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早得知作家张雅文要写一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报告文学，是第九次全国作代会期间。听到她的采访计划，大吃一惊。年逾七旬，曾做过心脏大手术，仍旧热情饱满地投入到“行走的文学”中。她的激情，她的坚毅，她的担当，感动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在那之后，我一直惦记着这部“大书”，这样的题材是我们的文学少有碰触的，却又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一大痛点。这些阳光背面的孩子，他们如何走向深渊？他们能否获得新生？和刚刚结束采访的张雅文交谈，能感觉到她难以平复的心绪，几个月来观察、采访、思考，让她感觉到一种特别迫切的力量在推着自己前行。

刘秀娟：之前听您讲过这个题材的创作计划，感觉是一部需要花大力气的作品。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观察和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您自己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

张雅文：我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由来已久。当年，我的孩子还小，我家住在北方一座小城的城乡结合部，治安很差，是当时有名的“贼城”。我邻居家的好多孩子都因犯罪被判刑了。有的就在我先生工作的法院判的，我家左边邻居的孩子被判了4年，右边邻居的孩子因盗窃被人杀了，再右边一家邻居的孩子在法庭审判时跳窗逃跑。我每天提心吊胆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不许他们出去玩耍，很怕他们学坏。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他们犯罪与环境与父母的管教有着直接关系，犯罪与否仅一线之隔。小孩子懵懂无知，大人稍一放松，他们可能就糊里糊涂地犯罪了。

青少年犯罪问题很严峻，我希望自己能创作出一部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作品。我采访的是大墙内的青少年犯，思考的则是大墙外更多的年轻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家强。我不是出于猎奇的目的，而是本着一位母亲、一位作家的良知，来对待这次采访和创作。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刘秀娟：您从什么时间开始采访？跑了多少未成年犯管教所，采访了多少人？

张雅文：我是从2016年12月8日开始采访的，前不久刚刚结束。前5个省市是先生陪我去的，后来家里有事，就我一个人跑了，去过上海、浙江、广东、广西、云南、陕西、内蒙、河北、山东、黑龙江、北京11个省市的未成年犯管教所，以及山东和黑龙江的两所女子监狱。这半年来采访了未成年犯、监狱干警及未成年犯亲属等大约200人。

刘秀娟：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您的感受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能简单给我们描述一下您所经历的一些细节吗？比如，这些孩子会不会抵触作家的采访？

张雅文：这是我创作30多年来，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一连数月，我走进监狱，倾听一个个少年犯的故事，真是痛心。每天与那些满脸稚气却背负着抢劫、杀人、强奸、运输毒品、组织卖淫等各种罪行的少男少女面对面地交谈，倾听他们讲述犯罪经历，探寻他们心灵深处的脉动，确实是难以形容的触目惊心。

说起来，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揭开自己最痛苦的伤疤，触痛他们最隐秘的心灵深处，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每当看到那些少年带着惶惑、迷茫、甚至抵触的眼神走进来，我就像他们祖母一样伸出手去，握着他或出汗或冰冷的小手，亲切地唤他：“孩子，别害怕，坐下来，跟奶奶讲讲你的故事。”有的孩子渐渐放松下来，有的孩子却紧张得浑身发抖。有的孩子向我敞开了心扉，有的却低着头迟迟不肯开口。有的少年讲到痛心处，忍不住大哭。看到他们哭，我也跟着哭。他们跟我孙女的年龄相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

这些少年虽然犯了罪，有的甚至是命案在身，可是他们的错误人生，让我这个老母亲、老作家不能不深思，不能不发出叩问：这些天真少年，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到底是谁之过？

刘秀娟：从您简单的介绍中，我能感觉到您的采访涉及到各种类型的未成年犯。虽然个体的不幸各不相同，但是这个过程中，您一定也在思考一些共性的问题，肯定也努力去挖掘、分析、概括犯罪的原因和根源吧？

张雅文：这是一个很深刻、很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清楚的，更不是我这个作家所能阐释明了的。我只能谈谈采访中遇到的各种令人惊怵的案件，以及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是社会大环境，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遭到破坏，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扭曲价值观，这是我们整个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做人底线，人性中的贪婪与恶念，像魔鬼似的疯狂肆虐。采访中我发现，很多孩子犯罪的教唆犯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父母。我采过的一个犯罪少年，父亲因贩毒被枪毙，母亲被判死缓，他完全重复着父母的犯罪人生，因贩毒被抓不久，女友生下一个男婴，而他才17岁。他与父亲惟一不同是他犯罪时尚未成年，因此没有被判处死刑，但是要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我还采过一个女孩，父母组织妇女卖淫，逼迫未成年的她寻找卖淫的少女。结果，女孩因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父母分别被判处十年半有期徒刑，一家三口全部被关在监狱里，母女俩的监狱只有一墙之隔，少女却拒绝见母亲，将母亲的来信全部撕掉，一封不留。这样的案例并非个案。我采访到好几对父子或母女分别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除了家长教唆之外，村、屯、乡镇组成犯罪团伙也是一大特点，如制毒村、贩毒村、制假村、抢劫村、利用幼童盗窃村……法律上，未成年犯盗窃不会被判刑，有些人就利用孩子去犯罪。一个刚满15岁的制冰毒少年犯，出生在制毒村，他们村里几乎家家都参与制冰毒，他是被亲属拉入伙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健全的家庭关系：母离异、单亲家庭、留守儿童、隔代抚养、母爱缺失、溺爱或暴力等诸多原因，都是导致未成年孩子犯罪的重要原因。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说：问题孩子的家庭，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生而不养；二、养而不教；三、教而不当。

我采访过一个少年，因强奸后掐死邻家一女童而被判刑。我问他掐死女童时害不害怕？他说不害怕，他还在女孩床上躺了半天呢。我问他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我觉得这个少年对他人的生命毫无怜惜之意，是一个冷酷无情、毫无人性的家伙。然而，当我问到他的父母时，他却突然号啕大哭，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起身将他搂在怀里，让他趴在我的胸前，他大哭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出这样一番话：“俺、俺妈太苦了！俺、俺爸天天打俺、打俺妈，往死里打！俺爸就知道喝酒、赌博……俺被抓进来不久，俺爸也被判刑了，电信诈骗……俺死了都无所谓……俺最心疼俺妈……呜呜……”没想到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少年，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柔软的心，可见本性也许并非恶魔，是家庭点燃了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他如此无视他人的生命，正是源于其父亲同样无视他和母亲的人权和生命。

刘秀娟：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少年犯》，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初青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曾轰动全国。相比过去，您认为现在的青少年犯罪有什么不同的特征？

张雅文：一是暴力犯罪增多；二是网络环境成了一个很大的诱因。这二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我曾采访过一个少年犯，他从小遭受父亲家暴，最终走上施暴的道路，最后致他人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少年，他对我说出这样一番人生感悟：“我从小遭受父亲的暴打，懵懵懂懂地觉得，父亲打我就因为他强大。稍大一点，上网又看到网上游戏全是打打杀杀的暴力，发现只有强大的暴力才能打败对手，才能成为强者；在学校，只有身强力大能打架的人才能称霸；社会上混成老大的人，全是心狠手辣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物。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只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直到进了看守所，我才第一次发现用暴力解决问题不行了，才第一次发现能用法律来解决不公的问题。”他没有讲出多么高深的理论，却道出了一个少年深受暴力伤害与影响的切身体会。

好多辍学的少年都是从网吧走向犯罪的，上网要用钱，吃饭要用钱，喝水要用钱，上网购置“高档装备”要用钱。总之，少年没钱了，几个网吧结识的哥们儿一商量：“抢！”犯罪就从这里开始了。人所共知，网瘾已成为中国少年的一大公害。一个醒悟的暴力犯罪少年，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网络暴力害了我们这一代人。”

刘秀娟：社会环境也好，网络环境也好，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变。对孩子来说，健全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最不能缺失的，它能给孩子提供一层“保护膜”，让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有判断、自省和自救的力量。您接触了这么多孩子，对这个问题肯定也有自己的思考，作为个体，我们应该如何尽可能地防范未成年犯罪？

张雅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采访中，几乎所有的犯罪少年都会说出这样的话：“没想到会犯法……”“想到犯法，但没想到会判这么重……”几乎个个都是法盲。所以，家长和学校不能光盯着分数，首先要教育孩子，要懂得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将来他们才能成为一名守法的公民。

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只能根据采访中遇到的普遍情况，向年轻的父母提两点建议：

第一，切记不要过分宠爱、娇惯孩子。采访中我发现，相当多的犯罪少年都是从溺爱开始的，无论是父母还是老一辈，都毫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一切欲望。毫无判断能力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世界就应该这样，以自己为中心，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当他不能得到满足时，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第二、初中是孩子的青春叛逆期，是人生“转型”的关键时刻，好多未成年犯都是在这阶段学坏的，辍学、上网、结识社会混混，混入各种少儿不宜的场所……希望父母要陪伴孩子度过这段青春期。

另外，尤其要预防成年罪犯有预谋地利用孩子的单纯善良实施犯罪。比如：上火车时，让未满14周岁的孩子捎带毒品；让孩子寻找卖淫对象；甚至让其充当打手，等等。总之，青少年教育问题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应引起全社会高度的、全方位的关注，避免悲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