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淑雯的《不曾发生的事》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我”的办公室遭遇——她遇到了一个患有妄想症的上司，执著地认为“我”爱上了他。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这是一件子虚乌有之事，但不过是一次次加深彼此的误会。如果没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个故事理解为一般流行意义上的都市恋爱剧，在轻度的喜剧和诙谐色彩中达到某种戏剧性的效果。但胡淑雯显然志不在此。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故事”中她有所交代：原来叙述者“我”也曾经是一个妄想症的“精神疾患”。那么，当一个妄想症患者指认另外一个人是妄想症患者，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我”显然既不能取信于他者，也无法取信于自我，她不得不求助于书写，并通过讲述的方式来达到治愈的目的——“于是我到了这里。在书写当中向你现身，与你相聚”。

这个故事在表面上有一定的讽喻色彩，有一种卡夫卡式的情绪，它可以被解读为一则现代人生存的简短寓言，“我”不过是另外一个测量员，永远无法抵达那座叫做“真相”的城堡。但同时，这个故事也呈现为一种心理的结构，我们可以视整个故事为“独白式”的自我陈述，好像是精神患者在面对医生——在故事中被指认为一个毫无来头的李教授——在讲述自我的创伤性经历。小说在这里试图回答某种起源性的问题，即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异化，而语言，因为与起源的相关而具有某种神秘的疗愈功能。“卡夫卡的人猿猴，以人类的语言追忆过去、身为猿猴的感受。但是他说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无法重探猿猴的精神状态”。这一分析显然带有浓郁的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色彩。“他人即地狱”也许就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胡淑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不曾发生之事”，以语言和讲述之“有”来描述不曾发生之“无”。这是胡淑雯刻意向我们玩弄的解构主义的故事游戏。这让我想起罗伯·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作品中的女主角同样遭遇到了一个妄想症患者，但不同的是，在妄想症患者的反复陈述中，女主角相信了一切，包括一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爱情。胡淑雯或许从这个作品中得到了灵感，他们同样处理了语言、讲述和内在自我的关系等同样的命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胡淑雯这样的一次讲述中，我们除了得到一些精神分析式的片段印象之外，好像并不能加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即使在最低的限度上，也不能抵御如布鲁姆所谓的个人的孤独。既然如此，文学何为？据我了解，不仅仅是胡淑雯，一些其他的台湾青年作家，比如伊格言的一些作品，也有这种将社会历史彻底个人化、碎片化或者精神分析化的倾向。出现这种美学倾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文学史谱系和现实针对性为何？会不会造成一种写作上的单一性？这是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感到比较困惑的地方。

相对于《不曾发生的事》几乎以内在化的“我”为视角进行叙述，《浮血猫》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虽然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还被隐在的“我”所影响，但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摆脱过于“内在化”带来的局限，而将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层面的书写。这两者的重叠在某种程度上结构了故事的多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这个故事起源于一种童年的创伤经验以及对这一经验的治疗。5岁的女孩殊殊在与邻居小男孩玩性游戏时被男孩的父亲撞见，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父亲（代表了某种愚昧的权威？）对男孩实施了直接的惩罚，为了让这种惩罚更加有力，父亲更是残忍地将刚刚出生的小猫——还浸在胎血中的幼猫——摔死：一只、二只、三只。在女孩后来的回忆和追叙中，这一段经历不过是自我“清纯的冒险”，但为何却不能为世俗的世界所接受？因此她常常回到这一关节性的事件，在所有的成长小说中，关节性的事件总是构成了意义的要点，推动着人物的成长和故事的演进。但这仅仅是故事的第一个层面，虽然胡淑雯将这一层面视作她故事的诗眼——她以浮血猫命名这个故事正是提示我们这一点。万幸，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女孩殊殊和鳏居老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同样懵懂无知的女孩遭遇到了老人的性骚扰，关键问题是，在女孩的意识里，这并非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她几乎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老人的骚扰。最后之所以“东窗事发”，并非女孩为了揭露老人的“罪行”，“她只是嫌他烦，嫌他烦而已”。这里的潜台词非常有意思——因为这种“烦”可能是暂时的，也许过了几天，在几张漂亮的糖果纸的诱惑下，女孩又会乐意接受老人的骚扰。这种“道德中立”或者悬置“道德审判”的书写态度非常有意思，她超越了简单的女权主义的“控诉”和“审判”模式，在那种简单的控诉和审判模式中，女性被设定为“受害者”和“弱者”的角色，用口诛笔伐的方式对男权世界进行批判。但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自我角色的设定中，反而是更深地落入了男权社会的逻辑：——原来你（女性）果然就是一个弱者，一个需要被男性或者更高的权威保护的人群。在这个意义上，《浮血猫》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女孩因虐杀幼猫而产生的心理阴影，这不过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并不罕见的案例，它充其量能构成一个如《不曾发生的事》那样的小说；它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小说中的女孩最后长大成人，在公交车上偶遇当年骚扰她的老人，她居然主动——请注意，是“主动”——找上门去，为这个“猥琐不堪”的老人洗澡、甚至手淫。这里有非常细腻的动作描写和心理活动，最有意思的地方莫过于“攻受”方的颠倒，男性作为常见的“攻”方在此变成了“受方”。而常常被书写为弱者的女性成为了具有强大心理动能的“攻方”。不管是处于何种动机，角色位置的变动暗示了一种新的对女性主义的认知。我曾经在人民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请一位女生讲解这篇小说，那位出生于1990年的女生高度评价了胡淑雯的这种颠倒，认为这才是女性写作真正要走的道路。胡淑雯在一篇访谈中曾经谈到：“我关注的的确是各种‘性的受控’。被控制、被侵害的经验。我关注的是如何看待被侵害的辩证，我认为我笔下的角色，即使她们的性经验并不美，许多都是不请自来，以至于她必须去抵抗……但我觉得这些角色是非常有力量的。我觉得去谈抵抗，抵抗的辩证，辩证的抵抗，对我来说是有趣的事情”（《前进》文学杂志第6期胡淑雯专访）。

我当然也同意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肯定这样一种写作的倾向，但是这里其实依然隐藏着需要特别小心翼翼的陷阱，殊殊作为一个成年女性对这个老男人所做的一切，似乎超越了性别的生理性，存在着某种将（女性）自我去性化的倾向？联系到小说中提到的“童年阴影”以及对“血”的反复描述，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自我厌恶的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女性厌女症？对这种非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处理固然揭示了现代社会性别关系的隐秘畸形，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的病象，但仅仅通过“语言的复述和回忆的重返”是否就可以获得一个获救式的成长？胡淑雯的小说充满了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感和畏惧感，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敌意和恐怖——这种恐怖，不是集中营的恐怖，而是日常生活的恐怖，是人本能的动物性间歇性地发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想象或者书写一种正常的、美好的人性？胡淑雯在小说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隐秘地指向宗教。

借助宗教的隐喻意义，以“和解”和“长大成人”的故事结局来治愈个人曾经遭遇的侵犯和创伤。这一故事结构于是又将行为主体封闭在个人经验的时间之环中，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经验和短促的社会经验中完成叙述行为。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胡淑雯的小说中，除了时间在进行某种单一的线性流动之外，其他的似乎都处于某种停滞之中，在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停滞之间，某种类似于现代性的个人经验被建立起来了。这似乎在台湾的青年作家中成为一种审美上的惯性。

胡淑雯在《浮血猫》中似乎还有一些欲说还休之处。小说中呈现了某种社会化的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在叙事之环进行了突破。这其中尤其表现在对于具体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其中有一段写老人在博爱院里的住所。这种描写让我想起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贫民窟的场景，虽然时空已经不同，但社会结构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在这种不变的结构中，是人性的原地踏步。这些表面平静的叙述暗藏机锋，并流露出一种简单的“阶级意识”。这让我们在进入殊殊的特殊遭遇之时，已经明白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语境，这是一个发生在贫民窟或者毗邻贫民窟的那些社会底层的故事，我们无法想象那个老男人会出现在一个高档的社区进行他的性骚扰。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一些阶层被刻意保护起来，他们不需要承担太多的风险；而另外一些阶层，则被最大限度地抛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风险：失业、饥饿、暴力和侵犯。这是胡淑雯在其故事中不经意间披露出来的，但正是这些不经意的东西，拯救了这个故事，让这个故事不止于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的自我经验的呈现，而是和社会、历史有了一定程度的对接。

更有意思的是那个老男人，在故事的表层叙述中，他仅仅是一个对象性的人物，用以完成女主角的救赎叙述。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他居然复活了，成为了一个试图重新发声的主体性人物。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这个老人的身份，从小说的种种陈述来看，他或许可以是一个老兵——他住在收养了很多老兵的博爱院，他有某种残缺，或许是战争的后遗症——且不管这么多吧，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个老人，没有任何的来历，没有来路也没有去路，好像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孤儿。是的，这个老人是一个典型的孤儿形象。这一孤儿形象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台湾经典作家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我们可以想象胡太明最后变成了一个住在博爱院里的垂垂老朽吗？胡太明在不同的空间中（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流浪，为的是寻求到一个真正的文化位置和文化身份，如果胡太明最后不过是一个被“历史绑架”并在历史中忘却自我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这难道不比一个简单的孤独主题更能体现所谓的辩证的抵抗？

也许这正是胡淑雯们需要去仔细梳理和思考的东西，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回到更具体的人和事，而不仅仅是执念于现代的“幻景”。我非常敬仰的中国作家陈映真曾经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中尖锐地批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失去了历史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同时也开宗明义地指出：

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国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从19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后，贫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几百年来，贫困的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穷人们——在今天垄断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所有普通人的代名词——如何抵抗？或者说，有没有一种抵抗的美学不仅仅是在个体的内部发生，同时也勾连着他者和更广阔的人群？如果我们的作家（不仅仅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作家）不仅仅想做一个美文家，他们就应该真正思考抵抗的“辩证法”：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人对一种抽象的观念、症候的抵抗，也不是虚构出一个完全自足的主体，在内封闭之环里完成有限的人生。而更应该在具体的经济政治语境中理解个体、语言、自我和他者（历史、社会、精神疾患）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经验的抵抗升华为美学的抵抗，将社会问题和精神困境转化为美学形式，如此，他才可以称得上听到了“文学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