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前沿九讲》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17年06月09日10:46
《社会学前沿九讲》（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的新思维！李培林、郭于华、赵旭东诚挚推荐!）
作者 （法） 米歇尔·维沃尔卡著 王鲲，黄君艳，章婵译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5月第1版
ISBN 978-7-5202-0047-9
定价：49.00元
作者简介:
米歇尔·维沃尔卡（Michel Wieviorka）：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FMSH）会长。曾任国际社会学协会（AIS）主席，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运动与社会干预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暴力》《反犹的诱惑》《支持下一个左派》《社会学前沿九讲》等。
译者简介:
王鲲：1994年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曾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系。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主任。
目录
导言 /1
变革 /1
空间与时间 /3
个人与世界 /4
冲突与暴力 /6
第一部分
第一讲 主体的批判 /13
主体的地位 /15
主体的回归 /25
主体的自主性 /27
主体的两种概念 /31
是否应当已经是主体才能成为主体? /34
一个阴暗面? /37
主体与无意识 /40
主体与现代性 /43
第二讲 全球思维 /45
唯经济体 /47
全球与本地 /52
文化全球化之 “想象的共同体” /54
争论中的跨国主义 /58
世界的再制度化 /65
全球化的终结? /71
第三讲 社会学式的参与 /77
知识分子和 “专业人士” /82
结构主义与专家意见 /86
迈向社会科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92
第二部分
第四讲 新社会运动之后 /107
工人运动 /111
“新社会运动” /117
全球运动 /125
社会反运动 /133
第五讲 差异中的差异 /138
存在争议的多元文化主义 /141
张力 /145
社会科学的四大收获 /151
转折点 /159
文化和政治: 五种结构ꎬ 外加一个 /167
第六讲 历史、民族与社会 /184
法国的历史和民族 /188
历史和理性 /193
被质疑的历史 /194
回忆对历史的影响 /203
回忆的冲突 /210
历史的前景 /214
第三部分
第七讲 走出暴力 /223
主体和暴力 /223
暴力和全球化 /231
走出暴力: 受害者的角度 /239
面对暴力行为人: 主体政策? /248
第八讲 全球恐怖主义 /254
“肮脏的” 研究对象 /254
恐怖主义的概念 /260
传统恐怖主义 /266
全球恐怖主义 /270
受害者及行动者的主体性 /276
第九讲 种族主义的回归 /282
最初的改变: 20世纪70—90年代 /283
歧视和族群化 /288
全球种族主义 /298
种族主义和历史 /305
结论 /313
内容简介
米歇尔·维沃尔卡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行动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思想家阿兰·图海纳的得意弟子。
《社会学前沿九讲》是维沃尔卡在给学生授课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讲座和专业文章内容整理而成。他在书中分析了那些深刻影响我们世界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使得我们以往的观察方式变得过时，而需要新的分析工具的。
他在全球化背景下集中探讨了社会科学如何研究主体性，全球化，知识生产者的参与，社会运动，文化差异，历史、民族与国家关系，身份认同，暴力，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并通过这些探讨，让读者对社会科学研究视角与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本书以社会学为名，却横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作者以深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深入浅出，带读者纵横于社会科学的各个维度，可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案头必读参考书。
编辑推荐
◎《社会学前沿九讲》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维沃尔卡的著作，他所代表的社会学行动学派独树一帜。本书所论述的主题很前沿，视野广阔，旁征博引，横跨社会科学的各个维度，对社会学研究人员及本科生以上学历的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社会学的焦点问题，如全球化、社会运动、暴力、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空间与时间、个人与世界、冲突与暴力，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市场卖点 ◎著名社会学家的洞见，社会科学新思维的阐发。
◎李培林、沈原、郭于华、赵旭东、潘鸣啸等社会学家诚挚推荐！
◎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分析全球化、社会运动、暴力、恐怖主义、种族主义……
名人评价或推荐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维沃尔卡教授继承和宏扬了法国社会学行动学派的社会干预和社会批判思想，面对当今世界社会的新巨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思考，在国际社会学研究不断细分的潮流下，再次展现出宏大反思的魅力。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学家）
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承担社会学的使命，作者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究体现了学术担当与社会情怀。面对一个变革、冲突、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作者的研究与反思给人启迪，促人思考，并激励行动。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维沃尔卡的《社会学前沿九讲》是一部文笔清新却又意涵隽永的当代社会学论纲。书中所提问题真正触及到了当下世界最为核心且最为敏感的论题，其中包括人的主体性认同或个体性自觉的问题、全球社会运动中所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新理解以及让法国人及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头疼且甚为担忧的全球恐怖主义及其背后新的种族主义回归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及时地方性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该书基于维沃尔卡的九次课堂演讲和讨论的内容而展开，内容讲述明白易懂，举例也极为恰当贴切，富含经典案例，并且最为重要的乃是其亲近当下生活现实性问题的一种做学问的态度，作者强调一种行动研究的问题关怀，且没有为繁琐的社会研究方法所累，全部问题意识直指全球现实社会本身，推心置腹中不乏诸多社会学家的洞见和社会学想象力的阐发。本书绝非囿于社会学学科这一门，它同样可以成为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案头必读参考书，而且在精通法语的几位译者的笔下，法文原文的精义定会得到一种跨文化的翻译和理解。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
这本书体量不大，却可以说是一本集大成之作。作者以深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深入浅出，带领读者纵横于社会科学的各个维度。
——王鲲（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副主任）
本书的九讲没有一讲是完全终结的，就好像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相反，每一讲都提出了一些远没有定论的争辩。我希望展现我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而非提供稳妥的证据。
——米歇尔·维沃尔卡
前言 导言
巨大的转型改变着这个星球，而人类所拥有的用以思考这些现象的工具也飞速地演进着。有谁会质疑这一点呢？在短短几年间，我这一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经历了功能主义的崩塌、结构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出现的巅峰（从其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版本开始）与式微、象征互动主义的胜利、方法论个人主义不同变体的兴起、关于“主体”议题的回归等。一些研究范式濒临破产，另一些东山再起，还有一些被创造出来或者被彻底更新。
变革
这里发生的并不是一次危机，而是一次变革，是我们思考和研究变迁中的世界的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涉及所有的知识领域，而不只是社会科学，只不过社会科学处于最前沿，并且要扮演核心角色罢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对这个现象进行梳理和澄清——我们在另一本刚刚完成的集体著作里做了这件事，即《变革中的社会科学》。
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推出最有潜力的分析工具——那些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分析工具。
本书可以被视为集成之作，是自20世纪70年代肇始的研究经验的成果，而自那时候起，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本书可能只揭示了一部分事实，这也并非作者的本意。的确，本书吸收了过去一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我不懈地追求将这些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我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分析与观点，正如我将学者生涯中的教训收集进来一样。但我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梳理过去的得失，而在于构想未来，并将恰当的工具提供给我的读者，鼓励他们也能够同我一样构想未来。
本书的九讲没有一讲是完全终结的，就好像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相反，每一讲都提出了一些远没有定论的争辩。我希望展现我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而非提供稳妥的证据。如果读者阅后感到心中有了更多的问题，我丝毫不会感到失望或不悦。正如皮埃尔·阿斯内尔所写到的，社会科学所带来的自省，不正在于提升了读者思想的困惑程度吗？
空间与时间
如何理解现在、面向未来？我们生活在最具有瞬时性的现实当中。今后，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讯息洪流都会将我们淹没。我们还借助互联网、手机、摄像头来自己生产讯息，这些工具让普通人能够与记者竞争，传播某一事件，或者对它发表评论。在赋予这个现实性某种意义的时候，在将其定位于某种观点的时候，我们犹豫了，力图谨慎行事，确保自己的设想的确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对完成计划的信心大打折扣，或者说我们完全放弃了“美好明天”的诺言，而对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更为敏感。
与此同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影响是长远的，我们担忧下一个世纪气候异常，我们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努力——包括对我们自身——采取更为负责任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环保还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乌托邦式的质疑声音，今天却贯穿了所有的政治体系，成为主要议题。
我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对时间与空间的观念随之转变。因为移民、旅游等原因，更不必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越来越频繁地出行，去的地方也越来越远，遍及世界各地。本书并不想歌颂，也不想批判这些现象，它们被新的或者翻新的行为模式所改变，它们改变着我们全部的观念。这意味着人们要接受一些新想法来认清这些现象，或者提出一些手段来分析这些现象。
个人与世界
我们很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我们的存在是处于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影响着我们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应对这样的情况，甚至可能参与其中。昨天，我们可能梦想着成为世界公民，今天我们成为世界消费者。我们日渐发现，由于全球性的逻辑和我们对一些群体的归属感——一些或多或少“想象”的、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群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就业（或失业），我们的文化坐标，我们的品位和我们的价值观。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强调个人或集体的主观性，借此抵制这些逻辑和归属感对我们的压迫和动摇，特别是当它们将符合最强者利益的标准强加给我们，当他们试图控制我们——对我们自身主体性建立的控制、对我们做出自我选择的控制——的时候。
世界或者全球的视野和作为主体的我们对自身生活的关切，我们承受着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正如安东尼·吉登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所认识到的，我们只有在较大的距离之下才能思考这些张力。昨天，米歇尔·克罗齐耶和埃阿尔德·费埃德贝格等社会学家的诘问是：行动者与系统是如何结合的？今天，他们提出问题的空间已经扩得相当之大。我们应当自问：如何从最私密的、隶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的主体，走向最为广泛的、对我们生活影响如此之深的全球化？思考的框架也扩大了，同时应当质疑那些植根于民族、国家概念的社会思想所提供的经典的思考框架。
在这个巨大的空间中，文化、宗教身份认同带来了个体和人群的坐标系——无论是为了自我保护，以应对那些似乎威胁了他们完整性的全球化力量，还是为了创造性地将自身投射于未来。因此这本书也是一份请柬，邀请读者参与一次巡游，即以最严谨、最严密的思考方式，在个人主体观念和整体、全球化观念这两极之间所作的一次巡游。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第一讲提出了对主体概念的批判，第二讲鼓励进行“全球”思维；这也是为什么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全球化世界中行动者的文化导向问题，这些行动者恰恰在努力寻找方向与身份认同——个体的和集体的身份，而自身又总是背负着强烈的主体性。
冲突与暴力
昨天的大规模冲突已经离我们远去。总体上，冷战在三十年间成为全球的稳定因素，然而，两大阵营内部的结盟游戏，其中任何微小的局部战争都会使核威慑的原则受到质疑，让超级大国有被卷入最残酷的全球暴力冲突的风险，却没有人能为这场冲突负责。今天，各种形态的战争正在发展，打着公民—人道主义旗号的多国干预也日渐频繁。
去殖民化运动基本上尘埃落定，随之而来的民族解放运动亦如是，还经常反过来使得独裁者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这就存在一个尖锐的问题，特别是在近东地区，这些地方的去殖民化运动往往采取了极端暴力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包括在旧殖民国家内部，去殖民化运动也留下了后殖民问题，这个“遗产”是过去那段既有光明面（文化创造力），也有阴暗面（种族主义特别突出）的历史留下来的。种族主义与一段不太久远的历史遗臭混合，而社会的种族歧视变得越来越族群化。
在工业化社会，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得反抗的行动者与劳动的主导者发生核心冲突，方式往往很暴力，并通常引来镇压，导致流血牺牲。但运动自身并非暴力性的，当抗议的最极端表达变成暴力，甚至是恐怖活动时，一般而言都是假借工人运动之名，而非工人运动之实，其参与者则是一些多少有些造作地自称代表工人运动的政治行动者或知识分子。在一个不再是工业化的社会中，最具悲剧性的社会问题不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说得极端一些，是对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无产阶级的“不予剥削”，或者是处在劳动市场边缘的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法工作，包括打黑工。于是，后工业化社会与其他社会（昨天的被奴役或被殖民的社会）一样同流合污：南方问题浸入了北方国家，正如舒默尔·艾因施塔特所言，现代性变得多元。
这些被排斥的困窘的人们完全不能够自发地建构行动以捍卫自身利益，他们最多能够杂乱无章地借助于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宗教、慈善运动、非政府组织，然而这些运动又会以他们的名义，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来活动。
制度化冲突的终结或者缺失，通常体现为无法采取谈判式的处理方式来应对来自社会的诉求，以及那些来自于无法自己组织斗争争取权利或无法借助其他体系组织斗争的人们的期待。在所有的层面上——超国家的、区域的、国家的、地方的，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情况，由于缺乏管理冲突的原则（un principe de conflictualité），暴力正啮噬着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要考察当代暴力和种族主义，并不是为了描述和梳理情况，而是要展示本书开始所建议的分析工具是如何能够清晰地分析当今全球化世界中这些撕裂、断裂、仇恨和大打出手的现象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秩序与和谐的新纪元。这部分并不是在确立规则，而是旨在通过这样的分析，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如何有效地行动并应对这样的挑战？
本书的读者不应仅限于我的同事、教师、研究者和社会科学的学生。这不是一本社会科学教材，而更像是一本“反教材”。它涉及的问题在大学的课程里几乎没有地位。然而，正如我们将在第三讲中看到的，这些问题却是核心的，包括这样的思考：学者是否应当参与郊区问题的争论？学者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所展示的论据是否具有科学性？如果本书可以拉近研究与科普之间的距离，拉近知识生产与教学的距离，那么就达到了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这本书能否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而不仅仅是社会学？它能否不囿于法国社会的专门分析，而在全球层面进行思考？我有幸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在这里工作的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多学科研究在这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事实。另外，幸运的是，我总是能够将植根在我自身社会（法国）的研究实践、我在其他国家的田野研究和我参与国际知识分子生活的经验（2006年我被同事们推选为国际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便是对我最好的认可）结合起来。本书也可能会有不少来自学派的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偏颇之处，我仅希望读者能体会到我为减少这些局限、欠缺和失误所作的努力。
后记 结论
社会学有自己的分析工具、研究模式，它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积累性是很弱的。实际上，这些知识大部分已经过时，所对应的问题也随着时间而演变。当演变的速度加快、程度加深，社会学知识的类别就有可能会迅速老化，变得不适用，甚至会阻碍人们理解当代世界。因此，对1968年5月学潮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的诸多阐释，其中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文”（vulgate marxiste），无法解释事件的绝对新颖性，最终将造成左翼的极端化，碾轧了事件行动中的文化负载（如其中反技术官僚的维度），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这些斗争及其意义的矫揉造作的话语的泛滥。
昨天的公共辩论，有可能动员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显然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比如涉及劳动、劳动的组织、劳动所产生的冲突、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向上和向下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社会化、不平等。今后，议题的关注点转向了身份、文化以及对认可的诉求。尽管工人占据了几乎1/4的劳动人口，但是工人的形象却几乎从地平线上消失了，我们听不到人们谈论工人了。在电视上，我们几乎看不到工人，除了工厂倒闭、他们试图抵抗失业的时候。资本主义似乎成了纯粹的金融和商业，以至听到在今后全球化的中心——崛起的中国，还存在着劳动者和生产关系这个消息，竟令人感到耳目一新。更有甚者，无论好坏，对有工厂、有车间、有被过度剥削的工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描述让人经常想起19世纪的英国——卡尔·马克思的实验室。有组织的社会，其形象是宏大的、稳定的整体，由各阶级所构成的社会，以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为核心结构。这个形象让位于社会群体的碎片化和不稳定性。我们不再认为社会是层级或者阶层的堆叠，如果我们继续谈论社会流动或者社会化，就要改变这些概念的内涵。流动并不只在民族社会内部进行，也并不一定是进步或者退步，上升或下降，正如我们研究自我与父辈的社会职业阶层（catégorie socio-professionnelle）比较时所看到的那样。它首先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移民现象，可能带来的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境。昨天，社会化意味着一个个体——首先是孩子——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学会社会礼仪和规则，融入社会，适应社会。今天，社会化首先是个体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这个能力是掌握经验、成为自我存在的主体。不平等现象不仅是可测量的、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变成了个人与群体所认为的那样，于是不平等充满了各种表征意义，其中被鄙视、被贬低、不被承认等的情感会带来沉重的影响。我们可以一一讨论这些最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观察结论一般会落入三个主要结论中的一个：一些类别将要被放弃，另一些将深度更新，还有一些将被塑造出来——这就是本书在第一部分试图研究的。
事实在演变，有时非常迅速，由此问题变化了，公共辩论变化了，研究对象随之也变化了。这里同样会有三种可能的剧情：一些研究对象消失了，或凋敝了，变成了逝去时光的“遗老遗少”；另一些对象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还有其他一些对象展示出全新的特点。这本书不敢称详尽无遗，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只涉及了这些对象中最值得今天考察的几个。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些不是新对象，如暴力、种族主义都是很古老的议题，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的变化，需要用新的理论工具来研究它们。而其他对象在社会科学中至今还没有研究，例如记忆，除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著作外，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没有其他社会学者对这个对象感兴趣。我们看到，恐怖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对象，直到近几年，也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了如社会、家庭、性别、儿童、年龄、教育等其他问题，我们应当以同样的方式指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只要阅读或重读20世纪60—70年代的有关著作就会意识到我们与当时的距离之大。该对宗教说什么呢!根据最优秀的学者的研究，将近30年前，西方社会还被世界性的现代“去魔幻化”（désenchantement moderne）所裹胁，这是马克斯·韦伯的著名用语；当时，宗教到处都在衰落，失去重要性，世俗化风头正盛。今天，不仅我们经历着“上帝的回归”——尽管从来没有离开，而且这种回归经常充满了政治诉求，甚至是极端的，有时是暴力的政治诉求。然而，正如查理·泰勒或者法拉德·霍思罗哈瓦尔在最近的著作中所展示的，世俗化意味着信仰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教士与制度形成新关系，而绝对不是信仰不可避免的消失。自此，现代性不能再被认为是理性和法律战胜了传统与宗教，正相反，现代性是由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的。
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科能够躲过这些变化，它们的关系也因此在改变。人类学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一方面，人类学长期以来都将文化作为优先分析的领域，这为人类学研究当代现实带来了众多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学受到的来自于现代化的质疑，也远多于其他学科。在去殖民化时代，人类学已然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人类学青睐遥远的空间（对非西方的社会与行动者感兴趣）与时间（在西方世界中，描述抵抗现代性的、民俗的东西），它看到自己传统的“田野”从殖民统治中获得解放，至少某些田野是这样，以更加自主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性当中，被现代性渗透。因为移民，人类学在西方社会中观察到了以前只能在遥远地方研究的人群。
在学科内部，在那些希望研究新课题的人［如后殖民主义或者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e）］和那些希望维持经典研究方法的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社会学方面，主要应当学习走出民族国家构成的严谨框架，这也是诸多社会学家接受的挑战。在这两个学派之间，界限变得模糊：远的变得很近，它们的方法并非根本或者必然不同。我们还顺便要提及一个学习人类学的不二方法——参与式观察——的绝好文本，那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William Foot Whyte）所写的那篇附录［这篇文字是以他的名著《街角社会》的附录形式发表的。
历史也在变化，它的社会地位同样在变化。因此，它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围绕着某几个主题的社会要点，正如法国大革命——当弗朗索瓦·孚雷宣称大革命“已经结束”时，它就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引起激烈辩论的主题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区别使得过去其实能够通过对“记忆的动员”进入当下，我们可以假设这样的区别最终会失去力量，因为主张这种回忆的行动者比历史学家更有利益去确保表述的严谨性，而历史学家则只能够通过考察记忆承载者所提供的因素，来决定是否将这些记忆纳入他们的知识。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张力让各种行动者被动员起来，我们看到，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迅速地被质询并牵扯进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而辩论的缘起则是要求承认过去所经受的集体痛苦。
很明显，社会科学并不是唯一被牵扯到本书试图描述和理解的这场重大变革当中的学科。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它们从其他知识领域汲取营养，不断实现交换经济。我们在本书中注意到，文化身份问题首先是由政治法律哲学提出的，这是一门重历新生的学科，转折点就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那本伟大著作《正义论》，以及“社区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争论，而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举步维艰。
社会科学会越来越多地面对伦理问题，在对与疾病、生命、死亡相关的具体要点的思考上，我们期待社会科学作出贡献，也期待它在必要的时候澄清那些与法学家、哲学家相关，但同时也与医生、生物学家等人相关的决定。
今天自然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也与社会科学直接相关，例如气候变暖。学科边界也在移动，特别是各学科界面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比如所谓的自然灾害，其中只有一部分是自然的，海啸、地震、洪水、干旱或者雪崩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于社会和政治关系，这些关系作用于灾害之前，也作用于灾害之中，甚至之后。比如要搞清楚2005年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的灾难后果，是美国行政部门的无能导致没能对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防洪堤和排水泵进行适当的维护，又如种族主义导致美国黑人成为城市中首当其冲的为数最多的受害者，谁又敢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所有涉及“可持续发展”的议题都是一张多学科交流与合作的邀请函，学者们只能在其中改变自我。
在某些情况下，学科之间的结合是不确定的，或者不稳定的。我们认识到，许多社会科学学者曾经一度抱以很大希望，特别是在认知科学领域，但是最终往往变为纯粹的医学，甚至是科技研究，比如对医疗影像学的研究。
以上是几个仓促的点评，但这个结论是开放的、面向未来愿景的，不是某个终点，也不是让本书自我封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本书，这句话是说给代表了社会科学群体未来的一些人听的：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学生们。当他们在学年之初问我，除了专业参考书籍之外，建议给他们一本什么教材，一本什么普通读物时，我建议他们去读其他的经典，甚至可以借助雷蒙·阿隆的那本非常实用的书——《社会学主要思潮》来开始自己的思考。虽然古典思想家通过经典著作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方法、思考方式、研究范式，书中保留了他们的思想活力和真正具有启发性的价值，然而我们说这些作品只是部分地帮助我们认识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绝不是对古典思想家的诋毁，对于一个社会学家而言，通过研读经典作品与这些作者神交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是全部。
接下来，我开始了我的研讨班。几年来，我向他们介绍了本书中综述的那些思想与分析，并希望借此帮助他们完成各自的研究。我与他们讨论，借着他们的点评、批评、评论和问题来完善上述内容，再重新打磨。当然，这部著作也汇集了之前众多讲座的内容，以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但是我可以说，这个成果首先是在我研讨班上思考的内容，而我的学生是这些思考的首批对话者，我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所领导的社会学分析与实践中心（CADIS）的所有成员，超过1/4个世纪以来，CADIS中心是我主要的辩论、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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