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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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年 日本人虎视中国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在工业化城市上海，一个中国苦力若想赚到相当于7美元的钱，他得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地干上7年。去年，一项声势浩大、形式新颖的慈善之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上海市极具魄力的市长吴铁成开始组织穷苦的中国人集体结婚，每对新人只需交付7美元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一个典型的中式婚礼需要为请司仪、举办仪式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还得为新郎新娘所有的朋友准备充足的食物。这一切往往会使新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因此，当吴市长雇到一个气派的管乐队演奏门德尔松的《 婚礼进行曲 》时，想借办婚礼赚钱的人个个恨得牙根直痒。

市政厅搭起了一座引人瞩目的婚礼圣坛，当然上面的照片不是上帝而是孙逸仙博士，人们称他为“中国革命之父”。如同列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孙逸仙博士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同样神圣的地位。57对新人站在12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亲友中间，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们每两对依次走上圣坛。吴市长鼓励着每一对新人，让他们对孙博士照片三鞠躬，然后夫妻对拜两次，最后再向吴市长鞠一个躬。接着吴市长递给每个新郎一本用多种颜色墨水写就的结婚证明书，婚礼随之结束。

吴市长告诉那些蜂拥而至向他表示祝贺的朋友们说：“这只是上海在蒋介石总司令号召下所进行的革新的部分成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都会组织这样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31对新人报名参加下个月的婚礼。这些都是蒋总司令伟大的革新中国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们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4月，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打，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名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后，蒋介石委员长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毛泽东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

有了这些好消息，蒋委员长咂咂他的薄嘴唇，兴致勃勃地同“少帅”张学良一起饮茶。张学良这位头顶光环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其实力派军阀父亲的巨大家产，后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饮虎血、玩时髦女人的张作霖。

少帅陪委员长喝完茶，致意道贺之后，坐上他崭新的波音飞机，命令美国飞行员送他回武昌行营。半小时以后，他们飞到中国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区域，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地面的射手拿它没有办法。突然，波音飞机开始噼啪作响，张少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他的飞机被迫降落，落到共产党手里，等待他的命运只有死亡。他的美国飞行员一边祈祷，一边长距离滑翔，子弹在机身附近呼啸而过。终于飞机恢复了悦耳的轰鸣声，倾斜、转弯、提升、穿入云霄，最终将张少帅安全地送到了汉口。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 时代 》周刊的记者在南京警告美国与中国人，日本继续觊觎中国的大门，威胁要吞并北平和华北港口天津。与此同时，天津美国商会会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却说：“依我看，罗斯福政府的银圆政策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要甚于日本人。”

在上海，美国企业集团的坚实支柱，弗兰克·杰伊·雷文控制的“雷文股份”（ 经营银行、房地产和保险业务 ）开始贬值了，而在去年12月其价值估计还有7000万美元。雷文指责罗斯福总统人为提高银价的政策使他的美国东方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的主顾大多是传教士、美国水兵和上海舞女。银子是中国的一切。“我破产了，但我们还在保护我们的债权人。”雷文先生说，“我在尽一切努力清偿公司债务。美国收购银子把中国的银圆买光了，使信用冻结，商业瘫痪。”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百般恳求罗斯福总统停止抬高银价，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死刑阻吓任何向国外走私此重要金属的人——在国外卖出“罗斯福价格”。早些时候，美国总统为中国所做的事是任命美国牧师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为新任中国大使。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皮肤细嫩滋润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1933年上任时曾承诺保卫华北：“我们要收复热河和满洲里！”现在递到他手上的条款是：

1．撤离和“处罚”河北省（ 包括北平和天津 ）主席于学忠将军，过错是对日本人态度太强硬；

2．从河北撤离中国政府的军队，该省由日本可以接受的新主席的军队控制；

3．从河北撤走中国政府之国民党的所有分支机构。

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落基山脉以东。

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它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 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 ），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于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5辆满载北平政府军队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

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

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于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平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显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

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

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匆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

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装甲车徒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猛烈开火，开始反扑。这一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 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溜溜地撤退。

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自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当面色红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精卫院长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洲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致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地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

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

然而蒋介石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

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务，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行政院长，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 他确实有病 ）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行政院长之职。

汪院长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言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

现在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北部的未沦陷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6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院长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

中国如此政务混乱，局势难料，使日本人在整个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日本作战部队在东京的最高指挥部里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日本温和派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一位幕僚遭到暗杀，一位更加好战的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走马上任。

此前天皇的发言人，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将军这样讲：“我希望中国人自己做出所有必要的变革，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推举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日本可以和他商谈……我们相信最终中国的4亿民众会起来推翻现在这个自私的政权……当然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介入，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立即进行政策的根本调整，或者华北五省必须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建立独立的机构。”

日本军方的这一声明与日本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满洲帝国时的论调如出一辙。今天南京政府对日本已经是百依百顺，若想仍然保持任何意义的中国政府，再做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日本武装推进前的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投机政客想乘机抢占华北的地方官位。在这群可怜虫中，日本的宠儿是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去年春天，当宋将军威胁要率部抵抗日军时被南京免职，此举使他突变成为完全的亲日派，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一位日本高级官员诡秘地笑着说：“我们准备让宋将军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

上海的《 中央日报 》早些时候把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比做上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日本借机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 二十一条 》。《 中国时报 》警告其中国读者此番日本只会变本加厉，然后以形象的语言沉痛地写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国目前正把空军撤到西部，使中国东部面对日本更无还手之力。这期间蒋委员长做出一项最重大的决定，赶走了大名鼎鼎的约翰·汉密尔顿·朱厄特上校及其周围一小群敬业的美国战斗机专家，正是他们使中国能够在南昌建起全天候起降的大型空军基地。

朱厄特上校在杭州附近的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中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该校训练强度大，考试要求严，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将军和政客，因为他们那些想开飞机的公子们多被淘汰。今年朱厄特上校的合同到期时，蒋委员长没有续约，而是把空军交给了本国官员和罗马来的斯文的洛尔迪将军手下的意大利专家。

这番交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几年来努力的结果。1934年，这位意国“领袖”为讨好蒋委员长向他的政府派来一位大使——随后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才依样行事。最近蒋委员长接受了独裁者墨索里尼赠送的一架轰炸机。美国空军顾问“全遭清洗”，蒋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认为他做了致命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刚刚起步但成绩斐然的中国空军。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身着笔挺的卡其军服，没有金丝绶带和招眼的臂章，中国当代最好的陆军元帅、将军和地方长官会聚南京。几乎所有中国要人都到了。此前，中国那位信奉卫理公会教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从未在身边召集过这么多的军界精英。连中国军阀中的老牌大人物，身材魁梧、满脑子怪主意、永远出人不意的“基督徒元帅”冯玉祥也从其泰山附近的休闲地长途而来，愉快地宣布他“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之情，国民党在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许能够正视中国和日本的现实。这个现实是推行亚洲合作的政策——即使幅员辽阔的中国几年内只是被日本牵线的风筝，也会使这个古老东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早几天，主战派站在国民党总部的台阶前与傀儡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合影。在中国的政客中，汪精卫是最积极鼓吹“风筝说”外交政策的，而他不仅是行政院长，也兼外交部部长。据后来的《 时代 》周刊报道，事实上，这次合影蒋没有出现，而是躲在休息室。

官方照相师钻到黑布后，其他中国摄影师纷纷按下快门。突然，一个相机中冒出一支手枪。砰、砰、砰！三发子弹击中汪院长的胳膊、脖子和腹部。汪院长倒下的同时反应迅速的军人已经向刺客还击。

枪击中了目标，一位看门人和一位前司法部部长倒下了——他们的受伤都被归咎于行刺的刺客。其他人的子弹没有伤到人，灵巧的中国官员像兔子一样四处散开，而中国的军人们围住了受伤的汪。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刺客姓孙，但他与南京政府已故的国父孙逸仙博士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刺客立即被打上共产党的标签。而几百万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个爱国者，希望亲日的汪院长活不成，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亲日的首脑人物——委员长一并打死。

在上海，富裕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爱国热情，他们只是焦急地观望着汪院长的病情。第二天谣传汪院长死了，引起上海交易所的大恐慌。金条——“唯一安全的东西”价格猛升，其他的一切都跌了。后来的消息又说汪院长的状况“良好”，金价又回落了。同一天，刺客因伤死亡。

南京政府及各地首脑于是做出姿态，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汪精卫遇刺的影响，继续按照预定的计划召开国民党全会。他们回顾说，1931年南京的一群暴徒控制不住爱国主义的冲动，洗劫了中国外交部，因为即使是那时，政府在他们眼中也是亲日的。而从那以后，政府看来在亲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商将军所述，“协定是，多田将军答应今后控制日本浪人的活动。他同意我将我的‘保安队’派到非军事区，那里原来是不能进入的，我们将赶走占领了城镇的叛乱农民，设立新的中国地方官员，他们将致力于中日友好。”

因为中国农村的“地方官员”就是那里的统治者，商将军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实际上是同意了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交给日本的傀儡来统治，他们将和所谓满洲国的皇帝没什么区别。

“协定”达成不到48小时，汪院长便倒在枪声中。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帝国联合。毕竟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活力。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虽然汪院长是由于亲日遇刺，在几年前他也很可能由于亲俄而遇刺。在1928年，他还与莫斯科打得火热呢。苏联的黄金支持了中国的内战，帮助蒋介石建立起南京政府，蒋自己做了独裁者。本周，反应迅速的日本人对南京政府新近的亲俄言论万分恼怒，日本军国主义者扬言，一旦中国政府有转向莫斯科的实际迹象，天皇的军队将长驱直入，夺取中苏边境地区。

在中国院长被3颗子弹击中而卧床两天后，代理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突然宣布将中国使用多年的流通货币——银子“国有化”。中国人仍旧可以随便储藏黄金，但孔博士下令将银子收归政府银行，窝藏银子被定为叛国罪。中国人从来不信任纸币，这次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不能兑换成金银。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美联社的消息表明，1935年12月，日本军队没费任何力气就占领了中国北部极具战略意义的丰台火车站，距北平仅十几公里。日本军官通过慎重考虑后还是称之为“假战争”。月初，日军的另一次“战争游戏”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中国北部的邮政系统和几处电话交换机。开始中国人还想乘机把车辆开出中国北部，但是日本人有强制性的命令：只有某种型号的汽车从中原开到中国北部后，才允许同样型号的汽车从北部开过黄河。

部分租借给泛美公司的天津机场，也被日本人控制，并开始被改装为军用机场——已经有两架日本战斗机在此落脚。从上海飞来的航班刚刚抵达，就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包围，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冲着不懂日语的美国驾驶员大喊大叫，对乘客推推搡搡，还威胁要逮捕他们，理由则是“要为我们天皇的飞机拍照”。

所幸在飞机上有一名会讲日语的美国记者，他警告这些日本人不要对西方人无礼。在百般劝阻下，日本军队才很不情愿地撤走。

当日本人的侵略一波接一波地长驱直入，在中国内陆城市北平、天津等地蔓延时，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在首都南京也是终日担惊受怕。汪精卫还险些被暗杀，后在上海住院休养，现已完全恢复并回到南京，密谋暗杀他的人已经被发现。

本月，借助所谓的“自发的华北自治运动”，25个县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由与日本有亲戚关系的中国人殷汝耕管理。蒋介石在南京发布逮捕令，要求河北省省长尚晨（ 音 ）逮捕殷汝耕。但是尚晨无能为力，所以自责不已，借由“在家中煤气中毒”请求离职。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命令河北省的实际操控人宋哲元担任“和解委员”，在北部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这位高官精通运用微妙的手段化解矛盾，处理问题。

现在的宋哲元又被中国人怀疑为有意与日本人勾结建立“自治政府”。在大家都在等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有所表示时，宋此时的一句话使大家稍感安心，他说：“我没有殷汝耕那么大的野心，我不会成为自治政府主席的。”

这句话同时也打消了日本人企图利用宋将军建立屈服于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的希望。

自诩为“将军”的平庸人物殷汝耕竟然成了正处蒸蒸日上的日控华北“自治”政府的头儿。这种事态相当明显地告诉人们：日本人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人。

上周殷汝耕雇了一帮唯利是图的中国人，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忍的玩笑。如果闻名的中国“马歇尔”——吴佩孚也同流合污，将对民心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上个周末天津的来电宣称，伟大的“儒将”吴佩孚元帅决定结束在佛庙中8年的虔心修行，出山执掌华北大权。

如果这个消息确凿不虚，各派军阀将会在北平采取更灵活的新策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对付日本人，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得政权而戎马转战。如今，中国学生的地位已经不像在吴佩孚管理学术界时那么举足轻重了，他们除了用笔在昂贵的白纸上空写一些标语之外没有多大力量。

与此同时，北平有5000名激进的男女学生举行了抗日示威。示威遭到了中国军警的镇压，100多人被打伤住进医院。被警察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挥动着他瘦弱的胳膊高呼“再打我几下！”。

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的著名大学——燕京大学的名誉校长、中国著名学者卢采蔚（ 音 ）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燕京大学就不得不关闭。我担心学生如果再继续举行抗日示威活动，警察很可能会向人群开枪。”

而在南京，由蒋介石总司令任兼任行政院长的中国政府终日忙于同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尽可能减小损失。显然，华北的地方势力不会服从南京的命令而将库存的白银运往南京。一是日本不会答应未来的傀儡政府现在就耗光白银；二是华北的地方势力也希望保有这些白银，至于将来谁控制这一地区则与他们无关。

1936年:“梨核”之罪

正当最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在曼哈顿沃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出席旅美华人社团为其举办的宴会上，为中国日益出现的政治团结举杯庆祝之时，上海的一些勇敢人士将一只梨核投向行进中的日本“蓝衣队”，并因此冒犯了日本皇家海军的尊严。这使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严重“事件”达到了顶点。

在一小时之内，上海港的日本海军增加了100多人，并占领虹口国际区（ 租界地 ），借口搜查嫌疑者，粗鲁地逮捕他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那个扔出梨核的午夜俱乐部的每个角落同时被日本军警、宪兵搜个遍，他们声称他们是在找那个“剩下的梨皮”。

这家中国人的午夜俱乐部的业主向日本人写出书面道歉书，但正值此时，日本驻上海特别海军（ 陆战队 ）指挥官近藤英次郎（ 音 ）宣称其战舰介入。同时，天皇在东京召见日本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叫道：“……我们的愤怒是无止境的。”

蒋介石委员长总是运气不错，事发时他本人在1000多公里外的广东，同样地，也没有对日本人立即做出反驳的举动和言论。

上帝，这真是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当中国内阁官员挤向飞机，去见他们的蒋介石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叫喊着。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蒋介石同他们一起飞回南京——他的首都。

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日本在华海军最高指挥官佐藤修（ 音 ）向记者透露说，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某些亲善的条款”，而事实上这些条款比臭名昭著的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还苛刻许多。根据第一条“亲善”条款，每一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中国政府军队都必须配以相同数量的日本军队。根据第二条“亲善”条款，每一名中国政府官员，不论是防务部队，还是内务官僚，都必须配一名日本顾问。根据日本方面的第三条“亲善”条款，立即建立全面脱离中国政府的华北自治，一切由日本控制，但允许悬挂中国国旗。

当驻华日本海军少将被问及日本是否强迫蒋接受这最后通牒时，他冷冷地回答说：“这或许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军人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如果哪个市民有较好的建议，欢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