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县境之外，我最先知道的地方，除了北京，就是四川本省的松潘。那是1976年8月，某天夜里，房舍震荡，犬吠牛鸣，我从虚楼跌入了牛圈。第二天进学堂，老师说昨夜发生了地震，地震的地方叫松潘。从此，地震和松潘同时植入我的脑子，并成为同一个概念。

多年以后，我走过了许多地界，其中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松潘没忘，尽管我从没去过。在我的观念里，甚至血脉里，松潘是一个灾难性的名词。这里的灾难并不与恐惧相连，而是暗含着某种启示，在我很小的时候，松潘就教我懂得，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不天然地拥有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的特权。正因此，无论如何，我得去松潘走一趟。

去松潘的里程，就是探寻一条河流的里程：逆岷江而上，过汶川、茂县，到达岷江源头，就是松潘了。话虽如此，从成都出发，开车却需大半天。沿途山势奇伟，雪峰隐隐，路边槐花开得正繁，阳光和风，将花香蒸腾拂动。松潘城卧于山谷，古城新城并势，藏回羌汉杂处，其扼控江源、邻接陇藏的地理位置，使之在历朝历代都是兵家重地。正因此，虽有据说为薛涛流放松潘期间作的《十离诗》，松潘究竟属于男性，松潘城也是一座男性的城。

可它确又有着女性的干净、祥和与丰饶。街沿店铺林立，各族民众，近乎安静地做着生意，收来的虫草，也都盛进笸箩，在街面低头打理。去藏民德嘎家做客，厨房和饭厅在同一间屋子，女主人轻巧的步态和内敛的眼神，男主人纤尘不染的歌声，捧出的正是草原和蓝天。去羌寨和回民拱北寺，一样会受到热情接待。曾经，民族间因生存、习俗和信仰而时起争斗，使松潘以“不易抚绥”闻名，而今都已埋进历史。同行的青年作家羌人六说，他有一年来松潘，饭桌上汇聚了几个民族，几个民族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这事让他感动至今。划分民族缘于尊重，因此本不是为了确立界线，而是为了抹掉界线。

事实正是这样：花灯舞来自北方，被藏民接纳，水晶乡藏寨的川盘花灯舞，还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锅庄里，有藏族锅庄的神韵；回民小调里，又饱含汉族音乐元素。

这种相互学习与借鉴，是对“界线”一词的最好回应。

还不止于此。百余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松潘，拍下了松潘古城的照片，百余年后的一天清晨，我与几位朋友爬上城背后的西门顶，俯瞰古城，发现大体格局，与威尔逊的照片相比并没有多少改变。在这里，城垣逾百代，栈桥越千年。这是一座把历史记忆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历史和当下，如水溶于水中，并在生活里淙淙流淌。就连汶川地震后安徽援建的新城，也充分考虑了川西民居特色，与古城保持格调上的一致。但这丝毫也无损于它的现代感。真正的现代感必与传统相通，世界文化的前景，也并非单一趋同，唯此，才让彼此间的尊重、沟通和丰富真正成为可能。

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困难。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翻越四千米雪山，去施家堡乡双河村看蓝莓基地，同时看对面山上的珙桐花，还有山间瀑布。老实说，我非常失望，所谓基地，只有沟畔小小的一片，刚刚羞涩地结出果实，珙桐花只能远观，目力再好，也最多看个影影绰绰；尤其失望的是那挂瀑布，既不宏大，也不瑰丽，比我老家的差远了。我坐在草坪上喝水，不想费力走到瀑布底下。这时候从阿坝州委下派到松潘县政府工作的张艳走过来，给我讲珙桐的身世，说那是冰川时代的遗物，恐龙都灭绝了，它留了下来，目前，野生种只在中国生长，且只在少数地区，是植物界的大熊猫；因其花序如白鸽舒展双翅，珙桐被称为“中国鸽子树”，它开的花，又叫“中国鸽子花”。

听到这里，我坐不住了。那挂瀑布，就从生长珙桐的山上下来，它们是一体的，我不知道那条竖起来的河，日夜奔流了多少个春秋。当我靠近瀑布，感受到它的阴阴凉气和溅玉飞珠，心想，我应该尊崇每一地、每一处、每一个人所珍视的，不可轻率地将人们热爱的家乡风物人情作比较。在松潘，有闻名遐迩的牟尼沟和黄龙风景区，当地人却把这挂并不起眼的瀑布郑重推荐，一定有他们内心的选择。再比如蓝莓，尽管我曾见识过兴安岭地区广袤的盛景，而它来到这片高原，该是经历了多少艰难的试验与驯化，对他们而言，这小小的一片，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幼年跌入牛圈所受到的教育，因为这趟松潘之行，我又有了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