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闵凡利在他的一个小说里写到一株古槐,其树冠占了两亩多地，可想见其根系也会是相当庞大的。作家确实也像一株树，要靠吸取生活土壤里的养分生长，与外界做信息交换，他作品中有些内容出自想象，更多内容却直接来自与生活交换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从一个作家的小说里，看到他与生活的关系如何，他伸展的根系是否发达，也就涉及到他将来在创作上形成的规模。

闵凡利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在生活里扎下的根是比较深的，相对于有些主要靠想象写作的作家而言，他作品里无法出自想象的成分有很多，这正是我们喜欢读他作品的重要理由。

许多情况下，“无法出自想象”的成分，才成为小说中真正难得的部分。譬如乡土创作中那些直接采撷于民间的语言，本不产生于作家的想象，而来源于民间的文化创造与积累，却远胜于作家个人的创造。在闵凡利小说中，这样的语言是绝不缺乏的，如他写一个人善吹牛，是“唾沫能点灯”，写人情重要还是钱财重要，是“人长还是钱长”，写一棵槐树的生命力，是“槐树泼，撑活”,等等。这些活泼的语言文学性很强，但作者不是哪一个人，只能说来自民众的创造，来自长期的民间积累。作家的根扎向民间，扎得深广，就有了这些语言的掌握与运用。当然作家也在创造语言，但他只是一个人在创造，和与许多人一起创造是不一样的。这正是乡土小说读起来往往更有滋味、更容易获奖的原因之一。很多乡土小说家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中国乡土语言、特别是北方乡土语言的魅力，它们往往是特别丰盈生动的。即使是都市小说作家，流行小说作家，他作品语言中有多少来自时代话语的营养，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闵凡利小说中，不少内容来自生活逻辑的创造，令人兴趣盎然，它们同样属于“无法出自想象”的成分。譬如他的短篇《油钩子 油撇子》里，油钩子是公社时期社员家里的一种炊事用具，是将金属条一头砸扁弯成直角制成,用于做菜时从油瓶或油罐子里往出舀油。生产队里一人一年只供应一两油，在“我”家里，由奶奶掌握“油权”，每餐饭菜做好了，才由奶奶勾上三钩子油点在锅里，水面上漂着的三朵油花格外诱人。而油撇子是把小酒盅口大小的一块圆形铁片砸凹，以锡焊接上铁条制成，用于从油罐里往外提油，一般供干部家使用。显然，这两样东西的存在不出于作者的构想，而出于困难时期干部群众的创造。仔细想，这种创造，自然是由现实生活需要发展而来，有其合理的逻辑性。这篇小说很精彩，通过油钩子和油撇子写出了那个年代农民的凄苦。这两样东西是这篇小说的“眼”，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直接来自生活和作者对生活的发现，之后才有作者发挥想象构成故事。

生活的逻辑是形成小说的重要来源，可遇而不可求。世界名著中许多经典的细节和情节，表面看使读者诧异，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再去想却尽合情理，就在于它们是在几种生活逻辑的交织发展中产生，使读者体验到特殊的艺术愉悦。闵凡利的中篇《债主》，就出色地表现了这种生活逻辑。小说中，乡里利用职权向赵青海赵大庆父子的民营企业借了几十万块钱，说好第二年还，却拖了6年不肯还清。赵青海被迫将乡政府告上法庭并赢了官司。按常理，事情就此得到解决，但以下事态却是相反的——赵青海再去找乡里索债，乡里却可以根本不理他了，因为现在乡政府只欠法院而不欠他了，弄得他索债无门。赵大庆找乡里无数次，乡长不是躲避，而是振振有词：“有钱，乡里不还，是为了天天想让你来乡里闹？我们党委一班子人犯贱？”——这些话认真琢磨也在理。以后经人点拨，赵大庆才知，原来是他不懂，把规则搞反了，他不应该只想着收钱，倒应该先想到送钱——钱是公家所欠，但想从公家那里要回钱来，有必要先向私人行贿。实际上，乡里很穷，乡干部却很富。最后，走投无路的赵大庆急了，伙同他人将乡领导绑在家里，搜出大量现金，取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结果，又因此触犯刑法，锒铛入狱。这个作品自始至终在正论和悖论、正常和反常、规则和潜规则中发展，一切看上去是那么荒诞，又处处可寻找到有效的根据，一切都产生于生活自身的逻辑。这种小说，读起来自然有趣，引人入胜。闵凡利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很依赖他对生活现实的熟悉程度和深入程度。

闵凡利的重要作品多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对题材的开掘灵动有力，善于准确锋利地划开一道口子，从窄口里将东西彻底挤出，越挤越多。他对现实的揭示是不容情的，又不以社会批判为止，往往可以渗入现实人的灵魂。短篇《面子的事》里，外出归来的张山撞见了村长和老婆通奸，却惧于村长的权威，不敢当场发作。事后，他恼火于乡亲们的议论，想挽回面子，便与村长协商，要当着全村人大骂村长一顿，可是村长也要面子，不肯答应，于是张山就改为去强奸村长老婆，虽然未遂，被公安抓去几天，但回来后却受到全村人的尊敬，改选他为村长，开始了由他在村里作威作福的日子。作品像寓言，写到了乡村基层政权的腐化，用笔辛辣，但小说里村权力的更迭却离奇地通过“面子”的争夺实现，就带有别样的深意，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人格和人际结构的某种特色，显示了作者犀利的目光。

闵凡利也是善于讲故事的，他的多数小说在情节线索设置上比较讲究，一波三折，起伏不断，常在似乎将结束处又再起风云，将情境更推进一步，使人物性格和命运经历新的考验，得到更极致的展现，所以他的小说总是曲折抓人的，埋藏着作者对小说叙事结构的理解，展示出他的特殊才能。他的中篇《皆大欢喜》，围绕一起案件讲述了一个作家和检察机关斗法的故事。作家郑礼为文化馆副馆长，在作品里写到公安局长搞不正之风，被公安局联系县检察院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后因证据不足释放。郑礼不肯罢休，请了律师到市法院告下县检察院，由此开始了个人与检察机关的反复较量。应该说，小说里出现的冲突是相当尖锐的，涉及到司法部门滥用职权，对读者产生较强的悬念。小说铺设起繁复的情节,吸引读者步步跟进。黄检察长施展身手平息事端，找到文化馆领导给郑礼施加压力，通过律师事务所阻止郁律师的介入，再从郑礼妻子的单位入手使郑礼产生顾虑，并以协助提职称、评先进贿赂郑礼。尤其是当郑礼将经过传到网上，引起网民的热议、对检察院造成强大舆论压力时，黄检竟能与时俱进，见招拆招，派人以“亲亲朋友”网名登录,在网上与郑礼私密交谈,循循诱导,险些使郑礼上当。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节里，可以看出作者平素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也可以看出作者在编织故事、引人入胜上的多样技巧。读闵凡利的小说，总是有看点，不愁读不下去的。

他的一批涉及宗教意味的作品，也大都讲究构思，讲究布局，各有各的可读性，他心里是有读者的，知道普通读者喜欢什么。

当然，作为新锐作家，闵凡利的创作还存在不够成熟之处。首先,他的小说风格以走情节为主,有些作品里显得线条粗一些,缺乏情节里细部的渲染,即缺乏一些更精彩的细节刻画。其次，他小说的叙述里固然不缺乏精彩的生活语言，但总体上看叙述还不够老到，离“零度叙事”的要求还欠些火候，或差些分寸，如这样的语言：“人要走运，屎壳郎都给你做蜜吃；走背运，放屁都打脚后跟。这不，郑礼的脚后跟被屁打了。并且，打得还不轻”——虽然生动，但后两句显得不够沉稳，显得有些过度。过度是一种强调，透视出作者对笔下内容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对作者而言是不宜暴露的。再如，作品文体中的对话，有时轻易就另起一行，也显示了作者的重视，但这时同样应该谨慎对待。一个作家成熟了，会自然而然形成见怪不怪、平易道来、包容豁达的风度或气质，会使文本流转自如、秋水无痕，让读者更感到舒服和惬意。做到这一步需要时间，而闵凡利还有许多时间来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