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多岁时的光阴，于我已十分遥远了。而那遥远时光里的轮声，却常于梦中或眼睁睁时又在耳边响起。仔细想来，那该是一种怎样沉重的铮铮铁骨之声！

那时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伦从军。索伦，是白阿线上的一个大站。白阿线，是吉林省白城市通往中蒙边境阿尔山镇的一条铁路线。在更遥远的当年，日本侵略军曾派重兵长期占领过那条线，不仅有日寇的军营、火车站，还有巨大的军需仓库和多处飞机场。苏联红军一个很大的军团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开进中国与日军作战的，所以白阿线一带，既残存着日寇的侵略遗迹，又保留着苏军烈士墓。那年，我们部队从辽南沿海调驻白阿线上，那时我们边防军民人人都心甘情愿地日夜处于战备状态，这也使本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时刻充满了紧张。

多么平凡的事，一旦加入紧张因素，自然也增加了惊险。回想我在白阿线上那些惊心动魄的历险，如果把时代背景抹去，肯定一件也不会发生了。可历史背景是无法抹去的。

当时我是守备师炮兵团的新闻干事，我的全部任务就是采写新闻稿件，并只争朝夕地求得发表。新闻稿件最讲究时效性，所以我每天都得抢时间，几乎达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常常是等不及通过邮局正常寄发，多是利用当天的火车从速送发。从我们驻扎的索伦往上，还驻扎着好几个团的部队，所以每趟列车上都会有军人乘客。有时来不及上车找军人捎，就请列车乘务员帮忙。特别重要的稿件，就得我亲自赶火车送往省会长春，或军区所在地沈阳了。有回为了找个认识的人捎走稿件，火车已经开动，我还没来得及下车。等我挤到车门时，车轮已经飞转起来。我不顾乘务员制止，纵身跳下车，虽然没造成事故，但胳膊肘和膝盖都擦破流了血。还有一次，已听到火车即将进站的笛声了，我还没粘好信封。我带一名报道员拼命跑进站台时，车轮又已转动，我俩就在车尾拼命地追啊追。那是冬天，我们穿着棉衣和大头鞋，车越跑越快，我们却越追越慢，最后我勉强抓住车尾扶手，让车长给拖了上去，心跳得差点没从嗓眼儿蹦出来。那位报道员是南方人，穿北方的皮大衣和毛大头鞋时间不长，任怎么拼命也抬不动腿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扔在了车下。这位战友后来被解放军报调去当记者，不幸牺牲于赴藏采访的车轮下。如果换成现在的时代背景，这种事不仅没有丝毫意义，而且简直就是笑谈。而那时，许多人就如此真诚地苦干着。因为干得特别真诚，所以实在难以忘怀。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连夜赶往沈阳给军区报社送稿。那正是北方最为寒冷的冬季，我穿戴着羊皮大衣和羊皮帽子，连脚上的大头鞋也是羊皮的，手上戴着用布带挂在脖子上的羊皮手闷子，这些防寒衣物足以说明，内蒙古的白阿线一带，冬天会有多么寒冷。车窗上的霜花厚得看不见窗外，车窗缝儿也被很厚的冰霜焊死，用手使多大劲儿也别指望能开启它，想想深夜奔驰在兴安岭山谷的列车外会是怎样的奇寒吧。

车里十分拥挤，不少人站在过道上，谁想通过一节车厢必得花费好大气力。我没吃晚饭，很饿了，想到餐车去吃点夜餐，而餐车和我所在的车厢还隔着四五节车厢呢。我便头脑简单地想了个办法，当火车在一个小站一停，就跳下去，通过站台直接奔向餐车。等我奔到餐车下一看，天啊，餐车那节车厢的门没开！不仅没开，而且也像每个车窗一样，被冰霜焊得严严实实。那个小站只有两分钟停车时间，我想往回跑时，车轮又转动了。站台很黑，没人发现我下了车，而我带的东西，包括要送的稿子都在车上的挎包里，这使我不可能改乘别的车了，匆忙中只好纵身跳上餐车的外踏板。抓住车门扶手时我才意识到，我连手套也没带呀！幸亏我的手很干燥，不然-30℃的铁扶手会把我双手粘下两张皮的。白阿线大草原的夜风敌我不分，太冷酷无情了，我的双手很快被它吹僵。我急中生智，把双臂插进宽大的门拉手中，并且把双手相对抄进棉袄袖里。手是保护起来了，可冷酷的风肆无忌惮地穿透了棉衣和棉鞋，很快全身将被冻僵，甚至冻死。餐车的门玻璃也冻了一层厚霜，我只能借灯光看出过道里排队买饭人们的身影，但我没法儿松开手去敲门。我只能用脚踢。那微弱的踢声完全被饥饿的轮声吞噬了，好半天都没能引起车里人注意。我冒险抽出一只手来，摘了帽子，以头撞门，同时声嘶力竭地大喊。靠近车门的人终于发觉了我，可门缝被冰霜死死冻住，胶粘铁焊一般，我都听见里边拳砸脚踹的声音了，门就是开不了。哪想得到，那门是用一条很结实的木板别住后，连木板一块冻住的。不管怎样，里面的人发现我了，而且心齐得很，呼喊着很快把门撞开了道裂缝，又呼喊着撞断了别门的木条，但那门仍死赖着不开。我脸和脚都已冻木，后来听里面有人建议紧急停车。我受着感动，一时心热得不行，身子似乎也烘烘地热了起来。车门终于打开了。我在轰隆隆轰隆隆的轮声中，被齐心协力的人们拽进了餐车……

体验到了危难之际渴望救助的心切，也体会到了得救时的感激之情，因而一遇谁有难时，我便在那轮声呼唤下，尽量把自己并不怎么有力的手伸出去。我想，不管以后的列车是否还有轮子，自己心底那遥远的轮声，不该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