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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如梦》、《春尽江南》）相同，格非新作《望春风》仍将小说安放在一座具有江南特色的村落——儒里赵。小说家以“我”的视角对儒里赵村中各色人等之间的恩怨纠缠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展开叙述，将“儒里赵”这座虚构的文学之乡从1958年到2007年横跨六十年间的沧桑巨变一一展现。

关于”儒里赵“的来历，在小说开篇不久即通过赵锡光之口向“我”道出，除了“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永嘉时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之外，“儒里赵”名称来历也很有意思。相比邻村“窑头赵”村人出身多为窑工，“儒里赵”得名于“我们村读书人多嘛！”《望春风》中的“儒里赵”虽然邻里之间小矛盾不断，但成为孤儿的赵德正和“我”都能得到安妥照顾，不至于沦为乞丐。相比于描写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段时期的其他小说，《望春风》中的“儒里赵”仿佛不受外界打扰，显得祥和安宁。在其他小说家笔下浓墨重彩书写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人民公社化、文革等，也不是小说家叙述的重点所在。新任农会主任的赵德正面对地主赵孟舒，也未说出一番“政治正确”的话语。而是念在旧恩，亲自上门做思想工作，劝后者参加万人批斗大会，且是坐着长生的独轮车去的。新珍还在一旁带着绿豆汤以防赵孟舒中暑。以至于被路人调侃“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在这一情节中，“儒里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的仍是人情、长幼有序，知恩图报等等传统的乡村伦理秩序。

当公社武装部部长曹庆虎将春琴踩进泥水里时，马老大喊了一句“村里的男人都死光了吗？”唤醒了“儒里赵”男人的血性，最后促成了五五对决的“义举”，将曹庆虎等五人打得不能动了。如果说在文革时期政治高压的社会环境下，“儒里赵”的男人们以暴力公然对抗国家暴力机器，是出于一种古老的义愤（“欺负一个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那么村人在事后众口一词的串供使得此事“不了了之”，则表明了“儒里赵”村民对这种义愤背后所秉持的传统价值观的集体认同。

作为《望春风》中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儒里赵”不难让我们联想到《白鹿原》中的“仁义白鹿村”。陈忠实通过“仁义白鹿村”所完成的，除了民族史诗的创作企图外，便是对逝去的乡土与传统精神价值的挽歌。有趣的是，《白鹿原》的时代背景被设定在清末民初到解放将至（解放后部分以预叙简要交代），而《望春风》故事时间恰恰从五十年代开始，到2007年结束。《白鹿原》中“仁义白鹿村”几次的礼崩乐坏，乡约被毁大多是因为时发的饥荒和军阀割据下的乱世；而秩序的恢复则多有赖于白嘉轩和朱先生。

而在《望春风》中，穿百家衣长大的德正在当选农会主任后，既未作威作福，也没有同梅芳和高氏兄弟搞权力斗争，只是带着“儒里赵”的村民兴建学校，平坟造田，最后在改革开放初期安静离世，完成了他三件大事中的最后一件：死。德正这个人物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儒里赵“的安定与繁荣。而德正的死与“儒里赵”开始走向衰亡几乎是同步的，与堂哥礼平的逐步发迹也几乎是同步的。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值得注意，即是礼平企图用钱同王曼卿发生关系被拒，而王曼卿又是德正的常年出轨的对象。考虑到礼平与德正在人物设置上的“对位”关系，这个带有情色意味的情节无疑是“儒里赵”权力转移的一个隐喻。

从第三章“余闻”开始，“儒里赵”村民的命运结局以人物列传的形式一一展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儒里赵”村民经历了重新一轮的命运洗牌。由众多村民组成的“儒里赵”也正是在新一辈村民的迁出与老一辈村民的去世中逐渐凋零。但从精神层面上说，真正将“儒里赵”摧毁的是与改革开放相应的一整套资本逻辑。礼平是小说中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他的性格在许多当代小说中都能找到类似的人物形象，如莫言《蛙》中的肖下唇。他们往往原先是同龄人中爱耍小聪明的角色，不肯安分守己；依靠改革开放的春风获得第一桶金。在叙述他们获得巨大的权力与财富的同时，小说家往往将他们设置成道德败坏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往往具有崇尚投机、信仰金钱万能、不守规则、阴险狡诈等特点。在“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时，站在村民对立面的便是礼平。与几十年前“儒里赵”男人对决曹庆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次村民们也已拜倒在金钱的魔力之下。礼平用金钱轻而易举将“儒里赵村集体”瓦解。在此之后，“儒里赵”无论从物理实体抑或精神层面上，都已经完全消亡。由此，小说家所完成的，除了对于已然消失的乡土中国的挽歌，便是对于资本逻辑的道德批判。

在“儒里赵”完全消亡之后，都在鬼门关前走过一会的“我”和春琴结合，生活在原先破败不堪的便通庵里。便通庵也逐渐重换生机。而“我”与春琴得以栖身便通庵，却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到了小说结尾，“我”对春琴这样说：“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在这里，小说家寄予便通庵的意义昭然若揭。作为已然消亡的“儒里赵”村的影子，便通庵保存了村庄重生的希望；在希望之前，小说家又强调了便通庵得以留存的偶然性，这使得便通庵同时又具备了乌托邦的特性。便通庵因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而更加珍贵，它在这偶然性下存活，却像已经消亡的“儒里赵”一样祥和安宁。《望春风》一如其他当代小说，以文学的方式见证了“儒里赵”的兴衰，以挽歌的调式对逐渐没落乃至消亡的乡土中国表达眷恋与不舍。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格非通过《望春风》“重回时间的河流”，所欲淘取的仍是寄寓在未来贝壳里的希望。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