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民就是最大众

来源:文艺报 | 李春雷  2017年05月03日09:10

“从文学的人民性的概念发展来看,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的是作品对人民的态度和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生活,是文学活水的源头。文学的人民性,离不开扎实的生活基础。

你熟悉的,只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除此之外,对于这个阔大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你熟悉多少呢?”

人民,是我们当下谈论最多的一个名词。

真正的人民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权利说“我是人民的一分子”。但你代表的是个人,并不是人民。因为你只是个案,或最多是小众。而人民,是一个意蕴丰富、广阔无边的世界,涵盖着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包括信仰与追求、内心和外在。所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作品的“人民性”是自己进行文学创作时面临的一个重要概念。

文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提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意识”,要求作品“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表现人民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文学的人民性,并且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赋予它新的涵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曾直接提到“人民性”,说这是“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并且指出“从人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考察”作品。列宁曾明确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这些经典论述,为我们正确地理解文学的人民性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从文学的人民性的概念发展来看,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的是作品对人民的态度和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人民性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说明文学就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

在这个全媒体的信息时代,我们再次谈论人民性,重要的不是概念、理论上的廓清和厘定,而是在实践中的实施和建设。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有志于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家,只有尽多地、深入地融入社会,融入生活,融入人民,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现实,进而精准地反映现实,体现文学的人民性。这是一个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法则。

为有源头活水来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文学的人民性,离不开扎实的生活基础。谈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常常有作家朋友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生活中,我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还体验什么呢?

是的,你的生活真真切切,水水灵灵。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许你是一个教授,是一个记者,抑或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你熟悉的,只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除此之外,对于这个阔大的现实社会的主流脉动,对于更广大人群的真实生活,你熟悉多少呢?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前后,从小知识分子家庭走进上海的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一系列以个性和女性解放为题材的作品,轰动一时。如果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可能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由于时代原因,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她走向了延安,走向了人民,走向了最火热的生活。于是,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的道路,正是延安生活使她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质变。1946年,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她背起包袱,来到桑干河畔,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地与农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农民从几千年封建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状丰富了她。她走家串户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逢到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她总是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提建议: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更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如此深层的现场体验,才使丁玲的创作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真实地书写。小小暖水屯,就是一个小社会,各种关系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还当着青联主任,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钱文贵是群众最痛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儿子更被他送去参军。斗争最坚决的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存环境及农民心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将政治、经济、家族、血缘、道德、文化、个体心理等元素进行了如盐溶水、不露痕迹的成功表述。

正是这些独特成就,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显得更加真实、深刻、可信和可亲,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从而成为一部文学名著,成就了丁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还有柳青。为了真正体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酸甜苦辣,他从大城市直接把自己下放到最基层农村——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这是一种真正的深入,深层的融通,由走近而走进,由了解而理解,由感染而感悟。正是踏踏实实地深入体验,他才创作出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

人民,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而不是贵族文学。文学艺术来源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道理和道路,就在面前,最关键的是如何去实践,去实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确实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虽然我们都置身生活中,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天地还是太有限了。当下的社会,处于特殊的转型期,世界一体化,信息全覆盖。多元的影响,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全新生态。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自己已经熟悉的、舒适的、习惯的生活,走进更广阔、更基层、更陌生的领域,去学习、去热爱,去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并进行美的创造。

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比较难以驾驭。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我更是感觉陌生。1998年,为了创作自己的长篇处女作,我曾经在邯钢体验生活一年时间。我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分布在邯郸市周边的多家邯钢生活区,采访了数百名邯钢人。为了体验钢铁工人在特殊时间段的心境,我经常与工人们吃住在一起,甚至当年的除夕夜,我也没有回家,而是在炼钢炉旁与工人一起吃饺子值班。当天深夜,遭遇钢包大喷事故,钢液飞溅,极其危险,我躲避不及,左手小拇指被钢液烧伤,鲜血淋漓,至今仍留有白花花的伤痕。正是这些亲身体验,正是这次剧痛,把我与工人兄弟之间的情感彻底打通了,再看到他们便感到格外亲切。

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天,我主动请缨,成为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一员,并最早到达震中。当时的震中地区时时发生强烈余震,极其危险。我背着睡袋、干粮和饮水,在滚石乱飞的深山里采访,长达一周时间,几度死里逃生。正是这些特殊的体验,让我创作出《夜宿棚花村》等作品。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我再次主动请缨。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又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18个小时,翻越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以最快速度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雪域深处的震中——结古镇。由于行动突然,缺乏休息,再加上高原反应,我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满眼金星,头痛欲裂,几次昏倒,只能依靠吸氧和喝葡萄糖维持。前线指挥部急忙联系飞机,让我与伤员一起转移。但我明白,北京方面只有我一个作家在场,使命在身,不能后撤。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体验,我再次创作了4篇报告文学作品。

为了创作反映129师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我曾沿着刘邓当年行军作战的路线,在河北、山西的深山里奔波两个月,行程数千公里,搜集资料200公斤;为了体验民工生活,我曾主动搬进50多个民工居住的帐篷里,在汗臭、脚臭和鼾声中住宿了一个星期……

“扎实生活,诚实写作”是作家的基本准则。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拥有丰厚的生活经验积累,才能对生活有独到的认识、理解。有了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必须虔诚地对待,苦心孤诣地去创作,经营好自己的一方心田。诚如是,才能有所得。

文学,永远的正能量写作

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其表现手法和主旨都是正能量写作。哪怕写血腥写阴暗,其目的也是警醒和劝戒,而绝非欣赏和倡导。这就是文学的方向,也是文学的责任。

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中强调“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所特有的内在自我”(才能和内心生活)是不足凭的,个人智慧的最后根源是群众智慧而不是天和神。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每个人都是“集体性人物”,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这是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他强调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为文艺而文艺”,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为“较高的意旨服务”。他说:“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所以,歌德的作品是“由现实提供作诗的动机,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就是“诗人的事”了。

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人民性”就是“较高的意旨”。只有舍弃“小我”情调,永葆“大我”情怀,心向大众,才能把自己的作品“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能不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坚持文学的人民性,心系人民,深入生活,才能潜心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虽然是艺术,虽然不能说教,但最不能缺少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立场和时代政治背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说得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是文学的大道——也是一个作家的为人之道、为文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