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阿尔都塞说过：“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也就是作为这一真实关系出发点的总问题” 。所以，挖掘乃至理解“问题性”这一决定性要素对于理论和思想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通过“问题意识”这一概念，力求构成一种思想或者理论内在的理论认识前提，因为理论认识前提是构成理论的思想支点。对理论认识前提的反思既是理论批判的实质内容，也是形成新的思想的先决条件，从而达到一种整体性反思。

问 题 的 提 出

阿尔都塞说过：“确定思想的特征和本质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是思想同它的对象所保持的真实关系，也就是作为这一真实关系出发点的总问题” 。[1]“总问题”一词problématic也可以译成“难题性”、“提问法”或者“问题性”。在具体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当我们谈论某种思想时，常常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讨论的，这在叙述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于具体的理论而言则并非如此。因为当这种叙述一旦转化成为具体的理论，就有可能是凌空蹈虚，使所谈论的对象变成毫无实际内容的、空洞的整体，而忽略了理论整体自身的特定结构，以及结构内部存在着的差异性甚至断裂性。在理论整体的特定结构内，存在着决定性的逻辑前提，也即是“问题性”，正是它决定了理论的整体结构以及内在的差异。由于问题性隐藏在思想的深处而不是表面。所以，挖掘乃至理解“问题性”这一决定性要素对于理论和思想的整体性认识和理解至关重要。“问题性”并不指向自身，也不寻求对自身的回答，它的本质并不在它自身，而在于它同具体问题的关系。“问题性”作为思想的逻辑前提，隐藏在思想深处，决定了思想的整体结构，只有从它出发，具体的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一个思想的“问题性”也并不限于其提出者所考察的对象的范围，还有可能内在地暗含了那些并没有被考虑到的问题，“因为总问题并不是作为总体的思想的抽象，而是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结构” 。[2]

不难看出，“问题性”构成了一种思想或者理论内在的理论认识前提，正是它决定了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也就是理论的问题结构和知识结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我们的文学理论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它是如何提问的？换言之，我们的提问方式是什么？它同“文学理论”自身的关系如何？更具体地说，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它的理论指向和目标是什么？在文学理论正在转型的今天，这是难以回避的根本问题。因为理论认识前提是构成理论的思想支点，同时也会对新的文学理论的形成造成一种思维的强制性。对理论认识前提的反思既是理论批判的实质内容，也是形成新的思想的先决条件。

笔者认为，“问题意识”在当代文论中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认识前提。其原因在于，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具有一种自觉地“问题意识”，因此，它决定了今天文学理论的问题域，文学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提出，其本身所蕴含的功能及其意义，已经预设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思考方式和研究途径。从这一前提出发，对话、突破、综合、创新成为普遍的理论追求。一方面，人们开始自觉地反思、批判现有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在急切地寻找新的理论资源和理论增长点，并进行可贵的探索。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什么是“问题意识”，它的内容是什么，人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这就直接导致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的产生，亦即这种“问题意识”是否要以学科的转向或者牺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为代价？我们需要的是何种“问题意识”？学科体制性的危机要求我们对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理论前提进行批判性地反思，从而能够从宏观上真正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

学科基点：“文学”之死还是“文学观念”之死？

第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文学理论为什么会在今天成为一个问题？

阿尔都塞曾经说过：“问题的提出必须先具备以下的条件：确定提出问题时的理论认识环境；确定提出问题时的具体场合；确定为提出问题所需要的概念” 。[3]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基本理论研究是基础，在它之上建立起了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理解文学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文学的价值规范，换言之，它涉及所有关于文学的观念、理解、判断、评价以及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作品和作家研究等，也都离不开基本理论作为必要的支撑。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熟是文学学科发展的基点和成熟的标志。但是，当下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比较薄弱，因而也就导致一方面是在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主体理论素养有所欠缺，对基本理论关注程度不够，甚至刻意回避；一方面是很多人的文学观念陷入重重的误区，在某些对文学的理解上和具体文学批评中，许多时候要么将文学“神圣化”，要么将文学“庸俗化”；对于文学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要么是“泛化”，要么是“窄化”。这些现象的出现，其生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比如，文学理论自身的学院化、体制化，“文化工业”的兴起，“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费意识”的膨胀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等等。一些学者在张扬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同时，却又陷入了理论虚无主义之中，文学理论成为“语言的游戏”和“能指的滑动”，不再关注价值和意义的生成，不再关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更不再关注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这种理论取向既无视文学理论话语自身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也无视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特质，在不断制造理论热点的哗众取宠中，在向其他学科的“越界”和“逃离”中迷失了自我。文学理论不仅逐渐失去了对现实介入的可能性，也失去了自己开放的话语空间和生存空间。

面对此情此景，很多人宣布“文学死了”。譬如，希利斯·米勒2002年写的On literature（《论文学》）一书，中译本的名字干脆就叫《文学死了吗》。也有人提问，文学理论还会继续存在吗？甚至很多从事文论研究的学者将视线转移到很多其他领域。当然，作为个体的选择，学术兴趣的转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文研究领域，文学理论真的“死了”吗？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中叶之后，人文思想、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断地出现所谓的“终结”、“贫乏”、“死亡”等论断，对此，米歇尔·福柯曾经这样说过：“正相反，我相信这个时代患了多余症。我们遭受的不是贫乏，而是思考问题的不恰当的手段” 。[4]笔者认为，抛开福柯的思想内容和理论指向，他的这个判断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想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危机是否也是因为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

文学理论还会继续存在吗？

当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当代文论的危机不仅仅是纯粹自身的原因，它折射的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因此，如何走出这种危机，仅仅将希望寄托在文学理论身上，显然是不现实的。以现代西方文论为例，当哲学被赶下思想的王座后，文学理论试图取代哲学的位置，对终极问题进行发问和解释，但最后却使自己承担了不可承受的重负，直至使自己消弭在无尽的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符号学研究、文化研究、史学研究等等不同的“泛文化”研究之中。所以，在不放弃人文追求和人文关怀的前提下，在当代语境之中，在思想史视野之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固守学科基础性问题，系统清理理论研究中的伪命题，通过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更新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判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才是真正推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的正道。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需要我们对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有比较恰当的理解。

米歇尔·福柯曾经这样说过：“正相反，我相信这个时代患了多余症。我们遭受的不是贫乏，而是思考问题的不恰当的手段” 。

事实上，当人们说文学理论出了问题，或者说“文学死了”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预设了问题的提问方式和答案，因为“一个问题（同样也可以是想象的问题）的想象的（意识形态的）提出本身，必然包含着规定这个问题提出的可能性和形式的特定的总问题” 。[5]所以，当人们急于宣布文学和文学理论已经“死了”或者“终结”的时候，其实正是从自己的理论预设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理论预设恰好是问题最多，但又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对象。那么，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

这里首先需要做一个必要的分析。实际上，当我们在说到文学理论研究的时候，它包括两个不同的内涵，一是指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形态或理论学说，比如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等等。而另一个层面所说的“理论”，实际上类似于很多西方学者谈到过的所谓的“大写的理论”，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它是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 。[6]因此，在我们的论述中，有的时候是指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或理论学说，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阐述这种“元理论”。同样的，在很多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些论者貌似在阐述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但实际上这只是理论形态之一种而已。概括地讲，这二层内涵的关系，类似于阿尔都塞所说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不少学者都已经论述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分析文学理论同文学实践和理论实践的关系时，法国理论家孔帕尼翁是这样说的：“理论与实践，中间横亘着意识形态。理论道出某种实践的真理，说明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而意识形态则利用谎言来使这种实践合法化，并掩盖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 。[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学理论研究首先是一种知识的生产，同时它也是一种知识的再生产。在这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它既生产出了关于文学的理论认识，也再生产出新型的文学观念，生产出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解、文学传播和接受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物质形态的社会建制。因之，文学理论的研究就成了文学活动的一个仪式，“仅就单个的主体（某个个人）而言，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 。[8]经过这一仪式的个体与社会，完成了对文学活动的理解和认识，并把这种理解和认识投入到新的文学实践中。文学传播媒介、文学研究机构、参与文学活动的个体，都成为了这一物质仪式的组成部分。由此，问题就出来了：仪式的内容和意义，甚至仪式本身，是否是合理的呢？

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会死守一种所谓“永恒”的文学本质观，更不会受某种先验、抽象观念的支配和影响，也不会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对文学活动的理解、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并进而构建出一个宏大的文学史。相反，它是从暂时性、历史性的形式上去理解每一种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理论学说。文学基本理论固然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本体论的支持，但它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唯一的、绝对的规则。在这方面，经典作家的思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和认识的。在马克思的眼里，一切法则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和历史性的形式”。他明确地说过：“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9]虽然这是在谈经济问题，但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从一整套复杂的社会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马克思并非痴迷于经济问题，而是将经济问题看做是对人类真实潜力的扭曲。” [10]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不过是文学活动这种社会建制相应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各种抽象的概念、范畴，只是对现实的文学活动中的各个要素的关系的理论抽象，它们只有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脱离这些关系和具体的历史语境，抽象的谈论这些概念、范畴的意义，迷信抽象的定义和本质，“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11]这种“神圣的历史”观，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都视为某种观念或永恒理性的发展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12]

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虽然不会相信永恒的文学本质的存在，但并不会放弃自觉的本体性追求。而且，这种本体性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是不断前进、趋向真理的过程。它不会受先验的某种概念、观念或方法的束缚，对任何定义、方法和论断都会采取批判性的思考。“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 [13]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彻底否定定义、论断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是说要肯定定义和某些论断是标志着一定阶段的理论认识成果。其实，任何定义都具有某种闭合性，这种闭合性意味着围绕这一定义，已经形成一套完整自足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秩序。这种闭合性使其在实现指向自身合理性的同时，又会出现某种空乏和缺失。这种空乏和缺失，既可视为对其自身问题的另一种解答方式，也可将其看作是一种揭露，即揭露了概念和方法自身存在的缺失，而这种空乏和缺失正是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其他流派和理论家所试图加以填补、加以征服的内容。正是这种内在的异质性要素的对立统一，使其在不断试图完善自身的同时又不断与自身决裂，使其更加富有张力。所以，在现实活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定义是需要被不断怀疑的对象。“定义是科学话语的开始，但不是辩证使用的结束。” [14]只有站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文学活动的理解才会不断取得新的认识，我们的文学观念、知识结构以及理论思维模式等才会不断的更新。因此可以说，文学理论研究的性质不在于描述而在于建构与反思，在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于不停留在对“是什么”的说明上，而是去追问“为什么”和“应如何”。客观上讲，任何理论形态都是不完善的，任何理论学说也都是有缺陷的，但这并不等于宣布“理论死了”，而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文学观念以及思维模式等需要更新，以新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因为“文学理论革新多半体现在思维方式层次上的展开。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往往也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课题” ， [15]换言之，这是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问题域发生了变化，丝毫不涉及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一部分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是否“死了”的问题。

学科语境：文论话语的生成和阐释的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论话语系统自身生成语境的总体性反思。

在文学理论学科转型过程中，文学理论学术路径的选择不同导致了理论形态、方法、观念和范式的差异性，但是这些差异性并不能成为消解学科的理由。马克思说过：“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16]因此，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言，重要的不是急于宣布学科的死亡和终结，而应正视问题，并对学科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古代文论话语系统、西方文论话语系统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三者共时态存在，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格局的整体结构和话语资源，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现代形态文论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胡风、冯雪峰、周扬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作了重要贡献，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著作。进入新时期后，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多维的阐释和深入的解读使其理论视野更加宏阔，理论观念和体系也更为丰富。但是也应看到，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离和误读现象也日益严重。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阐释往往是“六经注我”，借用马克思或者其他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支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思想的解读随意性很强，既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整体理解，也无视它在中国的发展，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性原则，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原则。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拒斥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从而消解文艺学学科体制。他们认为中国的文艺学学科制度完全是仿效苏联而来的，这一理论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这一理论体系必然会失中心化的力量。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就当代文艺学学科历史而言，我们一般都把它追溯到前苏联，认为中国的文艺学学科是前苏联学科制度的直接翻版。这样认为，倒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意识形态色彩未免太浓，或者说，这种观点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追溯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起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艺学学科内部的发展路径。为此，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文艺学首先是一种学科话语，是以现代社会分化为前提的学术分化的产物，其次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17]无论是从学科还是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都是比较客观也比较科学的。

当然，文论话语系统的构建需要具备经验、观念和结构三个要素。科学的文学理论研究需要正视无限丰富的文学活动之于理论话语建构的重要性，文学理论研究者应该能够运用理性思维对文学实践进行分析、阐释和归纳，进而建构系统的文学理论。与此同时，文学理论不仅需要具备自我反思性，同时也应能够接受文学实践的检验，从而获取新的质的规定性。

毫无疑问，西方文论话语系统构成了当下文学理论的主要立足点，而古典文论则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因此，人们就要追问，如何理解对西方文论和古典文论的接受、吸收、学习和借鉴等问题？而这又带来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理解中的西方文学理论或者古典文论是否符合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其次，在这一东西方文论对话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应当如何自处？

德里达在谈到对“哲学”的理解的时候，特意提醒中国读者，哲学不是一般地思想，哲学是源于古希腊的传统，哲学是欧洲形态的东西，他说：“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他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问题。” [18]德里达的这一思想值得深思，它非但不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反而应该看作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消解。就文学理论而言，也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西方文论的话语秩序中脱身而出，转而超越这种东西对立的思维，面向问题本身，从而对当下文学理论研究进行必要的思考。

我们应该从西方文论的话语秩序中脱身而出，转而超越这种东西对立的思维，面向问题本身，从而对当下文学理论研究进行必要的思考。

同任何一种理论的对话，都不应该采取投机的方式，而应当充分尊重其具体的理论语境。而事实上，这一简单的道理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却差强人意。理论话语的形成有其自身内在的话语策略，理解这一话语策略及其运行机制是理解理论话语的关键。而在对西方文论的借鉴和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过程中，人们往往对此采取了规避的策略，因此，在同西方文论对话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对方的理论谱系和话语的运作策略，只关注概念、术语和体系等表象问题，而忽视其内在的问题结构，这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误读。

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先见结构”造成了理解的错位。根据解释学理论，任何理解都不可避免的要带上先于理解者的“先见结构”或者特殊视域，所以，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就是理论对话和交流的必然。因之，这种“先见结构”的存在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但是，存在的合理性不等于理论的合法性，尤其是在理解同中国的理论话语系统相异质性的西方文论时更应谨慎对待。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既是时代的历史语境留给思想者或者向思想者提出的问题，也是思想家对历史语境所留下或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所以当我们试图应用某一理论体系或者概念术语时，应该在理清理论体系内部术语之间关系的前提下，将其置入思想史的语境，明确其理论指向性和针对性，以及它在特定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只有在这一语境中才会真正理解理论自身的问题域。将之不恰当的挪用、扩张或者消散只会造成更大的误读，甚至导致问题的贫困化，而无助于真正的理解和研究。这种理解并不代表信奉一种普遍有效性的历史主义幻觉，也不是一种客观化的理论理想主义。恰恰相反，它力图呈现的是理论话语形成的运作策略和运作机制，从而凸现理论话语自身的独特性，打破对某一理论话语的盲从或者消解的理论倾向。

其次，自我言说能力的缺失造成了对话的错位。对平等对话的渴望使得理论研究往往变成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盲从，甚至失语或者不语。在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按照西方文论话语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论，试图将以体验性和描述性为特征的传统文论话语转换成为以逻辑性和思辨性为特征的西方文论话语，这种努力自有其研究价值，但是如果只局限于概念和术语的移译，而无视其产生的理论语境和其内在的问题结构，这种转换很容易使两个相互异质性的话语系统互相消解，从而真正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在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借鉴和对话中，对西方文论“转向”的盲从，使得自身理论话语系统缺乏坚实的根基和推进的动力，知识成为单纯的复制，理论成为语言的空洞增殖，这导致了理论的平面化和教条化，最终导致学科的自我边缘化或者盲目扩大化。通过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存在的种种问题，人们不难看到其自我言说能力的匮乏。这就导致一个悖论性的存在，理论言说能力越是匮乏，就越努力从西方文论或者古典文论中寻找资源，而由于这种努力多数都是盲从或者误读，因此其结果就是言说能力的愈加匮乏，甚至是自身理论话语体系的瓦解。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语境构成了理论话语的界限。带有“问题意识”的对话，应当是在充分尊重并理解理论语境的前提下展开的有效的理论对话。但是，承认语境之于理论话语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肯定了它的制约性，更不等于否定了它的阐释的可能性。因为某一理论话语的提出必然具有某种闭合性，这种闭合性意味着它已经形成一套完整自足的话语体系和话语秩序，这种闭合性使其在实现了指向自身合理性的同时，又会出现某种空乏和缺失。这种空乏和缺失既可以视为对其自身问题的另一种解答方式，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揭露，对理论话语自身存在的缺失和局限的揭露，而这种空乏和缺失，正是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其他流派和理论家试图加以填补、加以征服的内容。正是这种内在的异质性要素的对立统一，使其在不断试图完善自身的同时又不断与自身决裂，也使其更加富有张力。于是，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就成为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学科的自我规定：知识性的还是方法论的？

第三个问题是，文学理论是纯粹知识性的还是方法论？

“问题意识”内在地蕴含了对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渴求。方法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定性，它具有一种穿透性和超越性功能，而这种穿透性和超越性又使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唯物辩证法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 [19]与此同时，作为理论思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我们可以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特性归纳为批判性、科学性和历史性三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学理论研究来看，这一方法是符合“理论”本身特性的。乔纳森·卡勒认为，所谓“理论”，其内涵应当有四点：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作用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和话语，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 [20]不如果这一分析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特性之间理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批判性、科学性和历史性三者的统一应当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规定性。

第一、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不仅仅是理论思维的一种功能，也是理论思维自身的属性。思维具有既指向存在又指向自身的特性，理论是“关于思维的思维”，而“思维的思维”就是理论的自我认识，是理论的反思性、否定性，是人对自身以及所处现实的一种超越性的思维指向性。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就是要对既有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批判和反思。当下的某些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往往忽略了文学理论自身的批判性本性，这就使得文学理论难以取得创新和发展。批判性是理论的鲜活特性，它打破了僵化和教条，是理论创新的动因，并赋予理论研究以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这种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追求，而非空泛的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要在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个人的阐释之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理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只有这样，文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文学理论才会拥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思维的科学。文学理论研究则是理论思维科学性的具体体现。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指其理论以系统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去认识、理解进而解释文学世界。它的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又可以不断地进行“范式”革命。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使文学理论具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概念范畴、形态范式和理论追求，有利于维护文学理论学科的规范和独立。同时，我们不仅看到文学理论以何种方式存在，更看到了文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是对文学理论研究意义的科学性认识，使我们获得了文学理论研究价值的评判尺度和价值规范的依据。所以，文学理论研究科学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给我们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这一切恰恰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世界。

第三、唯物辩证法还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涉及到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的对象。因之，文学理论研究既要正视文学活动的发展情况，更要面对不断发展的文学理论的历史。

理论既要历史化，也要具体化，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之中。理论话语只有穿梭于历史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依据、阐释能力和有效性。但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不等于历史还原主义。“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 。[21]“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逐渐丰富起来并不断地同自身决裂。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有其具体的历史语境，特定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和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和针对性。但是如果因此而试图在客观化的前提下将理论进行所谓的还原，就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此外，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构成了文学理论研究重要的对象，我们强调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但不能把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简单化。也就是说，不能将某种理论产生之前的理论都视为走向这一理论的必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理论的任意剪裁，“六经注我”。同时也会造成了一种理论的普遍有效性的历史主义幻觉，对理论本身特性和功能的理解反而却被弱化了。

应当怎样正确理解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从横向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找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在一切时代的“共同标志”和“共同范畴”，可以找到“合理的抽象”，这“合理的抽象”就是文学理论研究为大家所接受的共性话语。从纵向角度来看，这一“合理的抽象”又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又都有着自己的规定性。这就需要文学理论研究在尊重这些不同的内在规定性的前提下，找出这些规定的“共同点”，赋予理论以更强大的有效性和更长久的生命力。这种将研究对象的历史展开与其所属范畴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及理论共性与个性的研究，会有效地把握住学科系统的内在发展脉络。这应是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历史性”的正确态度。

如 何 推 进 文 学 理 论 研 究？

综上所述，解决了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的总体性的批判和反思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做好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至少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重读马克思 。[22]从整体来看，近三十年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在学科意识觉醒，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多元化的同时，由于缺少系统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理论研究消化和整合能力的匮乏，使得文学理论依然处于并不成熟的阶段。而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质的规定性，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本方能清源，“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在理论界很早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对今天的文论研究而言，众声喧哗和浮躁的理论心态遮蔽了马克思的本真面貌，不能从宏观和整体上去理解马克思，因此，也就误读和偏离了马克思。如何回到马克思？怎样重读马克思？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中说过：“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对一种思想的理解，重要的不是猎奇求新和断章取义，而是要“体要”，“体要”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思想，才会发现新的问题，尽管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误读，但这种误读并不会偏离思想的整体，也不会造成对思想之根本的歪曲。与此同时，还应带着“问题意识”去重读马克思。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认为，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在理论上盲目，是“因为它总是抱着它的旧问题，并且总是把它的新的回答同旧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它总是局限于它的旧的‘视阈’。从这个视阈出发，新问题是‘看不见的’” 。[23]这种生产性阅读是要发现并填补理论论述中的理论空白，从这种阅读中找到马克思的“问题式”，同时以此为方法生产出新的问题，也就是理论的创新。这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但是这种生产性阅读的前提是符合阅读对象自身的理论逻辑和问题结构，而不能带着自己的“先见结构”去误读或泛化对象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旧有的理论问题阈重新审视，从而提出新的问题，更新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和问题结构。

研究应该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雾，从总体上把握多元文化的发展，推动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样不仅推动学科的深入和发展，也能凸现单一学科研究的理论盲点，从而不断的变革人们的理论“期待视野”，拓展和深化人们的理论研究视域，推动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和范式的产生。

其次，“一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现代文学理论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和价值取向，所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面对的不是思想和资源的贫乏，而是方法和意义的“泡沫化”和“过剩”问题。因而，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使我们能够厘清不同理论形态和学说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就像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说过的：“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层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 [24] 就这一点而言，面对纷纭复杂、指向不一的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形态和文艺理论学说，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资源。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它不相信某种永恒的文学本质的存在，也不迷信某种先验的观念，从而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了巨大地阐释空间和生命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人类的知识和意义的生产的，是从人的具体、历史的而非抽象、孤立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来理解包括文学在内的精神生产的。因之，从方法论和本体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实现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统一，因而能够对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学说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和科学的探讨。

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层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

第三，“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它是一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 。[25]恩格斯还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学科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涉及到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的对象。因此，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既要正视文学活动的发展，更要面对不断发展的文学理论的历史。文学理论既要历史化，也要具体化，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之中。文学理论话语只有穿梭于历史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依据、阐释能力和有效性。与此同时，任何文学理论的研究都是站在一定时代的语境之内的研究，都面临着自己时代的问题，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可避免的当代性特质。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曾说：“科学只能在一定的理论结构即科学的问题性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 [26] 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同样如此，它也是在思想中被把握了的时代的表征。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话语都有其具体的、特定时代的历史合理性，都有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和实际针对性。所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既要有历史的厚重感，在历史的视野内提出问题，同时也要在当代的语境中来回答问题，并努力超越自己的时代。如果说历史性意味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境界和格局的话，那么当代性则代表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高度。

第四，“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虽然文学基本理论研究需要有历史性的视野，但并不等于这种历史性就是一种历史还原主义或理论上的抽象理想化。事实上，“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 。[27]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思维着的理性”，需要不断地反思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文学”，反思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不同的文论话语体系。而为了在最深刻、最科学的层次上把握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并不断的深化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不同话语体系的理论前提加以批判，因为正是它决定了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也就是理论的问题结构和知识结构。批判性是理论的鲜活特性，它打破了僵化和教条，是理论创新的动因，并赋予理论研究以生命力。当然，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种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在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批判和反思，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追求，而非空泛的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要在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和个人的阐释之间、传统与现代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理论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只有这样，才会不断地更新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更新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追求和问题领域，文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并拥有内在的生机与活力。经典作家早已指出过，近代的科学已经经历了从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的阶段。所以，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是所有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

第五，“文学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虽然重在理论思考，但毕竟要受其研究对象的影响。因而，无论这种研究多么理论化和形而上学化，也都要面对以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为内容的文学活动这个唯一的对象。它既不是要将文学变成某种政治、商业或宗教意识的载体，也不是要将文学变成图解某种社会科学的资料解读档案。这就像阿尔都塞说过的：“当某一学科从另一门学科的范围出发，从一个不能构成任何科学知识的范围出发（以我们讨论的问题为例，就是从无穷无尽的情况出发产生个人意志，从无数个平行四边形出发产生最后的合力），企图生产出自己的对象及其相应的概念，这一学科就势必陷入到认识论的真空之中，或者被误认为出于哲学的充实之中” 。[28]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诸如文学本体论、文学特征论、文学价值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活动主体论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离开了这些问题，不适当的将文学的概念泛化，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至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生态学等领域，也就取消了文学基本理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也取消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都是时代的精神镜像。离开了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抽象地讨论“什么是文学”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本身对文学活动构成了一种制约性要素，但同时文学又对文化具有一种超越性。所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在坚持文学性研究的前提下，也不能将自我封闭，而是要具有某种开放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学对人的价值、历史和命运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介入历史和现实，使自己真正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精华，积极参与塑造和引导时代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