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最先看到的是树。一棵棵，一行行，树干笔直，高大，挺拔，树冠如盖，浓荫匝地。车子一路上都在初夏的阳光里穿行，一在树林边停下，我们便鱼贯着钻出铁盒子，冲进了浓密的树荫里，兴奋得像寻常的访景者一样，想要尖叫，想要上前去搂抱那些大树。

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些人站在树下，还有人源源不断地赶来，但人们一个个都静默着。我站在树荫下，扭头看了看四周，只好收起喉间奔涌的冲动。树下砌了圆形的水泥台子，水泥台子不高，显然是专门为了保护那些树特地垒就的，尽管已站到树下，树干伸手可及，便也只好收起已然举起的双臂，摊开双手，看着近在咫尺的树干，用目光去估摸，即便选择最小的一棵，单人环抱也是不可能的。水泥台子边的青草里立着黑色底子金色字体的告示牌，在青草的衬托下，牌子几近切地，也就摊开来正被人翻阅的书页般大小，上面写着树的名字和大致的树龄，小的不下一百年，大的超过两百年，都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树了。树也都被修过枝，只留下高处细小的枝丫。细小是相对于身旁的树干而言的，也可能只是我站在树下仰望时产生的错觉，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枝丫间的亲昵，一点也不影响密密匝匝的树叶相互联手，把树下的空隙变成浓荫。树与树之间的空隙都很宽大，最小的起码可容大卡车通过，大的地方则可以修房筑屋——其实不用筑，现在的林子本身就是一间天然的大屋。

枫林屋。最初听同行的朋友说起时，我以为它就是这个名字。朋友显然不是第一次遇见有人这样误读，笑呵呵地补充说道：是山坞的“坞”！看——四周都是山，就这里是一块平地，所以叫坞！

沿着朋友手指的方向，我接着便看见枫树林尽头、靠近山脚的地方立着的司令台。1934年11月23日，方志敏就站在司令台上，台下的枫树林里站满了即将出征的士兵。

那是中国革命所经历的一个重要时刻，也是方志敏个人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面对这样的时刻，方志敏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天，他站在司令台上慷慨激昂，他说：“为了可爱的中国，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就要离开亲爱的苏区了。目前革命虽然受到了挫折，但是，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相信久经战斗的闽浙赣人民一定能克服困难，坚持斗争。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还要回来。这一天，决不是很久远的将来。”（《中共横峰县地方史》第一卷）之后，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便和战士们一起，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去开辟新苏区去了。从此，再也没回到枫林坞。

我穿过枫树下的浓荫，一步步向着司令台走去。方志敏最初是出现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现在，忽然感觉变得如此贴近，仿佛就立在眼前，四周静寂，耳边萦绕的是他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话语声。那一刻，我又一次禁不住举起了手臂，想要振臂高呼，就像八十多年前枫树林里站立的战士们一样。只是现在，已无法想见八十多年前的那个冬日是否也和今天一样阳光明媚，无法想见八十年前的枫树林是否也和今天一样树冠如盖浓荫匝地，甚至也无法想见司令台上的方志敏心底涌动着的是怎样义无反顾的豪情。

那也是方志敏最后一次站在枫林掩隐的司令台上。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到七倍于我军的国民党部队的追剿，损失惨重；1935年1月底，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后被囚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看守所，他严词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实践了自己“努力到死，奋斗到死”的誓言；1935年8月6日，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三十六岁。

枫树林右侧，是一个村子。七拐八弯地穿过长长的巷子，我们来到一幢一字形土木结构的平房里。那是中共闽浙皖赣省委机关旧址。在那幢民国时期建成的老房子里，我看到了一间陈设简单的屋子：一张架子床，一张大方桌，两把座椅，四条长凳。那也便是方志敏担任省苏维埃主席兼任省委书记期间的住所。屋里的光线有些暗。房屋的墙壁上，当年粘贴的苏区报纸还在，只是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洗礼，报纸已呈现出淡黄的色彩，但字迹却依然清晰如初；床上的蚊帐被钩子揽向床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仿佛床的主人刚刚起床离开；大方桌、座椅、长凳一律靠放着，凳子、桌面被擦得一尘不染，微暗的光照下隐约映照出晃动的人影，似乎有人刚刚起身离开，或者随时会回到屋子，在凳子或者座椅上坐下去。房屋前的院子里，有一片芭蕉林。同行的朋友说，那是方志敏亲手栽下的。栽下时只是一株，每年春天一到，芭蕉林便开始返绿，并且长出新生的芭蕉，现在早已蔚然成林。我静立在院子里，禁不住想起杨万里那首著名的《咏芭蕉》来：骨相玲珑透八窗，花头倒插紫荷香。绕身无数青罗扇，风不来时也自凉。

去江西葛源镇的时候是在初夏。时隔多日，我依然时时想起那片枫树和芭蕉林，想起如盖的树冠下大片的阴凉。想起的时候，就仿佛还站在枫林坞，与那些枫树和芭蕉林站在一起，从未离开。

枫林坞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