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攀枝花抵达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是一段两天两夜的距离。6年前，准确地说，自2011年10月至2014年4月，我每年都要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处的攀枝花出发，沿成昆线乘坐13个小时的火车到成都站，然后候车5小时，再搭上耗时18小时成都开往武昌的列车，最后打的到武昌东湖路翠柳街1号的湖北省作家协会，参加“湖北省首届长篇小说重点扶持作品”座谈会。其中，2011年就往返了两趟。两天两夜昏天黑地的行程，真是苦不堪言。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市龙湾镇，民俗风情淳朴，巫风盛行，至今还流传着“九桥十庙三宝塔，铜头铁尾篾扎腰，三鸦鲁港红石桥，七里三分一龙条”的神奇传说。那传说里的“七里三分一龙条”就是我的出生地——龙湾镇。

龙湾，不仅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的“龙湾古华容遗址”，还有由庄子的“鼓盆歌”演化、流传至今的“打丧鼓”风俗。这一专门超度亡魂、抚慰生者，仪式感尤为肃穆、庄重、神性的“打丧鼓”，早已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父亲、祖父，还有江汉平原许许多多的民间土著丧鼓艺人们，一代一代地游离在生死之间，用伦理孝道的丧歌和接天通地的黑色鼓声，超度亡魂。我的长篇小说《黑丧鼓》，就是取材于“打丧鼓”的风俗，换句话说，《黑丧鼓》里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歌师鼓手们，都有我父亲以及父亲的徒子徒孙们的影子。

因为我是“湖北籍”，而且，我将要动手写作的长篇处女作《黑丧鼓》，又属于正宗的“湖北重大题材”。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淘汰，我终于从近300个选题中进入了前20名的“重点扶持”。从此，火车带着我，开始了穿越时空、穿越三省（川、陕、鄂）的长途跋涉。

昼夜颠倒的时空，除了身体的疲惫，更多是心理上的煎熬。老实说，每回从攀枝花出发，我都是揣着一火车的梦想，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时候，我过得很不顺，生活穷困潦倒，连出租房也只能选择在远离攀枝花市区的大山脚下的农房，文学创作也处于瓶颈期。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遭遇了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长篇小说。是的，遭遇，我遭遇了长篇小说。然而，生性不服输的我，骨子里想的却是，非要把这“遭遇”化作“幸运”……每次乘坐火车返回攀枝花的途中，我都被一种无形的压力打压着，以至于暗暗后悔：人到中年，怎么会摊上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呢？却又心有不甘，兀自踱到车厢的连接处，透过总是蒙着一层雾气的玻璃窗，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灯火或是风景发呆。往往这个时候，对，就是这个时候，埋在心头的希冀就会虫子一样地爬出来，然后变成一根食指，对着玻璃窗——写下三个遒劲的大字：黑丧鼓。玻璃上那层薄薄的雾气，好像就是专门为我板书“黑丧鼓”的。一块玻璃窗写满了“黑丧鼓”，我又会跑到下一块玻璃窗上，写，直到我乘坐的那节车厢连接处的四块玻璃窗上，都满满地留下我的“指书”：黑丧鼓。

火车轰隆隆地一路呼啸而过，穿越山川、河流，穿越黑夜、白昼。凝望玻璃窗上的“黑丧鼓”，我的脑海总会像过电影一样地闪现一些镜头：

镜头一：某年某月某日。湖北省作协会议室。30名主创作家答辩会抽签之前。会议主持人说：经过两轮专家评选，从近300个选题中选出了30名作家的30个选题。这说明今天在座的30名作家都很优秀、很不容易。但是，按规定，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的答辩会中，必须要在30名作家中淘汰10名——只有20名作家进入三年的“重点扶持创作”阶段。现实很残酷。

镜头之二：某年某月某日。湖北省作协会议室。20名主创作家创作进度汇报会。会议主持人说：20部作品最终只选出10部作品出版。由专家评委投票决定……

这些随着颠簸的火车不停闪现的镜头，总是时不时地给我提气、鼓劲，并一次次地令我树起自信，写好《黑丧鼓》。

不时地，总有吸烟或活动筋骨的乘客，在火车车厢的连接处来回走动，走着走着，都会停下步子，愣愣地看着我写在玻璃上的“指书”，怪怪的眼神里，我读出了许多想象得到也想象不到的内容。

火车玻璃窗上“指书”的“黑丧鼓”，只须轻轻哈上一口气，就会被淹没。换句话说，跟我一起竞争10个名额的那19位签约作家，任何一个作家不用吹灰之力，都有可能将我淘汰出局。是的，这分明就是一场格斗。轻“敌”、慎“敌”的心理，包括我，或多或少地都存在。

4年间，我每年都会有一次意义一样、目的地相同的远行，而每次从攀枝花抵达翠柳街1号，或从翠柳街1号返回攀枝花，我的心境都会大不相同。而火车玻璃窗上“指书”的“黑丧鼓”，却依然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派头：坚毅，挺立，不可战胜。

回到攀枝花，确切地说，是回到攀枝花市区郊外公山湾不到10平米的出租屋里，我总要恍惚、虚脱一阵子——这种特殊的“休整”方式一直缠着我。几天后，待缓过劲来的我，又不得不打开电脑，开始每天都在重复的劳动。那时候我才知道，写作长篇，除了需要毅力、定力、心力外，体力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保障。作家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什么技巧啊，创新啊，都成了文本的身外之物。

《黑丧鼓》终于画上了句号。我虽没有像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那样，有一支圆珠笔，可以狠狠地扔出窗外，但我完全能切身地感受到，路遥那些年《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悲与喜，苦与乐、重与轻、有与无的交织和妥协。

2014年5月中旬，我接到湖北省作协通知，到武汉参加湖北省作协举行的“重点项目长篇小说新书首发暨影视推介会”。当然，又是坐火车。又是在车厢连接处那一块块透明的车窗玻璃上，或者是惯性使然，或者是情不自禁，总之，我会伸出右手的食指，戳着，刚强地，也是柔软地，“指书” 三个字：黑丧鼓。只是这一回，我多写了一个书名号“《》”，把“黑丧鼓”框在了里面。作品跟人一样，都有着各自的命运和归宿。2015年，《黑丧鼓》被四川省作协推荐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同年11月，在三年一届的四川文学奖评选中，《黑丧鼓》获得第八届四川文学奖。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四川文学奖的获奖代表发了言。

“黑丧鼓”或者“《黑丧鼓》”，我敢说，这是中国铁路上独一无二的“指书”，也是绝无仅有无法留存的“手迹”。可是，谁又曾想过，这带着我体温和心迹的“指书”，却让我在“天”“地”“人”、“生”与“死”的道上穿越、涅槃了一回。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