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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春天，诗人王夫刚编选的《别来无恙·新世纪山东诗集选粹》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为这本诗集起的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别来无恙”，让入选诗人甚至读者都能感觉到他的用心所在，进而或多或少嗅出其中的沧桑——在别来无恙的拷问里，包含了多少尘土飞扬和尘埃落定啊。

　　上世纪80年代的新诗潮，如火如荼，戛然而止，一个怀揣诗歌梦想的少年来不及想好就做出了反应，不过是命运在那个时代的具体呈现。18岁出门远行，王夫刚从“欲哭无泪”到“有泪不流”，从“幸福的文学爱好者愿意吊死在同一棵树上”到“决定写一首你看不到的诗留在人间”，从“青春式微，别离有话要说”到“正午偏后，命运的佳期已经不多了”，30年恍如云烟，对人生的执著反而使其顺从了某种现实：“要么屈服于流淌，和大海的低/要么，中途夭折。”既然不肯折腰，承受跌宕也就在所难免，他因此不无辛酸地说：面对时光我有心无力；但同时他又不无自豪地说：落到纸上的梦才算向这个世界哭过。

　　作为诗人的王夫刚，怀着向古典和剑客致敬的心走在一个人的路上，孤傲业已成为其生命中的本色：更加冷峻又更加平和，更加尖锐又更加沉稳。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生自信，王夫刚在一种广阔的视角上，用他的诗歌向我们表明了一种在不断还原的记忆里击穿现实迷幻的勇气和价值。他是如此执拗地前行着，又是如此寂寞地自省着。他以对生存与生命意识的深刻洞悉，真诚而冷静地推进着逆向剥离和诗意重构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诗人，王夫刚完成了这种心灵的跋涉；作为一个隐忍的生存者，王夫刚以真实而不妥协的疼痛和警省成为“众人中的这一个”。

　　与此同时，王夫刚还为新世纪山东诗歌做了许多局部总结的工作，他劳心费力地编选了《层面·新世纪山东青年诗选》《到诗篇中朗诵·100位中国诗人的100首汉语佳作》《山东30年诗选》《册页·新世纪10年山东诗选》以及前面提到的《别来无恙·新世纪山东诗集选粹》等个性迥然的区域性诗歌选本，并分别为之写下读来受益的编后记。平心而论，在发个征稿启事、筹点印刷费就可以编书的年代，还真不缺少把邮件箱里的稿子直接排版的所谓“编者”，按王夫刚的说法，如此编者和选本“不在我们的话题之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透露了他作为一个诗歌选编者的眼光、境界和底蕴。

　　王夫刚曾经在诗中轻描淡写地道出了当下社会的一个奇怪现象：没有比嗤笑诗人更不担风险的傲慢了。作为同道，我甚至看到了他在写下这句诗的一瞬间掠过嘴角的那丝不屑与超然。是啊，诗歌是什么？在当下，任何一个精于世道者都可以假借诗歌的名义演出，只要他认为需要；诗人又是什么？任何一个会用回车键的人据说都可以为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只要他认为需要。对此，身为诗人的王夫刚，不啻完成了从自我警醒到自我完善的升华，更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从“写作的诗人”到“命运的诗人”的跨越。作为他的朋友，我知晓这样的升华和跨越背后所经受的砥砺、隐忍甚至尴尬。

　　“讷于言拙于行”，是王夫刚的自我鉴定。但据我所知，他的讷于言更多体现为一种生活的状态。事实上，每每心灵洞开，或情势所致，他的滔滔不绝，他的咄咄逼人，决然会让你惊讶于一个思辨者的飞扬才情，在其随笔集《落日条款》和文论集《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等诸多文字中，亦可窥见一斑。这些年来，他不断往返于济南的舜耕路和黄海之滨的五莲县户部乡，偶尔也会绕下高速，到我居住的小城一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酒成了诗人之间必不可少的媒介，好像无酒即不成诗，这其中有真性情的诗人，有真性情的酒诗人，也不乏借酒表演的登徒子诗人。所幸的是我和王夫刚不需要酒作形式，一杯清茶足以让我们彻谈到月上高楼或者日照轩窗。手机、微信和网络几乎把“后会有期”和“别来无恙”逼得跳楼，这些词汇可以灭失，这样的情怀却不能缺席我们对于诗歌的判断以及献给未来的理解。

　　五年前，我曾为王夫刚写过如下文字：“作为朋友，他是一个能够有所托付的人；作为个体，他是一个有着自己内在尺度并且敢于坚守自己内在尺度的人。他做事扎实而缜密，不招摇，不矫饰，不虚妄。我想，对于一个有着自己内在尺度的人，敢于坚守至关重要，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自我的重要标准。现实中很多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尺度，只是囿于种种因素而不能坚守这个尺度，以至于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反而使自己显得不伦不类。有时候，王夫刚也不是不想迎合现实，但在紧要处他却绝不降格以求。这样的人，要么被人由衷地敬重，比如君子；要么被人无端地嫉妒，比如小人。”及至今天，我依然不改一字照录于此，实在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