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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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日本制造的侵略战争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西安事变——“不可思议”。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不可思议”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46名卫兵悉数被杀；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在被囚禁的13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 圣经 》；最后，他又突返南京，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上是咎由自取；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5万字的个人日记后，深受感动！而在东方人看来，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过是中国人在“保全面子”。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当时浓雾笼罩，夜色朦胧，机场上众多士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机场上的士兵隶属于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

概言之，绑架者张学良的数百人部队围困着被绑架者蒋介石，外围是杨将军的数千人部队——他们也可被视作是操控了绑架案；再往外则是绑架者张学良的数千人主力部队以及火速赶来的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同时南京政府的美式轰炸机也在空中虎视眈眈。

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适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乃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也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 绑架 ），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呱呱说个不停地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也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 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兄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 ）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美联社记者赫夫在遥远的中国报道。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缴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须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 用金钱 ）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即予处决。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决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

“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平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

“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貌，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 旧约·全书 》，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亦定可做到。”

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现场有一万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铣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 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

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在“推进”。

25000里的长征之后， 红色政权一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公里。

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中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 ）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遗孀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从华北雪域荒原传来传教士的说法：蒙古游牧民族现已在察哈尔省建立了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国家，名为“蒙古国”，“与日本的附庸国——满洲国相似”。这片土地夹在满洲国与绥远省之间，与俄亥俄州面积大抵相当，首府设在化德。又一片中国领土，即使不是彻底也近乎是纳入了日本帝国的范畴。

在附近的中国绥远省，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人的渗透被迫停止，但那里依然重现紧张气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说得毫不含糊：“我等决不允许本省领土完整受到损害！”他动员和检阅绥远全军，追悼1936年在击败蒙古部族战役中阵亡的士兵。除绥远对伪蒙大加挞伐之外，中国南京政府也随即表明了立场。国民党总裁、曾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宣称：“南京全力支持绥远打击叛乱行径。”

蒙古国“独立运动”的主谋正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大患、连升三级的德王。过去几个月来，他在日本的扶植下控制了蒙古。一位内地游客在蒙古待了6个月后返回上海，他惊叹道：“世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家，我真是吃惊！”蒙古国建立起德王领导下的事实政府已有数月，同时还有一支约由1万名蒙古人和满洲国人组成的军队，它要受日本人的统率和指挥；政府各部首脑由蒙古人出任，但像满洲国的情形一样，都处于日本“顾问”的操控之下。

长久以来蒙古就拥有自己的邮局，独自发行邮票供内部使用，寄往“国外”的信件则取道满洲国邮局；蒙古甚至还挂起自己的国旗——蓝地红黄白条旗。

过去几个月来，从子弹到飞机各种武器装备从满洲国源源不断地运来，有的飞机上装饰着日本太阳旗标志，有的飞机上还带有德国的十字闪电图徽。蒙古的所有坦克和飞机均由日本技术人员掌管。

在华新闻记者们猜测，上述军备旨在让日本人重新对绥远发动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必须首先攻克绥远，然后才能按计划沿毗邻俄罗斯的蒙古拉一道铁环。对于蒙古云集坦克和战机，东京的解释却轻描淡写。最近，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称：“蒙古人正积极防范共党分子，准备发起自卫战。”但这位东京发言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距离最近的中共军队也远在600多公里之外；还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反共。

而在东京，精明而谨慎的日本首相近卫文坐在床上，透露他正“患有失眠症”。实际上，他是在受到最高程度保护的情况下操持着帝国的艰难事务，他要防范那些一贯无所不为的日本超级军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已总共杀害了3名日本首相。

这位聪明的首相具有充分的理由在日本深藏不露，采取一种幕后主政的策略，因为一切都还有赖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准备拿他精良的美国舰船、意大利战斗机以及德国人训练的中国军团即所谓“蒋氏嫡系部队”不顾一切地对日开战。日本轰炸、入侵上海时，蒋介石曾命令他们全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仍然待在风光宜人的庐山牯岭胜地。南京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总司令会毫不犹豫地率军抗日。”中国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南京北进，朝近来开始出现冲突的北平靠拢，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显然，即便嫡系部队受到调遣，他们也都停在了黄河以南。如果他们不想破釜沉舟，而蒋介石本人也不想表现得更像恺撒，那么，对近卫文亲王来说最好的策略无疑就是幕后主政。

日本首相深居简出的时候，本土各都知事应召赴东京参加一场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朝鲜各都知事在汉城、台湾各都知事在台北聚集。日本政府首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就要动用战斗机了，一旦遭到轰炸日本公民将作何反应？ 陆军省次官加藤在极度不安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情况恶化下去，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战场……没什么可怕的。”显然，他是指中国的轰炸。

日本各都知事还从未像上述广播讲话一样被看得如此天真，但几位内阁大臣劝诫他们“要务必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从容不迫，不失大国风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知事们说：“我无法向诸位保证中国的情况不会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告诉他们，他正派遣战舰“巡视”中国主要海港、河口以及南至荷属印度群岛（ 译注：即今之印尼 ）、北至苏联西伯利亚海岸的广大地区。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指出“华人不法、背叛和挑衅的行为”，然后披露了5年来日本内政部队首次被派往中国大陆。接着，他又喊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消息：“现在，中国空军部队已开始行动，各都知事务必动员当地居民做好充分的空防准备！”

于是，幕后主政的近卫文亲王就由那些好战的内阁成员们替他发泄一番。极其好战的内政大臣马场瑛一（ 音 ）被选为向知事们宣读首相声明的人，尽管声明里含有“日本不仅为华北和平而且为整个东亚和平采取措施之职责”的豪言壮语，但与马场先生本人任何可能的讲话比起来，还是要温和好几度。

日本拥有大约1200架一线战斗机，中国大约有400架，日本首相很清楚中国政府对这些重要数字了如指掌。日本的机动化陆战装备先进无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坦克；日本火炮也占据优势，尽管在这方面中国还过得去。近700万日本平民在军队教员的指挥下接受义务军事训练，而中国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预备役，其所谓“200万士兵”多半是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装备极差，日本拥有28万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中国总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丰富许多，而日本显然有限。

卢沟桥的月亮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在交火中两枚日本小型炮弹恰巧落在北平永定门内，但惊慌失措的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从乡村逃到这里来。

此时，日本军列即将抵达天津，而宋将军旗下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同地行动起来。在同一个火车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边铁轨上的火车里蹲坐着日本士兵，而那边铁轨上的火车里则蹲坐着中国士兵。日本列车自配工程师、乘务员和扳道工。

双方数回合的所谓“战役”看来不过是较大的“小冲突”而已，而战火间隙在天津等待的两国士兵倒让世人看到了双方的对峙。

诸如此类的举动对于那些对华北缺乏历史性洞察的西方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1931年至1934年间，日军拥立中国清王朝皇族的“合法继承人”为“满洲国皇帝”，即日本傀儡康德陛下；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位满洲皇帝推上其祖先留在北平的龙椅。为策划这一阴谋，日本派大阴谋家、间谍土肥原贤二少将赴华，贿赂、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5省“自治”，脱离中国其他地区。大约此时，一个大牙外露、倒人胃口，有着日本姻亲靠山的中国人殷汝耕，被日军推举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下辖其所控制的邻近北平与天津的一小片战略区域。就绥远、山西、山东而言，土肥原先生一无所获，不大光彩地回到了日本。然而，他的阴谋还是有得逞之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有辖区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政权，一位精明、富有才干但褒贬不一的将军——宋哲元，领导着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正是他的军队手持大刀在偏僻的村庄奋勇杀敌，也正是他的军队闲荡在天津火车站。

宋哲元将军本人一周来都在忙着与香月清司中将“谈判”。实际上，这两个人所做的只是等着瞧，看宋将军的挂名上司——南京政府是真的派遣“蒋氏嫡系部队”北上，真的要与日本开战，还是相反——南京会容忍宋将军辖区建立“另一国”，也就是出现又一个日本傀儡政权——也许其名字会是“华北国”。

香月称，宋将军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爱国人士，而是一个中国现实主义者。宋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蒋委员长不支持他，他就会被置于香月将军的控制之下。据日方消息，宋将军为近来华北交战卑下地致歉，答应惩治所属部队参与战斗的中国军官；并坚持说，他一直在努力打压“反日情绪”。但所有这些有关宋将军的消息都是口头相传，中方对他向香月承诺或没承诺什么完全缄默不语。

宋香协议被称作“口头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休战”之时正值南京的信件检查员批准了美联社的这样一则电讯：“据可靠消息评估，中国中央政府并未真正为华北抗日进行军事部署。”

“在非华人军事专家们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远未做好准备，其中许多部件甚至不相匹配，德国弹药无法装填进捷克斯洛伐克枪炮，法国子弹在英国步枪面前毫无用处，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操作令其驾驶的美国飞机。”

“俄罗斯人或日本人训练的陆军军官，不理解本应在俄日本土应用的战术或战略。高级指挥部里人员之间相互猜忌，没有几位将军能够从两个以上部门协同作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具有长久在华经历的外国人也错误地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挑战日本，在河北开战了，而这种感觉在国外显然还相当普遍。”

在东京，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大日本帝国应该先打败苏俄，反对所谓在莫斯科问题解决之前先对付南京的整套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日本少壮派认为斯大林最终会支持蒋介石，希望结束那些折中举措。但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如首相，认为通过谈判巧妙地吞下几口中国蛋糕，更富有智慧。如果蒋委员长现在真要全力以赴地抗日，背后又有俄罗斯人呐喊助威，幕后主政的首相就真的要沮丧了。他希望凭着自由主义的热情就足以使天皇的统治延伸到华北，不需过度的杀戮，且不至于很快令人心烦意乱。

蒋委员长终于被迫就当前的中日危机首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否要让这些冲突导致日中之间爆发一场大战，日本必须做出决断。吾辈再若容忍丧失一寸国土，乃对本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行！”

有报道说委员长已经命令中国的精锐部队（ 蒋的嫡系 ）向北出军，要把日军赶出北平地区。日本的飞行员还在寻找这批中国军队，他们沿着中国军队北上应走的铁路线向南飞了130多公里，并贸然轰炸了重要城市保定。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日本人迫使他在华北地区的下属指挥官宋哲元将军辞职，并让张自忠将军接任。张自忠将军是天津市的市长，日本方面能够接受他，而且据日本方面所知，他是“忠诚的”。日本试图在北平建立起中国傀儡政府，统治着相当于得克萨斯州大小的一片中国领土。日本驻军代表、乐观的今井武夫少佐在逛了一圈北平后，叫道：“到处是太阳旗！北平城没有剩下一个中国兵。”日本《 读卖新闻 》补充说：“众多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家涌入日本军队的特种服务团，即当日本人在华北组织‘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当上未来的内阁部长。”

日本人还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了。”

对于日本的这种声明，内行们看出了地道的阿道夫·希特勒色彩，并可以追溯到去年签订的共同防共的《 德日条约 》。

8月23日，日军登陆上海

9000名日本正规军据说已经在吴淞口登陆，吴淞口是距上海26公里外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交界处；在上海北站，每过几分钟就有军车到来，车上都挤满了从南京来的中国士兵；已经有3万中国精锐部队抵达上海或上海附近；消瘦的蔡廷锴将军也于晚间到达上海，他曾经在1932年率领英勇的19路军保卫上海，反击日寇；绥远省主席、圆脑袋的傅作义将军率领4000人仍然在抵抗日军进攻，固守南口关峡谷。

这些消息中没有几个是经过记者亲眼证实的。透过两家饭店的窗户，可以看见黄浦江平静的水面，江心停泊着一排外国军舰，其中很显眼的是日本老牌巡洋舰“出云”号，日军驻上海总司令、山猫眼的长古川清中将的舰船。新闻记者们还在讨论着他们得来的传闻，突然“出云”号上的防空炮轰鸣开火了。当时有人看了看表，正好是下午4点27分。

随即是炸弹落下的尖厉呼啸和爆炸声，震碎了中国饭店的所有窗户和酒吧里的几乎所有酒杯。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正落在对面街上的皇宫饭店。合众社的新闻记者约翰· R·莫里斯正站在皇宫饭店的前厅里。他写道：

“我越过翻倒的茶桌椅子和匍匐在地上寻求安全的客人，跑到靠近南京路一边的休息室。从震碎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我能看见至少有50个人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扭曲挣扎。三名外国人想从中国人的尸体上爬出去……”

“远处街道上，一个白种妇女蹲在南京路中央，正帮助她的女儿分娩，而天上不断传来死神的欢呼……救护人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还有希望救活的。”

“在1英里外，另外几颗炮弹落在爱德华七世大街和西藏路交界处，这里是法国的租界区，坐落着‘大世界’娱乐园。这里挤满了中国难民。一颗炮弹落在他们中间炸开，造成450人死亡，800人受伤。美国传教士弗兰克·罗林森博士、汽车销售员霍尼格斯伯格和他的俄国妻子正好经过这条街，他们3人都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罗伯特·赖肖尔博士今年夏天在上海做导游，他是在皇宫饭店的前厅被炸断腿，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同时死去的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酒吧女招待。”

小西奥多·罗斯福夫人没有受伤，但被亲眼所见的景象所震惊。她迅速地给蒋介石夫人发了一封抗议电报，早些时候她们还在一起用餐。

威斯理安女子大学毕业的蒋夫人不仅是东方最具政治实力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空军的特别保护人。据说购买每一架飞机都由她亲自首肯。她迅速地发了一封回电，为她的飞行员糟糕的射击技术辩解：

“由于两架诺氏飞机被炮弹击中，引起不幸的意外爆炸事件，对此没有人比我们更加悲痛……根据官方证实，两名飞行员都受了伤，（ 防空炮火 ）击中了炸弹架，引起炸弹滑落。两名受伤的飞行员现在都住在上海的医院。不可思议的是有人竟然相信中国故意轰炸国际租界。为何目的呢？”

如果是故意轰炸国际租界，许多老居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根据条约日本是上海国际租界的成员之一，而租界在理论上是由几个大国武力保护其中立性。在1932年日军对上海的围攻中，日本军舰从容地进攻中国上海，然后从容地退到国际租界寻求庇护，并把租界作为基地，公开地让日军登陆。中国现在比5年前强大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会允许日本人继续玩这种伎俩。为了保护国际租界，前些时候在上海有了以下的战舰和部队：

1．美国海军上将亨利·欧文·亚内尔坐镇“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舰队还包括40艘过时的驱逐舰、辅助舰船和浅水炮舰；

2.由1050人组成的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

3.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里特尔爵士指挥的英国驻华中队；

4.950人组成的英国正规军，以及从香港紧急船运来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一个营；

5.大约1000名皮肤土黄的法属印度支那人和安南人士兵；

6.意大利法西斯的小分队；

7.上海志愿军团，一个主要由英美职员和白俄罗斯移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混合旅。

周末的轰炸以后，中日双方都没有再到国际租界来惹这支混合的部队，但在上海中国的地界战斗却异常激烈。截止到周末，伤亡人数已经上升到死3500名，伤10500名，而双方阵线却没有明显改变。1000名美国公民已经及时撤出，其他2000人也准备一有机会就立即离开。

塔斯社的消息说，在北平，苏联大使馆要求特殊的保护，因为受到远东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是哥萨克首领的格里高利·西蒙诺夫将军的威胁。西蒙诺夫具有希腊角斗士的性格和体魄，统领着一群白俄罗斯亡命徒赚了不少钱。据传言，他们已多年在满洲为日本人干肮脏勾当。1929年，西蒙诺夫从横滨货币银行取走了70万美元作为俄罗斯帝国基金。两个星期之前，据报道是他指使袭击了在天津的苏联领事馆。最近又有新的报道，他正赶往北平去袭击在北平的苏联大使馆，这使得北平的苏联大使馆发出了求救电报。

同时上海混战的唯一直接结果是，日本外交官和领事被命令撤离中国首都南京。但是在东京没有人承认这预示着正式宣战，这种技术性的表态已经过时了，因为易于导致国际纠纷和受到违反条约的指责。

中日上海交锋

当日本陆军野蛮的沙文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数年的控制，并使其一直处于毁灭边缘的时候，不断壮大的日本海军却扮演着较为保守的角色。忧心忡忡的日本商人普遍借助海军的支持来控制陆军的张扬及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正是在海军不事张扬的巨大影响下，去年那些歇斯底里地谋杀了著名的财政部长并占领东京警视厅大楼的陆军青年军官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1931年侵略满洲的行动中，日本海军履行了职责，但并不十分热心。但是在上海，日本海军几乎是独自进行了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个星期之内，有数次报道说日本陆军的援兵还在赶往上海的路上。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日本援军都在向北行进，去增援包围北平的部队。在那里,绥远省主席、顽强作战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在狭窄的谷地里坚守近两个星期。随着其他北方军队赶来援助，中国军队正打算发动广泛的攻势。

然而在上海，日本海军不仅独立进行了大部分的战斗，而且将至少一半的兵力投入战斗。联合舰队的旗舰是由英国制造的有着37年舰龄的“伊莫”号，由目光犀利的KISOSHI HASEGAWA中将担任指挥官。“伊莫”号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10天的轰炸、炮击和一次未遂的鱼雷攻击仅使它受了点儿轻伤。日本舰队的主力停泊在下游的黄浦江注入长江的河口处。那里共有50多艘舰艇，其中4艘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38艘驱逐舰和日本现有4艘航空母舰中的一艘。多数舰艇来回游弋以躲避中国岸上炮火连续不断的攻击。有时黄浦江上有多达20艘的军舰不停开炮，并为飞机装填弹药。他们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忙着运送重型武器炮击上海，帮助每一个可以战斗的水兵和陆战队队员上岸。日本人很快便发现，在这样的一场战役里，即使是海军也必须在陆地上打仗。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金融角度讲，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的纽约。直到1842年，清朝统治者仍然拒绝给予外国人在上海经商的权利。但就在这一年，一支英国舰队驶入了长江，胁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城市开放通商，并允许外国人居住。后来，上海成为这5个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这块沼泽地上诞生了世界第六大城市。围绕着租界，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慢慢形成。而在城外虹桥机场发生的一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战争。据报道，8月早些时候，有两名日本水兵在虹桥机场被杀害，以此为借口，日本舰队司令长谷川马上要求获得赔偿，并要求中国军队自公共租界向后撤退32公里。对于被迫撤出自己的国土的命令，中国人当然表示抵制，日本人就立即派遣水兵上岸增援并要永久驻军，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黄浦江边著名的“南京路”是美国人聚集的中心区，两星期前，这里的天空变得阴沉起来。试图击沉“伊莫”号的中国空军“砰”的一声把炸弹扔进了“宫廷酒店”。另一颗则扔进了1.6公里之外挤满了中国人的“大世界娱乐城”，导致500人死亡。

中国人在虹口集结兵力，穿过公共租界东段向黄浦江进击，直到日本军舰开炮支援陆地上的日军。在黄浦江的右岸另一支日军部队试图将中国守卫部队打回去。一队从外滩出发恰好穿过双方交叉火力区的美国人被用渡船接到黄浦江口，那里有轮船负责送他们到海上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海军上将哈里·伊瑞·亚纳尔将美国军舰停驻在公共租界西侧，为前往那里避难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战争还在继续着，共卷入大约10万名中国士兵和6万名日本士兵。参战的日本舰队舰只也迅速由50艘增加为82艘；几乎每小时就有一班运输船抵达长江入海口。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卷入如此规模的“淞沪会战”并非日本人的最初计划。他们最初的掠地计划是夺取北平地区，自然不会在上海进行另一场战役消耗弹药和分散兵力。不管海军在上海的进攻是不是一大错误，也不论日本人的要求是不是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欺诈——或许更多的是由于冲动而非理智，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大得足以把日本本不安全的经济陷于更危险境地的战争。尽管中国几乎不可能避免失败，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日本国内经济崩溃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上海的市长管理着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权，这是东部最重要的职位并由总司令蒋介石直接任命。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市长是和蔼可亲的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时成为民族英雄的吴铁成将军。去年3月，蒋总司令觉得吴市长作为英雄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将他赶下台，让他去当不太好做的广东省省长，而上海市长的肥差则给了俞鸿钧——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美式高等教育的人。自1930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是上海最忙碌的行政官员。

俞鸿钧的炫耀资本是造价800万美元的市政中心，那是一组可以与公共租界内所有高楼相媲美的大理石建筑。一星期前，这些建筑被酷爱艺术的米内光政将军炸得粉碎。俞市长辖下的城市有一半的地方在燃烧，数千市民死亡。但给了俞市长一个机会，有可能使他成为比吴市长还要伟大的英雄。

两天之后，日本人遇上了麻烦。中国士兵一拨接一拨地进攻日本陆战队员设置的街头路障，突破他们的防线并一直打到北岸，占领“黄浦修船厂”——5个全力工作的码头达数小时之久。江中的日本军舰迅速起锚，缓缓向遭到强攻的防线驶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他们不得不靠过来，用机关枪和加农炮向中国人的防线猛烈射击。

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等待了一个周末的日本陆军运输船，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之下，试图让5万名士兵在已被摧毁的中国重炮阵地前强行登陆。中国指挥部迅速下令海上快艇出击。这种时速达到45英里、每艘携带两枚鱼雷和一挺轻型机关枪的摩托艇，击沉了大量的日本舰船。尽管各国海军军官都想看到它，却没有一个外国人亲眼目睹。英国、德国，特别是意大利，都已经投巨资建造这种鱼雷快艇，而这是它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国民党军队至少拥有12艘这种快艇，6艘为英国制造，6艘由德国制造。它们在实战中的表现将决定今后的订单数量。

上海大战的第11天，公共租界的购物者们拥进南京路两家顶级的百货公司：“展翅公司”和“忠诚有限公司”。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仍将继续下去的围困而储存物资。《 纽约时报 》的资深记者哈里特·亚朋德和35岁的安东尼·詹姆斯·比林汉姆也一同去买东西。比林汉姆买了一回望远镜，亚朋德正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候。随着一声类似刹车的尖啸声，一颗巨型海军炮弹在街道上空爆炸。两家商店纸一样地瘫在地上，店里有300多人伤亡，场面十分恐怖。亚朋德拖着一只受伤的脚，走进“展翅“大楼。他发现比林汉姆正在使劲打开电梯门，他的左臂骨折，鲜血从破裂的血管向外喷涌，同时有3枚弹片击中了胸部。美联社记者摩尔斯·J·哈里斯走过人行道，写道：

“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他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推挤在一起的……街道上车辙里和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头、胳膊、大腿的碎片像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

美联社的记者尼斯发回了一则悲观的消息。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有支撑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但他们也指出同样境地不佳的中国金融在日本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在普遍改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最近在欧洲活动争取贷款。目前，他已经在瑞士、荷兰和英国获得贷款，但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数目。至少这笔钱还够他访问维也纳，在那里，他戴着一顶完全由羽毛编制的“蒂乐泽恩”式绿色帽子，快乐地忙着签署军火订单。从维也纳出发，他又前往著名的巴特文茨海姆休养。但日本的金融家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孤注一掷，从海外订购了成形的钢铁（ 可以更快地转变为战争物资 ）而不是一贯的废铁，为了支付款项，他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从日本船运来可怜的储备黄金。在日本国内，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日元的赤字债券，并且宣布有必要“重新调整私人的投资资本”，大概这是征募资金的一种委婉说法吧。看来，战争的利刃会割断中国的喉咙，但也会刺穿日本的钱包。

日军被阻挡在华北

与此同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外相生硬直接地解释道，日本远征军的真正目的不是征服中国，而是赶走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他没有像他的天皇那样斟酌用词解释中日战争，广田先生说：“我们与中国的反日运动战斗，是因为在中国军队中广泛存在着反日情绪，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带头人。中国当今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了政治目的有意培植反日情绪……而且通过与共产党的相互勾结，他们已经积极地准备好了与日本一战。”

有消息从东京传到上海，说中国年迈的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踱着四方步走到日本外相广田的办公室，代表中国表示愿意与日方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前财政部长、现任蒋介石顾问的宋子文闻听此事后，当即批评了他的政府代表。他轻蔑地哼道：“我们的驻日大使真是老糊涂了，当每天有上千中国人死在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时，他只知道谈一般原则问题。”

日本决计巩固每一块蚕食下来的华北土地。9月初，日本人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总部设在11天前被日本占领的张家口市。这个城市是察哈尔省的首府，位于北平—绥远铁路上，这条铁路途经南口关，是环绕山东半岛的大片肥沃平原的北大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张家口和南口，只要再拿下从张家口到绥远的一段铁路，他们便在华北立稳了脚跟。

在张家口，以德王为首的“100名社会名流”宣告南察哈尔脱离中国“彻底独立”。36岁的德王还留着长辫子，是一个亲日的蒙古人，长期领导“蒙古人的蒙古”运动。正是德王和他募集的部队帮助日本人占领了张家口。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日本人最新建立的傀儡国任最高职位。

同时，往南160公里的北平，上个月被日本人抓住的北平市长江朝宗向日本人投降。为了控制以前是中国“北方首都”的北平，狡猾的日本人计划恢复旧帝国朝廷的祭奠孔子的仪式。

北平市长已经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准备在孔庙举行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典礼。他找了80名孤儿低声吟唱传统的儒家歌曲，然后他对着中国的圣贤三跪九叩。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统治北平。虽然公立中小学应该已经做好了开学的准备，但要等到所有课本上的反日宣传都删去以后才能开始上课。经过精心挑选的160名中国警察开始勤奋地学习日语。北平商务会开设了日语教学课程，以便商家卖东西给他们的“新主人”。甚至有谣言说日本人打算将满洲国31岁的康德皇帝请回北平，坐上他的龙椅。康德皇帝就是有名的爱新觉罗·溥仪，满清帝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民国建立时退位，1934年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皇帝。

9月，日本裕仁天皇召开了自登基以来的首次御前紧急会议。作为议会的一次紧急会议，立法议员们将投票通过一项价值5.92亿美元的战争拨款， 而这次战争已经花费了日本1.45亿美元。裕仁天皇说：“一直以来，日本都热切盼望着通过与中国的相互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方式赢得在东亚地区的和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从来都未能理解日本的一片真心。相反，中国却不断挑起事端并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事件。现在日军士兵正以他们大无畏的精神摧毁一切困难来报效他们的祖国。而这些战事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使中国能够重新考虑，并重新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环境。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希望全体日本公民能够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坚定地团结起来，并不惜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代价。”

就在裕仁天皇召开御前紧急会议的同时，从日本关东军设在北平的司令部传来的消息证实，在日本通过战争的方式劝说中国服从他们的指挥的过程中，藤井将军——日军在中国军事行动中的一名老指挥官，由日本指挥的满洲国军队的创立者被他手下的叛军所刺杀，而与其同时被害的还有日军控制的满洲国将领刘桂棠。随后又传来消息称，由尹宝山（ 音 ）任司令、朱辰家（ 音 ）任参谋长的满洲国陆军第二师也投靠到中国方面去了。许多由于反对日本向中国南京政府宣战的满洲国人都转而去做了土匪。

在北方出现了更大的麻烦。日军的援军数周来不断通过北平调进东北地区，现在日军在华北地区由香月清司中将所指挥的总兵力已超过了9万人。日军冒着滂沱的大雨，浑身泥泞地前往察哈尔省张家口地区集结。只要占领了张家口地区，日军就可以控制对其至关重要的南口通道以及北平—张家口的铁路。这条铁路线对于日军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日本想控制整个华北地区（ 或打算通过南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话 ），就必须首先占领这条铁路线。但踞守南口的5000名中国守军却已经弃城逃到了山西省境内，并在那里加入了一支装备精良的中国军队。

北平的南边有两条近似平行的铁路线，一条通往汉口市，另一条则通往浦口和南京。由于蒋介石军队是由德国参谋训练出来的，机械化程度很高，所以他的部队已于6个星期前便被调往了北方，以威胁并切断日军位于北平与大海之间的战线。这条战线是日本海军按照上级命令所开辟的可对上海方面作为牵制的另一战场。集结在这一战线上的日军在前往保定的一条铁路线上及马场（ 音 ）一带截住了北上的中国军队，但日本海军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之中，急需日陆军师团的支援。由于中国军队还滞留在北平—汉口和天津—浦口的铁路线上，因此香月将军目前正率兵南下支援华北战场的日军。但由于连日的大雨，加上中国军队炸轰了堤坝导致华北地区绵延数里的洪水，所以日本只能使用战机肆意轰炸马场地区，可日本陆军却无法接近这一地区。

尽管所有的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华北才是真正的战场，但上海的战事依然在持续。

上海会战爆发54天后的一周内，大约20万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几处战场上占了上风，并将日军击退，甚至一度将日军的一支由8艘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船队逼到了离上海很远的一个安全处停靠卸货。日复一日，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长久以来计划的“大进攻”被迫推迟了，但到周末时还是在几处战场上取得了小规模的胜利。尽管日军的战线非常宽广，并且还动用空军、海军和陆军所有他们可以动用的力量，但中国军队的守卫仍然非常顽强，并在日军“大进攻”的第一天以500人对日军100人的伤亡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日本声称自己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成员之一，并于最后一周继续在中方保证不与日军交战的公共租界码头卸运部队、马匹、弹药以及药品。最终，法国与英国成功地关闭了日军通往公共租界的通道。美国将军哈利·雅耐尔和英国上将查尔斯·利都爵士得到了法国海军司令部的支持，他们联合提出了几项建议并送交他们各自的驻华领事，然后再由他们将这些建议转交上海市长俞鸿钧和日军长谷川上将。为了保护公共租界内外国人的安全，日本军舰被迫撤到中方的通商口岸下关流域以下，同时中国守军也撤出江湾南岸。而中方对美英两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却丝毫没有反应，彬彬有礼的俞市长表示他会将美英双方的建议转交给南京政府。长谷川上将对此建议也毫无表示。几天后，东京政府向伦敦转达了他们迟到的回答，并向英方为两星期前发生的其驻华大使遭日军袭击的事件做出道歉。而从伦敦发回的电报则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不值得他们等待的：日本根本没有正式道歉，这只不过是日方拖延时间的一个计谋。人们认为英国议会可能会发出另一个“无力的信号”。

于前一个星期展开的日本海上封锁，包括中国长达3440公里的海岸线，但其中并不包括英属香港、葡属澳门和国际战略要地青岛。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重要船只遭到拦截，或是被日军舰艇击沉。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越来越感到，两个星期前中苏之间的互不干涉条约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它的字面意义。就在日军建立其海上封锁线的同时，苏军也在从土耳其到蒙古（ 和莫斯科有密切的联系 ）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条空中通道。第一批乘客中不外乎也包括了少帅张学良，而他绑架蒋介石的行动也是战事的第一阶段。在确认了具体地点之后，日指责苏军此前经由蒙古将其210 架军用飞机中的72架运到了中华民国，而此行动也暗示了苏军飞行员可能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援华行动。

这简直是在和驻华的老牌外籍记者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德国认为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长期战争正表示了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向他提供了一些军事顾问。由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率领的五位将军已于一周前来到中国，巴伦·亚历山大·厄内斯特是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也曾做过德国驻日武官。而用不了太久，他就有可能发现，自己正与一群苏联共产党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

日军轰炸山东，宋美龄叙述恐怖战争

韩复榘将军身体健壮，略蓄胡须，满脸油腻但显露着智谋，恰是好莱坞眼里中国军阀的写照。他出任政府主席的省份就是中国鼎鼎有名的山东省——向东伸入黄海，遥望日本，犹如一位遭受猛击但依然保持平静的职业拳击手的下巴。日本在那里投资了1亿美元。

10月初，日本轰炸机继续对韩的首府济南“狂轰滥炸”——但所投下的并非杀人夺命的炸弹，而是用竹节装着的诱人条件。这些竹节打在鹅卵石上，发出咯咯的动人声音。投资山东的日本商人正在东京恳请帝国政府切勿动用兵力，而要耐心点儿，最好通过贿赂智取山东。有谣言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近来在济南与日本中将、对华交往中最能干的贿赂专家土肥原贤二进行了会谈。对此，中国首都南京高度重视，一位政府发言人曾怒斥：“土肥原如果去了那里，就该进监狱！”

10初的这一周，宋美龄开始在曼哈顿《 先驱论坛报 》上发表日记，与罗斯福夫人叙写的故事迥异——比如，罗斯福夫人写道：上周，一只小熊用后腿站起来，如果总统座车不及时开走，它就会给车身抓个记号了。

下面是蒋夫人日记的摘录：

“中国，南京。我刚从上海前线返回，目睹几千名伤员在各急救站耐心等待着转往后方医院，我心如刀绞——尽管他们都强忍痛苦，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我之处境使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体味日本侵华之悲剧，因为我懂得，战事一旦爆发，中国也就踏上奋勇前进的大道。在振兴祖国伟业中我所负特殊使命乃协助夫君开创新生活运动，协助重建空军……”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形势下，这似乎是令人费解的行动。‘自助而后天助’，满洲里战乱使中国认识到这句悲剧性格言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南京。无视非战斗人员和人道主义机构——譬如医院，乃上周末日本空袭的显著特征。日本声称具有500个床位的中央洛克菲勒医院为军人占用，95架飞机连续两拨空袭，恶意昭彰地予以破坏。”

“巡视废墟之后，我要毫不犹豫地说：‘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愚蠢、最残酷的行径。’房顶上画有巨大的十字符号，足以表明那里是什么地方。150名病人惨死；200名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共500多人伤亡。”

“有情报表明，日本人决心在空袭中炸死委员长和我本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中国制造混乱，借此扶植傀儡统治者……”

“途经南京（ 出于军事原因，蒋夫人目前的地址未予披露 ）。想到其余国土迟早将要遭受的一切，我的心在颤抖。港口被封锁，华北大片地区生灵涂炭，而我们周围的一切亦将沦为废墟。”

“但一个信念主导着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美国报刊头版登出了一幅有关中国抗日战争最具震撼力的暴力性画面：一名日军士兵拿绑在柱子上的一具华人尸体练刺刀。数次受到质疑的美联社资深记者誓言该画面真实可靠，事发于9月5日，天津。

“那是一名穿着日军制服的中国士兵假装的！”东京日本参谋本部的高桥坦中佐对曼哈顿的记者们尖叫着。“我大日本刺刀技术与之完全不同，我可以在此证明！”这名日本军官抓着一支铅笔，伴着战场上的喊杀声朝想象中的敌人刺、捅、挑，绘声绘色，把一名女记者吓得魂飞魄散。

战争在推进，政府撤退

中国政治家们热切希望罗斯福总统和张伯伦首相参加布鲁塞尔会议，以便对日本采取切实措施。他们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张伯伦先生在伦敦对众议院的讲话：“到这场（ 布鲁塞尔 ）会议上讨论什么经济制裁、施压和武力，完全是个错误。我们去那里是为了营造和平，不是为了扩大冲突。“

如果这意味着首相认为对日制裁、施压甚至采取武力行动只会“扩大冲突”，中国人担心张伯伦先生一定不想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其实没有什么“更强硬的手段”而是“更软弱的手段”，甚至比“施压”还软弱。他们只好相信英国国内漫延开来的如下谣言：皇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相当程度上更同情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而不是中国。

10个星期以来，日本天皇在上海的军队——陆军、海军、空军首次放弃相互间的猜忌，而共同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大举推进”。日本在上海的发言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如此宣称，以致上海的通讯记者已对此产生怀疑。在东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均不从属于内阁首相，而是直接对天皇负责，这种违背常理的架构经常导致极端的不协调，尤其是在作战后勤保障方面。在上海的日军异常艰难地联合起来，测绘中国人在上海郊外的防线，很明显，中国人已不可能继续守卫在市区闸北一带的防线。日本军队在对一个镇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轰炸和炮击之后，日军决定在这一地域展开大规模推进，发动了高度机械化的强攻。陆炮和舰炮在炮火袭击结束之后，日军坦克喘着粗气，傲慢地开进这个小镇，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之后日军步兵蜂拥而至。日军肆意射杀，试图瓦解中国军队的士气。在日军步兵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装甲车和扫荡部队。但日军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日军看到一些已阵亡的中国军队的机枪手，他们的手紧握机枪，与阵地共存亡。

在上海郊区防线出现危机之际，中国军队的孙元良将军认为，闸北已经无法防守，遂命令部队将这座因轰炸和炮击而几乎成为废墟的城市点燃，欲以火御敌。午夜时分，中国士兵将硫黄等易燃品投进火海，闸北上空被一片浓烟所笼罩。当时在上海的外国军事专家评论说，这是东方战争史上最有秩序、最为有效的撤退战例。

在位于闸北的一座仓库里的一场上海保卫战，使全中国的人为之振奋。这里有500多名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著名的第88师。黎明时分，日军开始向这一带推进，不多时即将这座库房予以三面包围，未被包围的第四面正对着英租界。当日军用重炮轰击中国军营时，世界媒体都以“中国的阿拉莫”为标题报道了上海的激战。

孙元良向“中国的阿拉莫”士兵说：“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中华民国的尊严，为中国革命军的尊严，在神圣的岗位上流尽最后一滴血。”孙将军说：“我和你们的战友们向你们致敬。根据命令，我将带领其他部队去驻守新的防线，但我的精神和我的心将与你们同在。”

他对上海市市长说：“给我们500磅盐，500磅糖，5万筒饼干，我就能坚持7天以上，这样战局将对我们有利，否则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们。”

有记者问市长：“您如何将所需物资送至‘阿拉莫’？”

市长神秘地回答说：“这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在世界各国记者的报道中，带着一脸讥诮表情的日本海军上将大岛本田成了一个新闻恶魔。据大岛本田称，仓库阵地的500名中国士兵多少像个英雄。在日本发出中国士兵必须投降，否则予以消灭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军队的团长谢晋元向他的上司孙将军说：“死不足惧，我们的牺牲不会徒然。”

此间，英国方面一直透露说，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可以冒险逃出战场，只要跨过20码宽的日军火力区，就可以进入英国租界地内，他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

国际舆论和中国舆论纷纷致电，谢晋元团长对此不屑一顾。英国人汤姆源源不断地弄来卡车，以便转移逃难的老百姓。

日本人试图完全包围这个位于日军进攻部队和英国租界之间的地区。与此同时，在这里已有123名中国士兵为国捐躯，其余377名中国士兵在坚守了他们所承诺的7天中的4天之后，跨过20码撤退到英租界。每一名中国士兵都带走了自己的全部武器和装备，其中的26名重伤员踉踉跄跄，拖着24挺轻机枪和6挺重机枪。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是最后一个撤离进入安全区的人，英国人热烈欢迎谢晋元团长，并认为他和他的士兵都是英雄。谢团长泪流满面，英国亚历山大准将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

蒋委员长对这场战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值得回味的是，两天之前，蒋夫人在其专栏中（ 《 时代 》10月11日 ）对于战况写道：“我在下达必要的命令挽救这些英雄的生命与对中国的忠诚之间，经受着折磨。”

蒋委员长深知，谢晋元团长和他手下的士兵并不想得到投降的命令，他们宁愿为国捐躯……他们的牺牲将大大鼓舞人民，提高整个国家的士气。

身穿工装裤的蒋夫人在中国政府中是继慈善太后之后最经常抛头露面的女性。蒋夫人是在她的车子滑到路沟之后写下上述文章的。

使丈夫皈依天主教的蒋夫人虔诚地写道：“上帝保佑，我几乎遇见死神，这并非是命运的捉弄，日本人不是在战争一开始就想用炸弹暗杀我吗？”

委员长通常喜欢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严肃，今天则是一身华丽制服出现在他的德式装备的“嫡系部队”面前，这张海报在中国流行甚广。而在一幅来自上海的图片上可以看到，蒋委员长的头戴钢盔，接受过普鲁士式训练的正规部队，在最近的防御战中却是尸横遍野，节节败退。

日本的“总攻”起初总是伴以零星的炮击，本周此种方式已使4名英国人丧生，6人受伤。

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已十分气愤焦躁，以至于美国海军上将哈里·埃尔文·亚内尔对驻沪美军下令，如果遭到攻击，立即予以还击。

中国军队撤退到一条新的防线，深挖战壕，加强海岸警备。日军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渡过苏州河，在上海西部往前推进，并遇到中国人的强大抵抗。但几个星期来，上海的战争态势表明，日军在近距离的行动中，每天都冒着同另一超级大国交战的危险。

日本在上海夺得116平方公里，这比此前在华北地区攫取的5126平方公里还要重要，世界各报几乎没有把日军在华北的举动作为重要新闻。

因此，假如美国或英国的军舰在上海水域被炸沉，又假如特尔弗·施莫米特或亚内尔被杀，或许会远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9国会议使中国更震惊。日本决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德国也拒绝了。日本人认为特尔弗·施莫米特将军的行为彻底证明了这一点，声称在俘获的士兵中发现了大量的“只有可能从英国走私进来的新鲜食品”。日本侵华海军副司令本周对其旗舰在上海的表现大为恼火，当有人报告说一位英国兵触摸了一艘日本汽艇上的机关枪时，这位司令竟向天皇汇报说：“日本海军受到了侮辱。”

战事推进，蒋介石在南京实际上面临着如下事实：即使他能够阻止日军朝太湖以北和长江沿线进犯，敌人仍将很快横扫太湖以南，向他逼来。几周前中国利用沉江物体在长江构筑了栅栏防线，另外还有江阴之险可资屏障。大约70艘日本炮艇对这条栅栏防线发起了猛攻。此前，中国第二条防线从上述要塞拉长到了无锡。“兴登堡防线”的很多地方还未崩溃时，蒋委员长就突然决定国民政府必须撤离南京，并在中国版图上化整为零。

中国国民政府傀儡主席林森先生，登上战舰，沿江西行1600公里抵达重庆；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宣布他们将赴汉口，军政部则选对岸的武昌为办公地。显然，此类决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世人看到，无论日军成功侵占哪里，中国在有些城市仍然是驻有某些政府部门的。据报道，目前身兼行政院长的蒋委员长，随时都会把院长之职交付其姐夫孔博士。

中国人的幽默感多多少少冲淡了撤离南京的悲剧色彩，虽遭遣散但仍然笑嘻嘻的政府职员们相互戏谑，比如互致“新疆见”——以诙谐的方式暗指国民政府可能会最终后撤至偏远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