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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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4年 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

紫禁城宝藏南迁

从庞大的红色砖石建筑群——紫禁城巍峨的门楼到北平火车站，所有交通均被中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沿路把守。在各个战略性中转站，备好水、水龙头、软管的队伍（ 自愿消防队 ）整装待发。他们所要应付的可能是暴乱、大游行甚至国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次国葬。一队队穿着破棉袄的苦力拉着嘎吱作响的两轮车和独轮车通宵达旦地奔跑在马路上，车上是高高堆起的大小箱子。第一天晚上，有3000只箱子被运走，第二天882个。中国清朝帝王们250年间聚敛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财宝，就这样被南迁到了南京和上海。

远在北方的爱新觉罗·溥仪，正思忖着何时能够重返故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一班人马也正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届时道路解冻，他们就可以直驶北平，把爱新觉罗·溥仪扶上紫禁城的龙椅。

在那屋顶镶嵌着琉璃瓦的深宫大院里，爱新觉罗·溥仪降临人世。他是老谋深算的皇太后至爱的外孙，正是这位皇太后让他成为“大清”王室的继承人。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之前，除趁义和团叛乱时抢劫紫禁城的英法士兵外，全世界涉足这片皇家禁区的白人不到20个。直至1911年，这里仍然汇聚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黄金、绿玉、宝石、瓷器、古画和雕刻。这里是自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以来，世人所知的最大宝藏。

1911年后，爱新觉罗·溥仪获准偏安紫禁城一隅。1924年，冯玉祥将军把他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他赶进了日本人的怀抱。自“大清帝国”灭亡以来，溥仪所继承的财宝渐渐流失，这儿一个瓷瓶，那儿一个玉碗。但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宝贝仍足以让游客们看得眼花缭乱。

国民政府决定，如果溥仪春季重返老家，那么他的“老家”一定要空无一物。此外，财宝南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仓促重建的中国首都——南京一直对北平的豪华气派耿耿于怀。南京坐拥紫禁城的财宝之后，这座新城将增添合乎一个伟大首都的高贵。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中国也出现“新政”。华北的北平政府大换血，连政坛新贵、“少帅”张学良也出局了。主政者蒋介石委员长从华中赶来，手操生杀大权，威临北方。铁路线上一列列中国士兵尾随而至，他们领着军饷，装备着步枪、弹药甚至机关枪、轰炸机等先进装备。

委员长精明至极，并不想与日本开战，于是把无望而徒劳的任务交给了“少帅”张学良——结果他痛失热河。“总指挥列车”停靠距离北平90英里的保定站——“新政”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隆重实施的。垂头丧气的张少帅要求辞去华北统帅的职位，但两天后委员长予以“拒绝”，令其颜面不失。同时，张少帅通电，其所欲所求只是为国献身，希望亲率所属中国军队抗击日寇。通电公布之后，张少帅搭乘三引擎豪华座机，从北平飞赴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他打算马上乘船前往欧洲。至于热河和北平地区困境中的15万中国士兵的命运如何，他则无暇顾及。少帅以极具中国风格的方式通电逊位：

“痛失东三省（ 严格来讲是满洲里 ）后，学良竭诚补过，但今又失热河，使余深信不宜延续指挥重任。余上负政府督察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

过去数月，学良历尽坎坷，加之时局突变，余若恋栈一日，当更为愧疚。倘余殒命，亦无益于政府，无益于时局。故请政府准免本兼各职，以示责罚，并另用贤能。”

张少帅那令人生畏、赫赫有名的父亲——大帅张作霖是将长期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白手起家，最初是人人鄙夷的苦力，后来则干起盗匪掳杀的勾当，最终成为满洲里的土皇帝。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 或女人 ）的头”（ 他也经常这么说 ），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

“少帅”张学良是张大帅的长子，他也沾染过诸如吸食鸦片之类的恶习。在日本（ 资助张作霖的国家 ），他实际上被视作王储，常常像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一样参观日本陆海军秋季演习。1928年，因专列遭炸弹袭击，张大帅遇难，“少帅”张学良深信，这种行径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父亲遇害后，张少帅痛定思痛，不愿维系张家王朝与日本心照不宣的联盟，故改弦易帜，投靠由“主席”，即现在的“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18个月前，日本终于毫不留情地把少帅赶出了满洲里。北平洛克菲勒医院根治了他的毒瘾，但为时已晚。日本得寸进尺，步步围逼，直至攻陷热河。“少帅”不得不离开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日后不能重整旗鼓。年初传言，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收到了张少帅的存款，月息高达50万美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蒋委员长仍然幽居在专列上，没有进入北平，而是派心腹、最信任的助手何应钦出任北平市长，统辖华北。何应钦是一个先后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字辈，现任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调派中国军队赶往长城脚下。从濒临海岸的山海关到远在北平之西的内蒙古边境线，250英里的漫长地段，已陷于日军控制之下。

蒋委员长坐在指挥车里，随时都可以后撤。他浏览着来自东京的电文，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有如下一段话：“我军从山海关推进，60日内足以扫平整个华北，然后就会撤退，把华北交给最可靠的华人。”在日本看来，愿意向爱新觉罗·溥仪宣誓效忠的军阀就是“最可靠的华人”。溥仪做过皇帝，现在又成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执政者。日本人把他称作“溥氏一世”，也许他将很快荣膺“溥皇一世”。

蒋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蒋介石出身于盐税官世家，1911年毕业于东京军事学院，回国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加入革命斗争。他于上海的革命军服役，隶属其良师益友陈其美麾下。到1923年，他已深受伟大的孙逸仙博士赏识。孙博士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获得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军火。蒋介石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1926年7月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击败了当时控制中国北方的军阀，率领国民党统一全国，成了“主席”。

1927年，“主席”抛弃苏联盟友，转而致力于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除了曾在日本短期休养外，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只是在日本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他才逃离政府所在地。如今，南京政府已获得各大国的承认，各沿海省份包括大约半数的内陆省份都承认它的权威。

组成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叫“苏维埃”，而叫“院”。如同在俄罗斯，所谓的“主席”（ 现为林森先生 ）和“行政院长”（ 现为汪精卫先生 ）都不太重要，国家实权集中于蒋委员长及其内兄、财政部长宋子文（ “T．V．宋”更有知名度 ）手中。就地方局势而言，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天性使得全国各地军阀（ 如山东省著名军阀韩复榘 ）的独裁统治显得有章有序。

尽管能干的韩复榘随心所欲地处置山东省的财政收入，不让它们落入宋财长的口袋，可他还是把山东与各国以及国际联盟的外交关系交给了南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罗文干代表全中国撰写和接收外交文函。

《 纽约时报 》记者肯思从南京发回报道宣称，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猛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备受国耻之辱的成千上万名学生高呼抗战，与同仇敌忾的儒雅先生们围坐在一起，群情激奋地讨论着整个危局。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

中国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过，这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烧杀掳掠的中心地带相隔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牢牢驾驭着中国这匹剽悍烈马的，就是蒋介石，他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向了统一。

蒋介石通过一场大内战，从广州打到北平，征服了中国。对他来说，6场大叛乱还不至于令人惊慌失措。如果中国果真需要平乱，那么委员长将不得不分头应付60个方向，而不只是6个，因为就全中国来看，至少还有许多地头蛇似的“将领”在兴风作浪。在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等大城市里，生活虽然艰难但还算安逸。皮肤黝黑的蒋委员长聪明过人，对于并不挑战中央权威的地方骚乱置之不理（ 他曾说，大多数骚乱还不如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有规模 ）。然而，蒋委员长遇到了一个令其心绪难宁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他们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控制着南方的江西省及其附近地区大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胁。为发动一次“围剿”，他按照周密的计划买来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各种弹药。为活捉共产党将领毛泽东、朱德或要他们的尸首，蒋介石分别悬赏10万和8万银圆。30万大军开赴战场，准备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率领下围剿苏区，但他又突然在南昌召集所有将领和顾问开会。南昌位于江西省，是其战场指挥部，周围正是星罗棋布的苏区。蒋委员长宣布，他有可能紧急赶往另一个更危险的地区投入战斗，转而把整个剿共重任交付给助手刘峙将军。

尽管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均清楚委员长已决定赶往何处，但他们还是一本正经地分析了各个叛乱中心：

一、蒙古：这里是汤玉麟和刘桂棠两位将军的血战疆场，有报道说察哈尔省东部已沦为废墟。但是，这难道不是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吗？南京军事委员会就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德王手下的将领们为蒙古人提升蒙古的地位时，蒋委员长已圆满解决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向蒙古派出使节——使节准许蒙古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也争取到由南京代蒙古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由此，蒙古之乱可视作“个人恩怨”。

二、新疆：一个既有不毛之地又有富饶绿洲的省份，远在南京3200公里之外的大西北。狂怒的穆斯林人与被派来统治他们的装备较好的中国军队继续在那里展开激烈的游击战，新疆纸币已贬至面值的3%。但新疆脱离中国、加入苏联的危局似乎已经化解，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英勇表现，他刚刚完成了出巡这片荒凉之地的“宣慰之使”。

罗先生报告说：“形势令人惊愕。试想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与新疆之间的通商要道因形势动荡而中断，结果新疆的一切出口产品都流向了仅存的通道——苏联。”

新疆省主席蹲进了南京的一所监狱，罗先生斥之为“无故镇压”新疆穆斯林并在政治上向莫斯科摇尾乞怜。罗先生前往新疆时，蒋委员长还调派了随行士兵，新疆省主席正是被这些士兵逮住的。又传言新疆出现血案和叛乱，但鉴于该省极其偏远，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认为完全有理由先放一放。

三、四川：四川离南京大约1600公里，那里出现讨伐省主席刘湘的战乱。去年，刘湘打败自己的叔公、当时的省主席刘文辉，取而代之。中国人有时会略带夸张地说：“四川20年来战乱不断。”“刘侄”在战乱中似乎已稳居上风，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英明地决定：只要他能坐稳“刘叔”以前的位子，就由他去吧。

四、广州：广州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和“革命圣地”，蒋委员长正是从这里跟着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逸仙博士——“中国的乔治·华盛顿”起步的。也正是从这里，蒋委员长挥师北伐，征服全中国——部分程度上得到了俄罗斯及受训于莫斯科的宣传员们的帮助，但也正是这些宣传员使其军旅走向纷争。高歌猛进之际，蒋委员长没太注意，苏维埃政权的种子已在他身后的中国土地上发芽、壮大。

过去几年来，南京政府曾向敌对的广州政府提供资助，而广州政府一边拿钱一边和蒋委员长的反对派们一唱一和——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广州的公然对抗演变为厉声怒呵，陈济棠将军领导下的广州政府通电南京，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此前广州政府刚刚接受了南京意图收买它的一大笔资金。

五、福建：福建事变使蒋委员长遭受致命打击， 他不得不从江西的反共运动中抽出身来，召集军事委员会。

11月，毗邻广州的福建省宣布“脱离”南京。大胆的福建叛乱势力竟然宣称他们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公然挑衅蒋委员长，宣布其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他是英勇保卫上海的19路军著名指挥官。原19路军余部通过招募新兵恢复了元气，他们将在蔡将军的率领下继续战斗。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拥有华南政坛奇子陈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对南京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正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忙召集军事委员会，并动员精锐之师，亲征讨闽。

坚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友仁，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最初跻身伦敦律师界，许多中国仇敌说他“不能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

中国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英语流利，陈友仁无须借用生硬的汉语口诛笔伐。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博士领导下的原广州政府曾聘用他为法律顾问，之后他的口诛笔伐为他在中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委员长翻脸，之后他的满腔怒火一发而不可拾，斥责蒋委员长“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诚实”、“对日本屈膝投降”，是一个“将会搞垮国民党的没有灵魂的独裁者”。

蒋介石正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征服中国的，南京也仍然称作“国民政府”。陈友仁足智多谋的才能再次显现出来，广州政府不但要求委员长下野，还要求南京政府改组，让国民党发挥更大的治国作用。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陈先生，威望就是权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福建和广州的政治人物则代表激进主义——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变和广州通电的真正意义在于，华南政治势力发起了新的攻势，以期摧毁他们所说的南京“宋家王朝”——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

蒋宋家天下

《 时代 》周刊上的报道宣称，漂亮的三姊妹及其赫赫有名的兄弟构成了今日的宋家王朝。父亲宋嘉树（ “老查理” ）笃信基督教，天资聪慧，在中国为传教士们印刷了几百万册《 圣经 》，结果发了财。他曾把伟大的先行者、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孙逸仙博士潜藏家中，并予以资助，因此得以名垂青史。

长女宋霭龄是本家族的预言家，她支持“老查理”急不可耐地把次女庆龄嫁给首任大总统孙逸仙。数年后，孙逸仙逝世，继承其衣的蒋介石征服了全中国。这时，宋霭龄表示：“我宋家可大受其益。”尽管蒋介石是个已有妻室的佛教徒，而宋家皈依基督，但在蒋介石撇开原配、转而与小妹宋美龄结婚时，宋霭龄还是同意了。宋霭龄本人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5世孙孔祥熙博士，她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其鼎鼎大名更以“T．V．宋”为各国政府所熟知。这样，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宋家的温馨和睦不可能万世永固。陈友仁以其惯常的敏锐，选中了一个最佳时刻来攻击宋家王朝，即中国政府。

一个月前蒋委员长和内兄宋子文发生不快，结果宋先生辞去财长一职，委员长的姐夫孔祥熙继任。但在中国金融界，宋子文是无可替代的人物。孔博士和蔼可亲，德高望重，但没有妻子宋霭龄精明。宋先生是唯一一位使中国实现预算平衡的财政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威慑骄奢淫逸的中国军阀们的财政部长。不幸的是，宋财长鼓动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满洲国，借此使自己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清楚，他的军队如今还打不过日本，他也讨厌金融家干预政治。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使宋蒋两人更为疏远。蒋委员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迎接福建和陈友仁的挑战时，宋先生实际上是在袖手旁观。

突然之间，7艘轮船满载精兵良将，出海平叛。上海宣布戒严，军列隆隆驶向福建陆战前线。委员长还从南京派出了几个航空队，战斗机雷鸣般划过天空，带给福建的不只是炸弹，还有传单：

致19路军：

同志们！速解散伪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将予以彻底消灭。

总司令蒋介石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平的夜空中，一弯纤弱的月亮慢慢地从天空升起落下，遮挡住土星和启明星，使它们反射出的暗红光芒不为人们所见。一些穿着黄袍的佛教徒正在北平年久失修的喇嘛庙内举行着典礼仪式。信徒们手转法轮，口诵佛家六字真言：啊、嘛、呢、叭、咪、吽。

三天之前，在北平西南大约1600公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以60岁的俗间年龄撒手人寰，去了极乐世界。布达拉宫是他在西藏拉萨的一座要塞式宫殿。死者是第13世转世佛祖，西藏及许多地方的佛教圣地的绝对统治者，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自从7世纪佛教徒从印度跨过喜马拉雅地区奔腾汹涌的河流和暴风雪肆虐的高原进入西藏后，藏族人就开始接受他们的信仰——喇嘛教。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具有等级制度和祷告仪式。

15世纪，经过教徒向黄教方向的转变以及宗教改革，喇嘛教根据需要形成了一套理论和仪规，确立两个在世人形活佛。一个是达赖喇嘛，当今西藏的统治者、布达拉宫的主人、全体西藏人的在世活祖、“宽大慈悲的活佛”；另一个是精神统治者班禅喇嘛，主持扎什伦布寺，称为“无量明佛”。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继任人是根据西藏等级制度来决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喇嘛死后，他的灵魂会立即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就是一个藏族婴孩的躯体，不分其家庭地位高低，身份高贵还是贫贱。一些预兆将向神职人员和喇嘛们提示，哪一个孩子将是下一个在世活佛。在成为新的在世活佛之前，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经文寺院受训，他的家庭地位也将会立即得到提升，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

关于达赖喇嘛，挑选的方法是将候选婴儿放在玩具等小饰物前，其中放有前世活佛的遗物，先摸到遗物的孩子就成为达赖喇嘛。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办法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被选中的这个孩子叫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1893年就职后，这个达赖喇嘛就有别于其他人。他所有的前任都死得很神秘，并且很早。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不足为奇，况且这里的医生一直按部就班地“用毒”。达赖喇嘛能有60岁的寿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几个世纪以来，拉萨一直被称作“禁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探险者和特使有机会拜访过此地。但是已故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具有现代品位的精神统治者。他头脑精明反映在他总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抚摸他的宠物——一只小老虎的毛皮。早在年轻的时候，达赖喇嘛倾心于俄罗斯，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梦想从北方向印度接近。1904年，当英国人弗朗西斯·爱德华·扬赫兹本德上校率领武装特遣队进入西藏时，达赖喇嘛率其“朝廷”逃到了蒙古，最后辗转到达了北平。

他在北平受到了冷遇，成了有名无实的西藏君主，这使他产生了不可消弭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他再次返回西藏，西藏此时已经对印度开放贸易。一时间，他的生活还算平静：睡着锦缎被褥，用金钵吃饭。1909年，中央政府派代表进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再度逃亡。这次他逃向印度，在那里受到了礼遇。他卧薪尝胆，决意把汉人赶出西藏，让英国人在西藏建立影响。

因为西藏人相信“珠穆朗玛之众神”具有猜疑和复仇的精神，所以达赖喇嘛总是拒绝探险家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企图。1924年，一支远征队有13名攀登者死亡，达赖喇嘛认为“众神将有8年时间不得安宁”。去年春天，在克莱德斯代尔·布莱克·麦克因泰尔的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后，西藏便经历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夏天。近两个星期以来，就在他圆寂之前，达赖喇嘛还通知英国，必须放弃有关飞越或攀登珠峰的计划。

作为300万藏族人的绝对统治者，那旺洛桑·丹增嘉措的一举一动都在俄、英的监视之下。

达赖喇嘛认为班禅喇嘛不能与他拥有同样的权力。1924年，一些西藏宗教界的掌权者同意达赖喇嘛同时占据两项职位，废黜了班禅喇嘛。此举令南京政府、蒙古和满洲感到震惊。那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被许多佛教徒奉若神灵。事实上，1931年的时候他在藏区外的影响极大，当达赖喇嘛乘坐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拉萨兜风时，班禅喇嘛则正在满洲乘坐着他那鲜黄色的火车包厢四处巡游，为中国团结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游说。国民政府每年付给他48万美元，并封他为“保卫国家传播文化的伟大而开明的活佛”。

现在，这位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正在蒙古活动。当达赖圆寂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他的助手们希望他在北平宣布复位。同时，西藏的军队再次骚扰内地。班禅喇嘛的复位声明成为中央政府平息藏军，在西藏建立控制力量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俄国和英国也同时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1934年7月3日，在蒋介石总司令的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日本没有占领北平获得的报酬。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了让这一切尽量发生得很平静，中国的审查员被命令去阻挠白人记者用电报发送这条新闻。

《 纽约时报 》的分析文章认为，蒋介石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来自中国海滨城市的报道说，日本的货船正在蜂拥而入，连船上的排水装置里都装满了货物，绝大多数日本在华的运输公司都额外租用了船只。中国的编辑面前堆着政府的命令，这些命令威胁说，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的立场”的报纸。在一封电报通知中，蒋总司令愤怒地宣布说：“政府将不再容忍公众的无理态度。”

然而公众仍然抱着这种“无理态度”。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 林森是现在的总统 ）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 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制屋顶 ）。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在会议开始前，长着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会议内容缄口不谈，其他人纷纷仿效，只有孔夫子的后裔、抽着雪茄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除外。他在上海登机之前，突然觉得有必要对罗斯福总统的白银国有化政策进行评论。孔博士说：“我们也想实行白银国有化，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受到法外治权条约的制约。我们不想让价格飞涨，因为白银对我们的国家生活极其重要。”

孔博士指出，如果美国的白银国有化计划导致对这种金属的过度需求，中国将禁止白银出口。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中国应该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

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上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政府发言人非常平静地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也是记忆中的中原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来自中国心脏地带安徽省的官方报道说，现在有50万名农民几乎没有粮食和饮水，在苍黄的天空下同饥荒做斗争。几个星期以来，气温从来没有低于华氏100度，最高时达到120度。炎热烘烤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无精打采。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洪水也导致了饥荒。一场倾盆大雨使得河里形成了8米高的大浪，浊黄的浪花泡沫飞溅，咆哮着向下游奔涌。数以百计在河水里泡得肿胀的尸体又被冲进了大海。受灾地区的传教士总部发布的一条短讯说：“死亡人数难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