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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故事

来源:文艺报 | 王占黑  2017年07月12日07:11

王占黑:1991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品发表于《芙蓉》《山花》等报刊。

敏芳嫁女儿那天,她的杂货店竟然还开着。这一头大家张望着新毛脚,抢喜糖,捂起耳朵听炮仗,只听得敏芳尖厉的叫喊和笑声在楼道里上蹿下跳。另一头是静悄悄的车棚,里面黑着不开灯,不开电视,躺椅上也没有人,外头坐着赵光明,穿着旧塌塌的蓝大褂。偶尔有人路过顺包烟,赵光明就把身体伸到黑里去,摸出一包烟来,钱放在玻璃台板上,回身坐好。又有小孩来买东西,他稍稍站起,从门板上挂着的一串串零食里摘下几包分给他们,放好钱,继续坐着。

我想起好几年前,也是在这两片门板下面,敏芳和几个常在小店嗑瓜子聊天的女人追着赵光明暴打的情景。她们轮番叫骂,把瓜子壳扔到他身上,一有人来围观就冲着他们抱怨,这个外地人噢,夜里专门在店门口小便,泥心吗,要面孔吗,臭烘烘的叫人怎么做生意。赵光明被几个女人一把抓牢,弓着背,身上穿着那件“随心订”的蓝大褂。他听不懂本地话,用自己蹩脚的川普又解释不清,满脸尴尬。其实很不巧,他刚来那会儿,小区里对送奶工已经有了抹不去的坏印象。

很早以前,每家每户墙上都安着一个奶箱,上面拿记号笔写了门牌号,老远望过去,外面一个框,里面一个框,好像人人家门口都挂着一只巨大的麻将牌“白皮”。每天送奶工从中间的小门放进去,我们开外面的门取出来。白雪酸奶是喝完要把玻璃瓶放回去的,小盒子和小杯子可以带在上学上班路上,喝完扔掉。每个小区有一个送奶工,通常是外地人,穿着大褂,挎着小包,标配一部三轮车,而这些发生在大多数人还没醒的时候。到了月末,他才会准时在晚饭点敲敲门,一把懒骨头粘在防盗门上,看一眼客厅,哟,今天吃青椒塞肉啊,然后问你讨下个月的奶费。他会拿手指头沾点唾沫,拎着一只角撕发票给你。有时他会送你一个杯子,一个冰枕,送多了大家就会主动问他索要,哎,这个,最近来点礼品不啦。他只尴尬地笑笑。

某一阵起,敲门收奶费的面孔不太固定了,有时每隔一月就换一个。问起原因,新的面孔会说,工资太低他不干啦,或者他回老家啦,甚至还有人悄悄凑到你耳边,你不晓得,上一个携款潜逃啦。伸出一根手指朝上比画着。大人就叉着双臂说风凉话,哎呀,一个小区才几个人头,这点钱偷去有啥意思啦。可是毕竟天天打交道,总换来换去难免让人不安心,虽然这交道除了月末见一次,每个早晨都是毫不察觉的。再后来,牛奶老是丢,一开箱,31号的牛奶怎么没有啦。或者不准时,几个上班早的人,出门前看不到牛奶,就光火了。加上鲜奶渐渐可以在超市买,在早饭摊买,到赵光明走马上任的时候,订奶这件事早已不时新了。

老小区的车棚,都不能叫做车库,只够拿来停放两个轮子的车。这么小的空间,后来竟也被开发出了各种用途,剃头店、棋牌室、牛肉饺子摊、杂货店、水果铺、二手书碟片屋。好像整个小区变成了吊脚楼,地面上却撑起了错落的集市,每一处都是要塞,也不免聚拢起一群消度日脚的闲人。再不济的,就是给孤寡老人和外地人住。赵光明刚来的时候,就住在敏芳杂货店对面的车棚里。他的屋子朝南,一张木板床,一个煤气罐,设备少到竟让车棚显得出奇的宽敞。衣服借晾在一楼窗户下面,要方便就去大门口的公厕,正对面的白场上停着他的三轮车,周围簇拥着别人家的汽车。

再一次见到赵光明,他正在我家对面安一个奶箱。四个螺丝一拧,这只白皮就从此粘在墙上了。“哎,你好。”他主动朝我和老王笑了笑,鼻翼就沿着巴掌肉的两侧塌散开去,撑开了一脸褶子。脸又黑又扁平,眼睛里透露出劳作的浑浊。一件蓝大褂底下露出澡堂拖鞋,表情天生带着一种不好意思的老实人气息。

“师傅新来的?”

“是嘛,刚来。”川普迎面而来。

“现在订奶的越来越少喽。”

“就是嘛,就是嘛。”赵光明的褶子又撑开了。

“上回那个怎么不送了?”

“我也不晓得撒。”

并没能打听到什么新的丑闻,只见他匆匆地骑上三轮车去下一栋楼了。

自那以后,就常常能在小区里见到他了。在过道上端着饭碗,看报,剪脚趾甲,晾衣服,挤在杂货店门前的人堆里消闲,但他不聊,只傻笑着听,别人打趣他听不懂,他也还是笑。工作的时候,他从不倚着别人家的防盗门,即来即走,一旦有面生的扯开几句,他又立刻就笑开了。

“师傅你姓啥?”

“我姓赵。”

“曹操的曹啊。”

“不是不是,赵子龙的赵。”他就立刻笑开了,褶子像老房子墙壁上的爬山虎,恣意地爬满了一整脸。

赵光明不耍滑头,不扯瞎话,渐渐被大家接受,更高兴的是,小区送奶这件事也终于稳定下来了。惟有敏芳杂货店门口那几包嚼不烂的母瓜子还在嫌弃,她们总是把他随地乱小便的事拿出来奚笑。但是据早起晚归的人说,敏芳开门关门的时候,赵光明常常跟在后面扫地,搬凳子,拆门板,装门板。地上没有别的,只是密密麻麻的瓜子壳、话梅核。

知道赵光明脾气好,力气大,总有人来找他干活。煤气罐搬不动了,就喊,光明啊,来帮我一下。买菜拎不动了,就喊,光明,我在你这里放一下,意思就是让他帮着拎回去。回头再意思一下,出门特意在车棚停一停,带去一瓶酒,一包花生,一坛酱菜。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叫什么,谁也不想知道,只要他穿着蓝大褂子,骑着三轮,在小区里住着,他就是赵光明了。

有一年夏天,赵光明局促的小屋里来了一个男孩,随之也多了一台摇着天线的电视机。两人穿着一样的汗背心,老远看过去,一个黝黑的身体撑满了它,另一个呢,背心在瘦白的身上晃荡来晃荡去,好像搭着一块干毛巾。早上一道送牛奶,中午一道在白场上端着饭碗。到了三伏天,车棚里是很闷热的,他们就搭了广告伞,搬来一条长板凳,躲在荫头下面吃饭。

有人路过就骂老子,“光明啊,儿子来了还不吃的好一点!心疼不心疼!”

赵光明就从饭碗里扬起他的脸赔笑,“晚上吃,晚上吃。”然而,晚饭还是这么吃。

在广场舞尚未来临的那些年头,夏夜的敏芳杂货店一直是各路闲人扎堆的大本营。吃过晚饭,人们挑着牙签,往口袋抓一把瓜子,从各自车棚里拎出一只骨牌凳,一只老藤椅,或者干脆站着,一字排开在小店过道的两边,我把这些人叫做“卖不掉的甘蔗”,一根根东倒西歪地倚在墙边。兴国爷叔,小区里出名的酒鬼,带着几个小酒鬼围聚在杂货店,常把老酒花生米搬到外面来,咪上几个钟头。他们有一话没一话地搭着,打听当天的邻里新闻,顺带巡视下班经过的人马和他们车篮里的菜。

赵光明就是混杂其中的一员,这里成了他最好的社交场所。他领着男孩坐在其中,已经能懂一些方言,他笑得更投入了。老子负责在一旁傻笑,儿子则腼腆地呆坐着。不知谁问起妈妈来,赵光明笑得有点僵,好像要把自己隐进笑声后面去似的。母瓜子们得知赵光明没有老婆,一下炸开了,急得直跳脚,嚷嚷着要给他张罗一个新的,那动静简直要让全小区都知道她们的善良和热情。

“光明,你就说你要个啥样的,阿姐给你搭桥。”

“要不得,要不得。”

赵光明吓得两只大手举过胸前拼命摇着,身体却在往后缩,一脸褶子也跟着缩回去了。过了一会又笑嘻嘻地说,“我盼着我儿子上了大学再瞧哩。”

男孩和我一般大,晚一年上学。我搬着一摞中学生读物过去的时候,他正百无聊赖地按着遥控器,电视里翻来覆去跳动着仅有的几个频道,雪花点满天飞。赵光明特别高兴,想招呼我坐下,挠着头转了一圈发现没地儿可坐,就喊男孩赶紧出来搬书,又趁机摸着儿子的头说,“太不像话喽,说来放暑假,就真的一本书都没带,一天到晚都没事做。”等男孩接过书,赵光明的眼睛又跟着书走了一会儿,很放心地说,“好撒,有得你看喽。”

男孩把书搁在床头,底下堆着好几个蛇皮袋。狭小的车库里,除了一面被灶台熏得满是油烟的墙,其余都拿报纸糊起来了,房东不允许他再弄脏。蚊香、拖鞋和捡来的可乐瓶散乱一地。桌上堆着啤酒瓶子、塑料扇、搪瓷牙刷杯、拧干的毛巾和一些剪刀破布。那时他正在修一个别人废弃的旧沙发,预备放在过道上乘凉用。难得的,他主动讲起了话。“等他考上大学,有了工作,我们就回四川去喽。”

第二年暑假,男孩又来了。仍是瘦白,身长却拔高了许多,染了一头黄发。早上一道送奶,下午还要一道送水,那时赵光明又接下了小区里送水的活儿,他门前停着一部新的三轮车,正对着旧沙发。大热天的,敏芳看不过去。

“哎,光明,你送你的水,让儿子自己去用功好不啦。”

他愣了一会,“好撒,好撒。”后来男孩就不出来干活了。

我跑去问他,还有些书,改天拿给你。

他摇摇头,继续看他的电视。

我看了一眼赵光明,他很不好意思。“不要就不要了吧,要不然我看了代他去考试。”像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一脸尴尬地赔笑。

天气转凉,大家也开学了,男孩还挤在车棚里。人家问,小光明怎么还不回去,耽误人家学习。他只低头笑笑,“由他去,由他去。”再没过多久,男孩终于走了。之后的两年,男孩再没来过。

考完试的暑假,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恰好碰到赵光明,老王拍拍他的肩,“好啦,明年轮到小光明加油啦。光明,适意啊,收拾收拾告老还乡喽。”赵光明摆摆手,“不得行,久着呢,娃不争气。”

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第二个夏天起,男孩就辍学了。开学的那个月,他去了南方打工,再也没有回家念书。

订牛奶的人越来越少了,赵光明赚的钱也跟着少。好在他找了另一份工作,早上送完奶,下午在麦德龙的生鲜部切肉,你问他要多少分量,他拿大刀一斩,袋子一装,贴好标签递给你。站在冷冻库旁边的赵光明,和穿蓝大褂子送奶的赵光明完全不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口罩遮住了褶子,厨师帽套住了油头,一时竟认不出来。小区里的人买菜,就跑过来跟他开玩笑。

“来,给我来两斤牛奶!”

他就呵呵呵地笑,看不见褶子,只听得声音。

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的伙食有所改善——晚上临下班前能给自己捎点过期前的肉。

有些懒惰的男人,贪便宜的女人,总是厚着脸皮托赵光明带特价商品回来。敏芳也常托他去批发杂货。大米、油、整箱的啤酒和汽水,下班的时候,它们装在他的小三轮后面,一路跟回狭窄的车棚。到了第二天上午,他家门口几乎变成了特价仓库。

母瓜子们一边拿回她们的特价大米,一边劝赵光明抓紧讨个老婆做饭吃。

“噢哟,这些大米你看看多好,你不要省啊,儿子也赚钱了,你想在车棚里住一辈子啊。”

“我看你也攒了不少钱,别回去了,赶紧再找个人。”

“就是,现在走拢班子多得是,怕什么。”

她们管二婚叫走拢班子。原配就是最初的戏班子,等打乱了再出来演就叫走拢班子。

赵光明就坐在沙发上剪指甲,不像是答应,也不像是拒绝。并不是说笑,后来真有人给介绍了同乡,超市里上班,也40多岁。

“光明,去见面不要太憨,活络点,晓得吗。”临行前,母瓜子们千关照万关照。

赵光明正在帮敏芳搬货架,身体被大大的架子挡住了,只斜露出一个脑袋,油油的脸上炸裂出一个大笑,说着他的四川口音:“好撒!”

结果人家没看上他。

后来又介绍了轮胎厂的,自己开早饭摊的,还是没成功。

母瓜子们安慰赵光明,没事,好的多得是,阿姐再帮你找过。

没过多久,赵光明带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体面很多的女人回来,也是一头黄发,身上穿扮得大红大绿。两个人看不出很亲密,不太说话,匆匆来,匆匆走。这画面看得大家瞪直了眼睛。

“老乡,老乡嘛。”赵光明一个人在的时候,在大伙的逼问下勉强吐出几个字。

“人家诚心实意跟你吗,你不要太老实给人骗去了。”可是这回,几个精明的母瓜子似乎并不认可这个天大的喜讯。她们讲,“之前那几个都嫌你老,这个能看上你什么,也不想想看,戆啊。”她们怀揣着一百万个提防的心眼儿。

赵光明还是低头笑,眼睛对着拖鞋,专心接受大家的批评。怪不好意思的样子,又掩饰不住窃喜,来回搓着两只手。

赵光明回来得愈发晚了,甚至赶不上帮老板娘关店。白场上的小三轮也换成了电瓶三轮车。一时间有人觉得赵光明走大运,也有人说他鬼迷心窍,一定是被小狐狸精夺去了魂儿。直到有一天夜里,小官遛着狗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他,才知道赵光明是开黑车拉客去了,这样数下来,除了送奶和切肉,他又打上了一份工。

“啧啧啧,看起来憨,做生意倒蛮想得出噢。”

“怎么回事啊光明,这么拼命赚钱,阿是要结婚了啊。”酒鬼大笑着质问他。

赵光明就摆摆手,也不反驳什么。可是并不见那个女人再来过。也不见他再买特价猪肉了。

在没有赵光明的夏夜茶话会上,就有人偷偷讲,为什么要打工,赵光明的钱嘛,老早就被那个什么老乡骗走了呀。很多女人就是专门骗老乡,对付伊这种老实头,一花二花就吊牢了。等拿到钱一跑路,深山老林里一躲,你还上哪找去。

“就算找到了还有啥意思,人家老早把你钱花精光了。”

“啧啧啧,作孽啊。”母瓜子们很替他心疼这些年辛苦扒来的钱。

那后来,趁赵光明在家休息,就总有人坐到外面的沙发上,扭头朝向里面,给他上课,教他脑子清爽,或者劝他想开一点。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吧。”酒鬼爷叔拍拍他的肩。

赵光明并没有说过什么,但他乘凉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清晨、白天、晚上都在打工。小区里送报纸的人说,有一天赵光明跑来跟他打听,看能不能也送送报。

可是邮政系统还是找本地人的多。送快递呢,他太老,人又木。

“伊还是拉客来的实惠,现在送牛奶也没啥意思了。”送报的说完话捻了捻烟屁股,脚踏车一踩走了。

订牛奶的人越来越少,赵光明的“随心订”蓝大褂子也越来越脏,变成了旧灰色,背上几个字剥落得差不多了。过年他又没回家,他总是说,回去一趟的钱还不如吃点喝点。但也总没见他吃啥喝啥了。除夕那天,男孩回来了,黄毛换成了红毛,两只手上七八个礼品袋,穿得很时新。好像从第一个夏天到现在,长大了10岁似的。赵光明很开心,言语间有一种儿子给老子长脸的兴奋劲儿。他们把煤气灶换成了电磁炉,擦干净那面满是油污的墙,挂上汽车日历,上上下下清扫了一遍,买了几瓶酒,贴了倒福,老板娘送了他一些花生干货,认认真真辞旧迎新。赵光明也终于换下了标志性的随心订大褂,代之以生鲜超市里“肉博士”的大衣,深蓝色的,很新很亮眼。

哟,光明,这件高档货,当博士了。看到的人都笑得停不下来。

然而并没有人叫他赵博士,哪怕有一天他西装革履,身后不再跟着一三轮车的牛奶,大家还是叫他赵光明。

赵光明的三份工里,第三份显然最让他满意。有时埋伏在火车站周围,遇着拿行李的面孔就上前问,去哪,去哪,要坐车吗。然后带他们兜转在小城的各个角落。有时在车站守着苦苦等公交的人,幽幽地问一句,火车站去吗,5块钱走吧。然后带他们去火车站,也可以漫天要价。比起送奶和切肉,这钱简直太好赚了。然而也不是没遇到过赔本的卖卖。

比如年初那桩事故。赵光明的电动三轮在离小区不远的桥上撞了一部电瓶车,苹果滚了一地。那女人连车摔进绿化带里,爬起来就要修车钱。赵光明解释了几句,她一听是外地人,机关枪立刻扫起来。

外地人欺负本地人,撞了还不认账,有道理吗?骂得赵光明还不上嘴,只能呆呆站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赵光明只得掏出200元,可人家坚决不让走。最后小官垫钱,付了500元,要下电话,才了了事情。

过了几天,又有小青年来要钱,说我姆妈摔得不轻,要住院体检。不得了,这下还带着交警,这回又引来一群人围观。

“你要是不私了,这部车子你是违法的,晓得吗?”

结果又赔上千百块。大家心里有数,光明老实,光明又吃瘪了,这钱要拉客个把月才能赚回来。

赵光明拉客,除了安全问题,还有交警问题。一旦被交警捉牢,哨子一吹,手势一做,好几天的路费就罚下了。即便如此,赵光明还是觉得拉客比送奶好得多。那件“肉博士”的大褂是挡不住路上大风的,而且看着很吓人,他就经常穿一件皮夹克,戴头盔,手伸到车把连着的毛皮手套里去。

没生意的时候,赵光明就把车停在小区公厕旁边,站着看老头打牌,偶尔也抽抽烟解闷。有人大包小包从超市回来,有人买了小家电,就托光明带进去。也有老人突发毛病,等不及救护车,大家把人扶上他的车就火速赶去了医院。大家都说,光明做了那么多好事,这一桩顶厉害。

但是也有来不及的,徐爷爷乘着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创文明城市,打击黑车,说是不罚钱,看到了直接拖走,吓得光明不敢开出去。老小区也跟着大修整,停车场要扩建,垃圾房要翻修,路灯也换了颜色,连同烂在楼道的墙上,那一只只东倒西歪的废弃的“白皮”,全都成了整治对象。它们中的很多已经不是牛奶箱了,时而被人拿来塞小广告,写办证号码,也有人存放钥匙,挂雨伞,即便什么用场都不派,爬楼梯的时候抬头看一眼,也能靠它识别楼层。

现在赵光明要做的是,把这些年他安上去的奶箱一个个拆下来。其实很简单,跟装的时候一样,四个螺丝一拧,这只白皮就永远从墙上剥落下来了。

听到动静,就有人开门出来看看,“哎,光明,来拆牛奶箱啊。”

“是啊。”他现在会说点本地话了。

看了两眼,于是那人又关上了门。

赵光明收完这个,又去了下一层楼。他像一个拆弹专家,把角落里的毒瘤一一除去,又像一个自掘坟墓的人,抹平这些年的功绩。三轮车上放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堆着家家户户过去的奶箱。这些家里有的小孩长大离开了,有的大人离婚了,有的房子早已易了主。他们有了新的房子,新的奶箱,每个小区门口的超市和便利店里,都有比一只“白皮”更大的奶箱。

等下一拨人来把墙面重新刷白,以后上楼的小朋友,又可以伸出一只小脏手在墙上摸来摸去了。

小时候回家跟人说话不看路,一不小心撞上牛奶箱的尖尖角,就大哭。

大人就指着牛奶箱说,怪伊,怪伊,叫赵光明来拆掉伊。

这下再也不会撞到了。

全新的白墙,让人想起小时候白雪酸奶的质地。赵光明一定是5点钟过来,把白雪酸奶放进去,到晚上再来收空瓶。

赵光明的三轮车,载着一瓶一瓶拿箱子隔开的牛奶,在小区里骑来骑去,等到天亮的时候,三轮车就空了,骑起来很轻松。现在他骑起来就越来越轻松。 

点评

有许多小说一气呵成,自成自为,完璧地展现着某一个角度之下的人生百态;而作者写的时候也是举重若轻,置身其外。《光明的故事》显然如此。这一类白描小说把所有的评判都留给了读者,但作者从一开始就埋藏了触发情感的引线;面对他人的人生——无论风华一世还是平凡一生——或许有的都只是唏嘘。赵光明的故事虽主要是反映了与他相似之群体的普遍生存状态,但更重要的是人存在本质上的无奈和那些难言之痛。“这也是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反躬自问的恐惧。

——重 木

(重木:青年作者,诗歌、小说发表于《芙蓉》《红岩》《青年文学》《西湖》《创作与评论》等。)

读王占黑的小说,是从去年的《芙蓉》杂志开始的。后来又陆陆续续读了她的其他小说,如《美芬的故事》《老马的故事》,从中读出了不少市井生活的味道,《光明的故事》也是如此,延续了她之前熟悉的风格,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变迁中的时代场景、平凡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然质朴的语言、不事雕琢的故事情节,汇聚在一起展现了芸芸众生相里一个个幽微的角落,以小见大,平中见奇,读后让人心里轻轻一颤,仿佛那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那故事里的人就是自己的亲戚邻居。王占黑是一个会生长的作者,很聪明地从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写起,很有潜力。

——丁气高

(丁气高:河南禹州人,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作协会员,在《红岩》《作品》《莽原》《文艺风赏》等发表过小说10余万字。)

主持人:宋林峰

王占黑的小说让人想到乡愁。在不远的过去,在无数的都市雏形中,“赵光明”们广泛存在着。小人物,对的,是小人物;缩影,对的,是缩影;更重要的,是一种记忆,这关乎乡愁,而这乡愁是都市化初期人们还未懂得复杂表达的纯真图景。所以,从前的日子慢,而占黑的笔也慢腾腾的,这是回忆的必要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