甚至会去质疑这个时代是否还会有爱情的存在，甚至会去质疑这个世界是否曾经有过所谓爱情。关于爱情的踟蹰，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至少在《我们的踟蹰》中，关于爱情的踟蹰竟然实际上与爱情本身无关。这部小说究竟是在表述什么？它是一种存在感终极意义的探究，放在今古时空关联中的探究，是人之情感孤独的探究。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孤独美学意义的存在？从几位男女的社会身份及职业区分可以有大致的判断：李选之精神孤独大约属于伦理孤独；张立均、曾铖之精神孤独大约属于男性情欲孤独。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虽然紧贴着这个时代的世俗生活，却依旧以犀利的笔锋穿破时代，赋予了几位沧桑男女执着于爱情的“真诚”而忘记他们自身的虚妄虚伪，破袭破解了这个令人迷离时代真实而无情的存在。

好的小说完结后，我们再以整体性视野去回望作品就会发现，人物仅仅是作家的符号性设置或一种人性状态姿态的载体而已。或许对于弋舟而言，他所有的作品其主人公未必是人物，真正的主角只是时间而已，而弋舟只不过是在时间的流光里塑铸诗性孤独的那个人。“这个世界的本初，便是建立在寓言之上，神也藉着寓言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或许这就是弋舟关于这个时代及这个日益荒诞的世界的根本性认知。关于这一点，弋舟在《所有的故事》这集子的后记《我等都是寓言的主角》有深入而明确的表述。

而诗性孤独，已经成为弋舟创作的一种既定的标识，他创作了“孤独”之千姿百态的存在：《跛足之年》中“孱弱反叛的失败，情感依托的丧失，无聊深渊的囚禁，常人世界的沉沦”之多余人马领隔离于时代的孤独；《蝌蚪》之成长中几乎所有的焦灼与孤独；《刘晓东三部曲》之人文主义者承受难以承受的精神孤独；《被远方退回的一封信》之时代变迁中青年群体性青春孤独；《礼拜二午睡时刻》之少年窥测城市残酷空间的视角性孤独；《出警》之纷杂的警察日常工作中出警者与报警者的比照性孤独……

隐忍：有情之极致伤魂至于无情

正如弋舟在后记《我们何以爱得踟蹰》所道，创作时常中断的根本原因在于时刻怀疑写作意义，这亦是弋舟黯然伤魂的一种体现。因着这始终萦绕心头的伤魂，这部小说也成为弋舟美学、诗性求索的“唏嘘”、“踟蹰”和“喟叹”。

尽管这个时代，甚至会让人们质疑所谓爱情是否存在过，尽管弋舟对于时代消解爱情的真实存在看得最明白不过，但是弋舟依旧无法放弃对人们情感存在的探究与求索。而这恰恰是弋舟类似于朱先生的大情怀，对人精神的隐忍性有情乃至大情怀所在。尽管弋舟对这个时代赋予人们的精神隐痛有着切肤乃至伤魂的体认，但如同后记中所道“对于‘爱’的期盼，永远也难以从我们的生命之中涤荡而尽”。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的踟蹰》依然从李选的精神性浪漫起步。李选无聊无所事事之中，搜索了自己的老同学曾铖，后来通过雷铎用QQ联系上了有着美好印象的曾铖，并有了愉快的网络交流，这本身就是李选不满情感现状的诗意的精神“追溯”。而当这种愉悦的交流处在“欲休还说”的绵延之中时，张立均居心叵测的一条试探性短信，中断了这种美好的交流，亦即坚硬的现实对生命诗意追寻的挤压与排斥。小说由此进入关于李选这个女人的两个男人（张立均与曾铖）或者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之间并未接触的心战之混战中。人生的情感纠结如同太极图一样如此明晰而混沌：李选无疑是阴阳两鱼之间明确不变的对流线；曾铖因着给予李选的精神明朗而成为阳鱼之所在；张立均因着赋予李选的精神阴霾幽暗则是阴鱼所在。然而太极图对宇宙的认知并非是一种平面的存在，阴鱼和阳鱼的另一面则是彼此的反面，亦即张立均的隐晦、迷离实际上亦是一种真诚真挚的排他性情感的存在，而曾铖所谓的明朗舒朗的印象也只不过是虚拟空间的对于现实灵魂悬浮的功能性美化而已。

世界多样，人性从来则是幽深迷离的复杂。当一场激进突进而长久的心灵混战终于落下帷幕时，我们发现这场心战混战并无胜出者，几乎所有被卷入的人都是带着累累的伤魂离开战场，每个人的日子是依旧是原来的样子，并未有所改变。弋舟的隐忍，甚至有些至死意味的隐忍，在作品中体现为承受着莫大精神伤痛对李选，张立均，曾铖三人情感孤独体无完肤地解析。《我们的踟蹰》中，弋舟甚至不满足于这种情感纠结发生在这三人身上，精神无解之隐痛附着于三个人的灵魂里，他还设置了两个他者以冷静、理性至无情的解读彻底摧毁了张立均、曾铖对爱情的虚妄。摧毁了两个男人的爱情虚妄，也就是摧毁了李选对于安妥性情感的奢望。

张立均的情人黄雅莉对于张立均与李选暧昧情感的理性剖析，无论是对李选的理性判断还是对张立均的逻辑认定，都是人之孤独的一种极致状态的一览无余地摊开。因着这个时代，李选与张立均彼此无疑是十分很重视自身关注点的，而这种过于强调自身恰恰背离了爱情的原本核心——彼此基于对方的共同关注。曾铖的前妻戴瑶对他与李选的情感纠结亦作了类似于黄雅莉理性的直指本质的分析。戴瑶一针见血地指出曾铖对于李选无关爱与不爱，只不过是自尊心在作祟。与之同理，其实张立均对于李选，亦是男人自尊心挂不住的一种愠怒。戴瑶进一步指出曾铖灵魂的悬空状态，并指出一个女人不能为这样状态的男人粉碎自己固有的世界。两个超然于世的女人，不温不火地刺穿了男人固有的自私与狭隘。黄雅莉和戴瑶以温柔淡定的方式替代弋舟关于爱情作了最冷酷无情地揭露，即这个时代爱情不可能存在的至死阐述。

作为时代精神存在的聚焦者与凝铸者以及通透的认知者，弋舟的小说在表达上很克制，克制于人之精神存在伤感的深度力度极度之境的展开与极尽极致探究。于是克制在文本中延宕为美学意蕴的隐忍，这种隐忍的前提是冷静与理性，置身处外的透彻。弋舟的作品，总是在表述一种深度精神创伤过程的展开与痛感的无限延展。读着弋舟的作品，脑海中不由得出现《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影子，大约是他们气质上的相通吧。弋舟如同朱先生一样苦苦追求着人之为人的理想存在，却在创作中承受着无法摆脱的如同朱先生一样的黯然伤魂。如同陈忠实先生将朱先生对于天下苍生精神安妥的怜惜，隐于朱先生对于正在演进的历史的冷漠之下，弋舟亦把对一个阶层的理想情感空间的求索，隐藏于求索之无解无果无尽绝望之下。

弋舟总是以莫大的热情、有情不离不弃地追寻与求索理想精神的存在姿态，同时又一次次深入、力度、强度地剖析解析着这种无果无解的伤魂性存在。因着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对精神存在的热望与并不存在的理想，他将这种纯粹化作了文本性难以挥去的无情与冷酷，因为所有的结局在弋舟看来最明白不过。在弋舟的很多作品中，我们只要从文本整体性把握就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伤魂都是呈现为一种暗自潜藏的烈度的蓄力与递进。弋舟是美院毕业的，作品亦有足够的留白以突显精神之伤魂伤神，以留给读者严肃思考和小说震撼无限延展的空间。《跛足之年》、《蝌蚪》、《被远方退回的一封信》、《礼拜二午睡时刻》、《出警》等等无不如此。尤其是《刘晓东三部曲》从《等深》到《而黑夜已至》，到《所有路的尽头》，对应的是人之精神的崩溃：“失踪——惨死——弃世”，更是一个中国式精神性伤魂的力度烈度震撼性递进过程的呈现，作品亦浸透着弋舟隐忍性绵绵无绝期的忧伤。

安妥：价值坚守形式妥协的智慧

《我们的踟蹰》面世以来获得了蝉联而至的好评，体现着弋舟文学价值坚守与形式妥协的“运营”智慧。弋舟无疑面对目前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相关问题时，亦是一种警惕的忧伤。他一方面坚守着文学价值的“根本”，同时又不得不去在乎“庸众时代”自己作品的受众程度。从首部长篇《跛足之年》到《我们的踟蹰》，弋舟完成了文学创作与时代性气质的完美融合甚至契合的探索，《我们的踟蹰》确定是一种创作策略性调整的完胜。但对于弋舟而言，或许他更看重《跛足之年》及《蝌蚪》，所以他对读者强调要阅读他的作品，应该从《跛足之年》开始。或许，这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浅薄与荒诞一种呈现。

从《我们的踟蹰》文本构建上考量，小说无疑是一种流行的简明性构建模式，以“踟蹰”这个富于古典美学意义的意象为起点，构建了“踟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推演、解读及涵盖诗意、情节、细节、理性的故事支撑。文本无疑是一种虚构，虚构了中产阶层世俗的情感纠结，却依旧是一种不失真性的虚构。它以女性的犀利刺穿了这个阶层男性的某种固执的虚伪，刺得鲜血淋漓。弋舟在后记中明确表示，作品绝不是谴责，只是一种唏嘘或喟叹。事实上无论对于李选，曾铖还是张立均，从一个更广阔的视域里考量，他们也不过在求索生命之精神的安妥而已，他们无不是在这个世界里为自己争取一种更为安妥的存在方式或姿态而已。对于他们是无需谴责的，只不过是这个时代太容易让人迷失本真罢了。

这部小说应该是弋舟胸有成竹的作品，或许应该从开始迅速抵达终结点，事实上弋舟极其艰难地到达了终结点。这种艰难源自于他太过于清楚这个时代，太过清楚人们自己演绎的又难以控制终局的所谓爱情故事，因为清清楚楚而又无法把握最终伤感伤魂。这部小说，对弋舟而言或许只他是向社会现实生活倾斜的游弋，然而却因精解了这个时代，凝练了物质时代不甘寂寞的灵魂动影，因而揪住了这个时代的读者。事实上，揪住读者或许只是弋舟所抛出的“爱情”的幌子。文本的纠结实际上无关爱情，爱情在这个时代是否存在，或许弋舟也是质疑的。

弋舟在文学价值根本与世俗精神需求浅薄的夹缝里，出人意料地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确定无疑对读者具有引领性的文本表达的路子，并且成功地牵引了读者。如此之疯狂时代一个作家要实现创作建树，完成对文学属于自己的认知和应对市场的策略，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选择，甚至很多作家将重心寄于后者。弋舟的作品是文学高智慧意义的对时代性的穿透与克制的精神解析，而这也是他文学创作内质性的动力系统。前者是原创性创造力的形成；后者是弋舟创作与时代互动关系的理性选择。

弋舟创作的克制与隐忍，在于文学与市场双重沉重之间开辟了自己轻盈的对读者引领性进路：以文学本源性引发人文主义者对自身及时代的严肃思考；以无情之有义、深刻之浅显满足大众读者对时代之身同感受及同质体验。弋舟以文学认知的通透确立了作品的高度，同时以克制的表达构建了文学的“两条腿”：基于文学自身的恒性精神价值；基于受众浅层性需求的市场价值。在这个时代，大凡取得成就的杰出作家，大都“两条腿走路”，即便是摘取了文学诺贝尔奖的莫言，其创作亦有如此历程。这是这个时代一个作家直面现实的必然选择，安妥性策略。面对这个时代文学存在的强势逻辑，弋舟如同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选择了反抗与妥协。基于文学的本源性价值，他选择了精神冒险式的反抗；基于创作者自身的难以挥去的对于时代的寂寞与孤独，他选择了凸显文本克制的妥协。关于人的终极美学意义的存在——孤独之一统，无论是弋舟的长篇还是其相当数量的重要的中短篇小说，“孤独”无疑是其小说的“真魂”，甚至中短篇小说的精神刻画更为饱满更具艺术延展力、震撼性。善于直击并深入透析人之本质精神孤独的弋舟，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忧郁的精神孤独者，他是文坛众声喧嚣中的伟大孤独者。如果说刘晓东是这个时代喧嚣中伟大的人文主义孤独者的话，那么《我们的踟蹰》则是这个时代一种世俗的孤独，更切入大众精神趋向的孤独。

或许因着基于文学本源性价值的《跛足之年》，自己较完美表达的《蝌蚪》的被忽视，他不再“固执”，他后来的长篇选择了小制作策略。当依旧属于小制作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获得了空前的重视和热议时，这种智慧的克制，面对普通读者的妥协，安妥性策略之下的创作在一片喧嚣中获得了实质性（现实意义）的成功。

这种创作形式的妥协性选择，或许是弋舟最为不齿的，但同时又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我们的踟蹰》可视为向世俗表意性的形式上的妥协，在文学追求及文本内质层面依旧坚守。弋舟对当下的创作环境有超乎寻常的清醒认知，他不愿随波逐流，他构建了完全属于自己创作之路，一条永葆文学高贵精神的创作之路。

期待：完全打开自我的创作新高

或许在这个时代，苛求本身是一种罪过，但对于寄托着代际厚望，已经突进至一线前沿的作家弋舟而言，似乎这种苛求又是必须的。

与同代胸怀野心的作家相较，弋舟无疑是传统与现代较为完美的融合者，他的创作更是谨慎而有效的突进。对于更多的70后或更年轻作家而言，则似乎是一种更为急切的“莽撞”、“冒进”或“盲动”。《我们的踟蹰》中的人物，虽是一种精神态真实的存在，却远远没有超出弋舟的设计而更具生命活力；同时弋舟在文学与市场之间构建了对读者的引领性的清晰的理性“虚构”，使读者的止步于沉溺于自己的文本界定，这亦是过于理性的克制，从长远看掌控读者的试图未必完全是好事。

这种过于智慧与克制的理性精神解析，从时代性市场意义考量，无疑是一种成功的战略部署。但换一个视角认知，这种策略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弋舟更显著的文学价值的创造创建，影响了更具时间性考量的更重要作品的面世。一句话，这只是弋舟还未完全打开自己而彰显其艺术能量的一种创作时态与姿态。

或许在这个时代，人无法达到生命的诗意状态，无法摆脱焦虑与困境，但弋舟依旧不会放弃对理想精神姿态的求索。他一直在着力地营造着生命的诗意，并且以属于自己的诗意精神姿态去对抗着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空前的“烟消云散”。或许这原本就是源自弋舟生命本身气质的某种类似于卡夫卡的情绪凝固或寓言性的设定，在这般凝固与设定之下，弋舟将难以逃离对时代的伤感。

尽管如此，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泡沫性”繁荣，我们依然期待弋舟更经典更有分量的长篇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