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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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2年 大合唱救中国

从兔年到龙年

奔流不息的嘉陵江边的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家新建的饭店。这里远离重庆闹市，没有空袭的危险——这是为那些不断往来重庆的外国人修建的。除夕夜，身材结实、风度翩翩、作风老派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各界名流举行招待酒会，与会者包括外交使节、新闻记者、传教士和当地官员。客人们喝着口感柔和但很上头的黄酒，神情荡漾。

孔博士起身敬酒，用他出色的英语对会聚一堂的外国人士说，按中国的生肖年，去年是胆小的兔年，而新的一年，非常幸运，是愤怒的龙年——龙是中国的守护神，长着锐利的爪子，吞云吐雾。无论是孔博士的酒会，还是他的期望，都来得太早了。为了取悦他的外国朋友，他选择了东方的新年，但是去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今年的希望看起来十分渺茫。

尽管去年是战争和恐惧的象征，开始却是出人意料得好，但年终的溃败使中国的未来一片漆黑。

年初，对手按兵不动。自从日军1938年10月占领汉口后，局势一直非常平静。日本人在等待汪精卫叛离重庆政府，进而使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但结果却是汪精卫逃走了，而蒋介石留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人还要打更多的仗。日本人的计划是南北夹击，一举把重庆吞并。在发动突击后，日本人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攻占了南昌。但是，随后中国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比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获得的任何一个胜利都大。

日本人在5月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试图控制通往重庆的北部通道，最终目标是拿下汉中，但被中国人粉碎。9月他们又直逼长沙，想控制通往重庆的南部通道。在已占领的山西省内，日本人开始了血腥疯狂的“三光”扫荡。

11月，日本人又采取新的行动，这一行动让所有中国人提心吊胆地等了整整一年，这就是，打入西南交通系统——该系统承担着中国战用物资90％的运输。这场战役是战争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与通常一样，中国人打算先让日本的细手指伸向它的目标——南宁，然后再从侧翼攻击，一举斩断。但这次中国人失算了，日本人的企图得逞。日本人立即开始轰炸中国的生命线，包括从印度到中国的法属铁路线。

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击，但惨遭失败。1940年2月中旬，在南宁附近的一次大战役中他们也遭到重创。日军称，有6800名中国战俘落入他们手中。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不但参加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和包围，而且还严密封锁了海岸线。

颇为有名的中国游击队不再像前一年那样活跃了，但是他们仍然像蚂蚁一样地忙碌着。上周，一位日军发言人称，上月在上海南部与游击队发生的冲突不少于295次。但游击队的胜利越来越难：他们的补给线断了，而日军的报复性进攻则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残酷。

中国的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欧洲战场的影响，盟国的支援实际上几乎停止了。美国之前考虑给予中国2000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一数字只有中国向美国要求的1/3，与其需求总量相比，尚不到1/10。

中国在一线有200个师，有200万正规军，另外还有200万训练有素的后备军，在敌人后方有大约有50万游击队员。在人员数量上，中国占据优势。日军在战场上共有40个师，共112.5万人，但都疲惫不堪。让中国人倍感痛恨的是，有10万左右的伪军在为敌人卖命。

但中国现有的人力仍不够用，无论是勇气还是士气都相差甚远。中国无法与日本飞机、卡车、大炮和铁路线相比，也赶不上日本的技术和战略，无法阻止他们在战争中的狂轰滥炸。而其中最严重的——为此可能打败中国的是运输线路被阻断。

日本人已经放弃了占领重庆的念头。其目标是：1.西安——连接中国北部和重庆的主干；2.兰州——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关键地；3.把西南完全切断。

从1940年2月的局势来看，除非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或者日本内部发生巨变，但这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军队可能会像瓦格纳的《 尼伯龙根之歌 》中的巨龙法弗纳那样——长久地吟唱着最后的悲歌，然后自刎而死。

战争3周年

重庆的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小公园——去年5月这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有200名中国人被炸死，因为他们自认为如果藏在树底下或躲在灌木丛里会安全地躲过空袭。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游戏，叫作“抓叛徒”。5个纸做的木偶头放在地上，每个代表着投靠日本的汉奸。几步之外，笑嘻嘻的中国人排队来一试身手，5分钱投一次，用松柏条做成的套圈扔向汉奸头。如果有谁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给投中了，就可以得到5元的“国家复兴券”。

除了这一游戏以外，还有许多令中国人感到好笑的事情。与他们的欢笑不无联系的是，还有“国家复兴”这个名词。

其中一件事是，一支新成立的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这是一支可怜兮兮的伪军，它的首领是集诗人、学者、绅士、政治家为一身，而单单不是战士的汪精卫。日军称，这支由5万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拥护“新秩序”。而它的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平与国家复兴军。

颇为严肃的国家复兴军终于从意向变成现实了，看起来好像是日军第一次有意要撤出。日本的南中国军队司令部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宣称日军最近在南宁所取得的胜利在东亚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声明还称，汪精卫政府即将成立，中国的南部铁路线被切断，日本也不再想扩展所占领的区域。最后，它声称：“今后我们的军队将是对付中国的挑衅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只有日本人被赶走或撤出，蒋介石才会和谈。但这的确给了精疲力竭的中国一点喘息机会。而且它还意味着，即使日军仍有能力打击中国，但是在东京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制约了日军的行动。

这些麻烦越来越明显了。连续三周来的批评（ 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日本算相当罕见 ）在会议上爆发了。2月初，斋藤崇雄说国家对战争厌倦了。然后议员小口说，当前日本的物资短缺和困难，如果轻工业和一度繁忙的出口业不因为战争而做出牺牲的话，是可以避免衰败的。牧野良三议员警告说，“现在民心不稳。”但是军事大臣畑俊六断然拒绝了公开军事开支的要求，而当争吵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很冷静地中断了会议议程记录。

2月下旬，汪精卫宣布他的政府于4月1日成立。汪精卫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共同宣布在下半年“尽快组建”。

“它长300步，宽8步；如此宽敞，10个骑兵可以轻易地骑着马并排过桥。”这是1277年年轻的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卢沟桥时有感而写。这座依然挺立在那里的桥，660年后一个炎热夏夜发生的事件使它被载入了史册。

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件”发生3周年。与此同时，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丹麦、苏格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法国，要么投降，要么屈服于武力进攻。在此期间，曾一度被认为是胆小懒散的中国人，开始拿起武器反抗，与所谓的3个最为野蛮和不可捉摸的国家之一进行斗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为这一英雄事迹而震惊。

在日本进攻的第一年，攻势出奇地快，有点类似急行军的速度，从北平到天津，从北到南，一块块地失陷了。上海在顽强的抵抗之后也失陷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赶上了疯狂的日军上演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杀人、奸淫、放火、抢劫，日本人的报复行径造成了30万市民丧命。

在名义上占领了46.5万平方英里土地后（ 其中居住着1.15亿百姓 ），日本人信心十足地（ 因此也是半诚恳地 ）提出议和，中国拒绝了。日本人开始试图安抚占领区时，又被游击队员戏弄。此间，台儿庄战役使日军在众多的中国士兵打击下，遭到了近年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中国军队在山西省取得了一场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了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联系切断，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受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美联社记者在遥远的重庆发回来的报道，看起来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日本并不是与一个统一的中国作战，而是与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作战。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蒋介石委员长不可能打败日本。但是蒋介石不愿意为他们的帮助付出太高昂的代价——不能打败日本人后让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一方面给共产党有限的武器、金钱和活动自由，让他们继续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国的南部取得主导地位。1941年1月下旬，为了防止共产党南下，国民党与之发生了一次不愉快。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中发展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自治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其精悍的八路军从贫瘠的西北省区向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移动。蒋介石担心新四军和八路军成为其麾下的两匹特洛伊木马，命令叶将军把部队向北开到扬子江流域以外。然而新四军却向南挺进，在江的南岸遭遇了蒋的中央军，中央军的士兵奉命向叶挺将军的部队开了火。

随后的9天时间里，中国人与中国人打起仗来。后来叶挺将军受伤被俘。蒋委员长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散了新四军。共产党驻蒋政府的代表周恩来愤怒地对此表示了抗议。远在延安的共产党对此表达了足够多的遗憾与愤怒。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嘉陵江和扬子江的交界处。

寂静的城市地下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 估计可容纳3万人 ），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轰炸过去后，几百名中国人死亡了——他们不是死于轰炸，而是死于窒息，在狂乱之中，人们疯狂地相互撕扯，想挤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重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大量防空洞的城市。它的防空洞体系被认为绝对安全，可以保护它的40万市民，市政府修建防空洞时曾经赢得人们毋庸置疑的信任。

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国歌，然而中国人倒是选择了一支西方舞曲的调子——《 雅克兄弟 》，并将它重新填词，唱出了“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压迫”等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广大民众同声高歌。他们所唱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西方的同类合唱很相似。孙逸仙博士在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激发起爱国热情，但没有产生大众音乐。

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合唱的人现在正在美国，他是一位瘦脸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名字叫刘良模。他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他曾在上海大学当篮球队的啦啦队队长，那段经历使他确信群众合唱有鼓舞士气的作用。1935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刘先生组织了一个由60名穷人组成的合唱团，教他们唱《 救，救，救中国 》，曲调来自另一首舞曲《 划，划，划你的船 》。基督教青年会派刘先生走遍中国，最后中国政府采纳了他的计划。“让我最激动的时刻是，”他说，“指挥1万名士兵合唱爱国歌曲。”

今天，中国人唱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还有许多目的——为了扫盲、为了改善卫生。士兵们学唱操练口令和军队条例，学会唱了，他们再去认识那些字。其他广为传唱的歌曲有《 你必须帮助士兵 》、《 苍蝇传播细菌 》等。西方的节奏和旋律如今好像不再令中国人吃惊了。他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 》，它的节奏短促，曲调充满活力。不久前，一群已经漂泊了上万里路的逃难儿童为蒋介石夫人演唱了这首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2374号是一栋不起眼的砖房，里面有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但是美国军人对此鲜有耳闻。屋内四壁挂着军用地图，详细标示着日军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部署。屋里的椅子上坐着的几个人，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有关日本陆军的信息：日军怎样行动、怎样作战等等。

这里的人了解许许多多有用的信息，但是美国陆军并未从中受益，原因很简单，他们到这里的6个星期以来，没有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主动挂个电话，或者来敲敲他们的房门。

这栋房子里住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蒋介石委员长派他们来帮助美国计划和组织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思维敏捷、久经沙场的熊式辉将军，成员之一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陈彼得。他们中有些人会讲日语，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大多数在过去的5年里都和日本人成为战场上的老相识了。

他们于4月13日到达后已递交了介绍信函，给有关当局送去了名片，并租下房子。美方毫无反应。两星期后，熊将军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盟国也许赢不了战争，“除非对所有的战区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没有人理睬。

是时候了。美国陆军不能无视中国的危局。日本人已经发起一轮新的攻势要摧毁中国。比起过去5年里的其他攻势，这一次日本人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不仅因为缅甸的陷落，还因为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远东的所有灾难。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支那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山东1938年年中就被日本占领，浙江则是另一回事。浙江从未被征服。这里是蒋委员长的家乡，也一直是冲破日军封锁，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偷运贸易的中心。

日本人于1941年5月下旬投入了6个能征善战的机械化师，以及至少200架飞机。兵分几路向铁路和货运集散中心金华开进。陆军挺进的同时，42艘日本运输船偷偷驶向福州附近岛屿林立、海盗盛行的海岸。日本人在那里占据滩头，然后向西北进攻，与从南昌向南来的日军会合——在浙江守军背后形成夹钳之势。

与此同时，为阻止盟国的飞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日本人又多派了六个师，辅以500架飞机（ 用于对付棘手的飞虎队残部 ），大举进犯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省。

如果日本能够最终完全占有中国的主干线铁路——特别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北干线，那么日本将拥有到达除岛屿外的所有占领地陆上供给线，以及一条从新加坡到东印度的海上捷径。

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那么长期以来被认可的美国海军对日战略——切断日本到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跳跃海岛、切断海道的战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作为夺取中国内陆交通线的第一仗，日本人已经对长沙发起了进攻，他们过去曾三次进攻长沙未果。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汉口和汉口以北集结了大约8个师的兵力和至少100架飞机以供进攻长沙。对浙江的进攻也同样出于占领交通线的目的：和所有日本在华进攻一样，进攻浙江也是沿着最大的铁路（ 这里是浙赣线 ）和与铁路并行的最好的公路。

日本这次多路进犯是战事开展近5年来对中国最严峻的威胁。如果日本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会就此打住。他们可能会趁热打铁，了结“中国事件”。

1942年5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往两处集结大军。一处是中国中部的汉口，另一处是印度支那的西贡。后者可能用于对付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如果日本目前的进攻得力，两处兵力都可能用来打垮中国——南方兵力从南向重庆开进；中部兵力通过西安插入，把中国北部和中部割开，切断蒋与其苏联朋友的联系。两边同时夹击，将构成对重庆的巨大的钳形攻势。

在陷入战火的浙江特别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蒋是一只大海兽的化身，这只海兽过去住在奉化附近的水中，在沙石上晒太阳。他们说蒋出战时若是雨天，他就打胜仗；若是晴天，他就打败仗。

这则迷信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成熟思考。如果蒋在雨天出击，敌人不能动用飞机。既然蒋几乎没有飞机，除了陈纳德将军出色的飞虎队在缅甸驾驶的那几架飞机，而敌人用不用飞机就不一样了。

蒋没有真正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送给他。华盛顿和伦敦乐于相信既然蒋没有飞机也能从1937年抵抗日军到现在，他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既然如此，空军可以飞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飞往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

但是如果说中国头5年的战斗是艰苦的，那么现在面临的就是最艰苦的时刻。现在日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集中兵力，它的侧翼已经没有了严重的威胁。菲律宾打掉了，新加坡也完了，香港也完了，印度支那已握在手里，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西伯利亚的苏联人不想惹事。

中国政府发言人对《 纽约时报 》记者哈里森·福曼说，中国有三个需要：“一是轰炸和驱逐机；二是轰炸和驱逐机；三是轰炸和驱逐机。”实际上中国还有其他需要：大炮、弹药、汽油。但是中国人现在强调他们最大的需要，也是盟国还能够满足的需要。

有一位美国军官了解中国，并在中国屡建战功，他就是美国志愿飞行队（ 即飞虎队 ）队长陈纳德将军。上星期他在昆明说2000架美国飞机就能干掉日本空军。他说日本进攻浙江也不可能打掉所有可用于轰炸日本的飞行场地，中国太大了。

其他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同样认定中国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而美国忽视了它——再不抓住机会可能就来不及了。

哲学家走了

在派驻美国的各国外交官中，没有几个比文弱而富有魅力的胡适更受欢迎，他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自1938年以来任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9月初，蒋介石召回胡大使，代之以魏道明博士，蒋委员长没有讲原因。

当然，51岁的胡博士以其学者身份不屑于宣传蛊惑，而大家都知道美国《 租借法案 》对中国的援助微不足道。但是对于胡博士在退还其政府拨来的6万美元宣传经费时所说的：“以我的演说为宣传足够了，不必花你们任何钱。”许多美国市民都认为他所言不虚。事实上，热情、睿智、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胡博士本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他的免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自从美国参战以后，中国非常讲求实际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就一直驻守在华盛顿，这两个人做搭档，几乎可以说是外交上难以抗拒。如果中国没有得到应得的，那过错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使馆。胡博士的朋友们希望一直流传在华盛顿的谣传是真的：蒋介石委员长在国内对胡博士另有重任。

胡适曾经说哲学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爱好，政治是他的义务。这是一种谦辞。作为一个哲学家，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的著名弟子。胡适出生在安徽绩溪，其父胡传，曾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从小就智力出众。在中国革命前的黑暗时期，作为英语教师的他变得越来越委靡放荡，还曾经因为与警察吵架而坐过牢。后来他振作起来，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然后又于1915年至1917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继续深造。胡博士的四卷本留学日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畅销书。

对胡博士来说，文学远非仅仅是爱好。他本人便是中国文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领导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白话文运动，在几年时间里，将中国的书面语言改造得与口头语言非常接近，从而打破了士大夫的文言文垄断，使普通人也容易学习读写。193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直到离开那里就任美国大使。

胡博士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著书立说阐明其政治主张。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自由派。他曾多年猛烈攻击蒋介石委员长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其文章后来结集为《 人权杂谈 》出版。但是当日本染指中国之后，胡博士抛弃成见，投到委员长麾下（ 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他不断显露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37年10月，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告诉美国人：“现代世界已经由无线电波和越洋快船连成一个整体，再也不存在孤立的国家了。……上次大战中，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行径把你们拖入战争中，同样的情况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将会再现。”

由于被解职的打击，胡博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世界，与胡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并继续写他的《 中国文学史 》。但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世界。

胡博士的继任者魏道明博士是一位在巴黎学成的国民党律师，精明干练。在1928—1929年他担任中国司法部长期间，使中国现代法院的数量翻了一番。后来就任南京市长，他主持了这个新首都的大部分现代化建设。与日本开战后，他成为行政院（ 蒋委员长的内阁 ）秘书长。去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但他未就任，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华盛顿。

作为大使，他毫无疑问将得到其精通政治的妻子郑毓秀的大力协助。他的妻子出身于富有的官宦家庭，很早就成了一个革命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和第一个女律师。她与她的丈夫在巴黎相识，当时她也在学习法律。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律师和法官，她属于上海滩上最常被提及的人物，深得蒋夫人宠爱。

蒋介石的两条线路和两个计划

蒋委员长苍白泛黄的手抚过他的光头。他说话还是与往常一样，以浓浓的乡音厉声训导。这是每周一次的缅怀孙逸仙的仪式，他此时讲话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蒋介石与孙逸仙一样，认识到广袤多山的大西北是中国尚未开发的宝库。不仅如此，这里是他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通道，而且，假如中国和盟国军队在亚洲惨败，这也将是中国的避难所。

人们惊讶地获悉两条新的供给线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代替丢失的缅甸公路，把美国的物资运送给中国部队。第一条线路长4500英里，第一段铁路起于美国在印度卡拉奇的空军基地，向北经过阿富汗的喀布尔，到达俄罗斯的撒马尔罕。然后货物沿着中亚平原，顺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到达苏联终点站阿拉木图。最后一段是通过中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修建的公路，穿过新疆和甘肃两省抵达重庆。另一条线路的起点在波斯湾的布什尔，穿过伊朗，然后通过水路到达里海的克拉斯诺伏斯克港口，在这里再将货物通过铁路运送到阿拉木图。

中国仍然是盟国物资的最后一站，但是在一小队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帮助下，今年夏天中国一直控制着自己的领空。随着日本把地面部队扩张到整个亚洲，蒋的部队开始趁势反攻。上个星期在浙江省，他们打退了日本部队，现在正在包围“轰炸东京”的最后一个机场。

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还包括在甘肃省“意外地”发现了石油，以及肯定会令孙逸仙欣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这位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共和国领袖曾设想，西北地区1950754平方英里（ 1200万人口 ）的富饶土地开发出来，可以为几百万住在人口过多的地区的中国人提供新家园。由于战争，他的三民主义传播到了一度政治落后的南部省份。现在西北省份也将加入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

身材瘦小干瘪、脑子里却装满了统计数字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几年来一直在绘制西北自然资源的图表。带着翁的分布图和蒋夫妇亲临考察后讲述的发展前途，一个由实业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考察团深入西北进行考察。行政院宣布拨款1亿美元用于甘肃和甘肃夹在蒙古和西藏之间的狭长走廊地区的灌溉工程。

瘦小的翁文灏拥有西北地区的图表，而魁梧的马家首领在这里拥有的是自家的军队，即声名赫赫的穆斯林马家军。马氏家族中实力最强、发展最快的要属一脸浓密胡子的马步芳，他是青海省主席，手下有5万人的精锐部队。他的哥哥马步青控制着甘肃省的狭长地区，他的部队在1938年修建了通往俄罗斯的公路，目前正在西藏修建另外一条公路，这将缩短新的供给线。这两个人控制着未被中国人同化的穆斯林居住的广大地区（ 回民占西北人口的1/4 ），他们同蒋的政府友好合作。据说蒋委员长和夫人还同这两人讨论了国内事务。

再向西就是新疆，蒋夫妇可能与俄国人不仅讨论了运输问题，也讨论了政治问题。10年来，在日本人、俄国人、穆斯林、中国共产党和蒋之间争夺势力范围（ 和缓冲地带 ）的较量中，俄国人始终想控制新疆地区。

但在这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东北和北方都没有与共产党发生严重的冲突。在大西北腹地，这里比清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稳固。蒋夫妇对此可以感到满意。他们在等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的来访，想起他们在去大西北的旅程中也曾想起的那句俗话“有理不在声高”。为了迎接威尔基的四马达轰炸机，工人们在山城重庆的坚硬岩石上挖出了一个长3200英尺的跑道。蒋夫妇来到为客人安排的花园别墅。蒋夫人亲自关照别墅里的丝绸围帐、美国雏菊、古画和价值连城的陶瓷器皿都布置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