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72)

　　这时一列火车，冒着乳白色的蒸气，“呼哧呼哧”地开进了车站，蜂拥而上的人流，裹挟着周月林涌上了火车。几经周折，周月林来到武汉，好不容易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问周月林要组织介绍信。此时的周月林既没有组织，何来介绍信。第二天周月林再到办事处，负责接待的另外一个人对她说，凡从监狱出来的，没有介绍信一律不考虑接关系。周月林提出要见办事处领导，被告知领导不在。

　　凄风苦雨紧锁武汉三镇，薄雾浓云笼罩大江南北。周月林痛苦地徘徊在办事处门外，踯躅在武汉街头，自己千辛万苦来找组织，组织却把自己拒之门外！正像一个流浪儿将要回到自己的家，而家人却不认他了。身上盘缠无几，武汉举目无亲，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万般无奈的周月林，只好重新返回上海。

　　上海已成孤岛，组织更加难找，这就是命运吧。周月林只能慢慢安静下来，就在上海找份工作糊口，并改名为周月英。

　　1938年春，历经磨难的张亮带着3岁的儿子阿毛(后改名项学诚)，辗转来到中共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昌，找到项英。长期的监狱生活，长途的奔波跋涉，本来丰腴的张亮此时形容枯槁，已非昔日模样。张亮向项英哭诉着被捕时的磨难，监狱里的苦难，别离后的困难，项英内心如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一应俱全。由于张亮被俘后情况不明和被怀疑出卖瞿秋白等情况，按照当时被俘人员没有查清前不准留在部队，更不准留在高级干部身边的要求，项英同张亮交谈询问情况后，没有把她留下来，而是让人给她一些钱，让她带着小男孩直奔延安。后来得知，坚强的张亮来到延安，将自己的儿子项学诚交给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将项学诚送进延安保育院扶养。张亮后来则不知去向。

　　张亮与项英还生有一女，即张亮1931年生于上海的项苏云。项苏云见到项英时，已是延安鲁迅小学一年级学生。项苏云回忆说：“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我也错失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

　　张亮与项英会面情景，项苏云有自己的说法。为了写项英的传记，军事科学院的王辅一找到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从军部到分局驻地同张亮见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王辅一也走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据李回忆，张亮找项英时，由于项英早已知道张亮1935年春突围时在福建被国民党军俘虏，而且俘虏去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故没有把她留下，而是给她一些钱让她走了。

　　关于张亮下落，项苏云还有一段回忆：一位记者访问过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待过，在康生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结果那个男的被康生下令枪毙，女的被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说她出卖了瞿秋白。

　　“妈妈的名字，也是我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7岁那年爸爸来延安看我时，我曾问过他：‘妈妈在哪？’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妈妈不在了。’然后什么都不再说。周围的大人很少提我妈妈的事，像都保持着一种默契。我的婆婆涂俊明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在上海开家具店掩护工人运动，偶尔她会对我说：‘你妈妈年轻时很漂亮，比你漂亮。’”

　　因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缘故，项英来到延安同失散多年的儿女见面。他把工作之余的每一分钟都给了孩子，一有空就问长问短，关怀备至；还为他们洗手洗脚，着袜穿衣。短短12天相聚，项英要把一生的父爱浓缩付与。国际友人马海德恰巧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项英与孩子们的温馨亲情深深感染了他，立即取出相机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父子团聚照，这是他们父子之间唯一的珍贵照片。项英欣喜地将这张照片分别赠送给几位亲密的战友，数十年后，周恩来邓颖超又将自己珍藏的这张照片转送给项苏云。

　　“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项苏云、李菁：《我与父亲项英  两代人的沧桑往事》，《三联生活周刊》。)

月林获刑十二年

　　回到上海，等待着周月林的命运又是如何？

　　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船工组成了新的家庭，先后生下两女一男。

　　周月林虽然生活在黄浦江边，但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飞翔的翅膀：张佐臣的激情飞扬，汪寿华的机智勇敢，梁柏台的温柔体贴，莫斯科郊外的迷人晚霞，国际儿童院的漂亮建筑，沙洲送人时的声声哭喊，瑞金红都的火热生活，瞿秋白被捕前后的日日夜夜，三年铁窗的悲惨屈辱，武汉街头的万般无奈……

　　周月林想念更多的是自己的三个儿女，当她听说小沙洲染病夭折悲伤过一阵子，破巢之下，岂有完卵？她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莫斯科的一对儿女。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学生，逐渐长大，陆续回国。“火星”、伟列，你们在哪里？

　　思念与痛苦，使周月林堕入了无边的深渊。

　　上海终于解放了，周月林是那样的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终于浇灌出了自由幸福之花。看着万象更新的上海，周月林真想大哭一场，她一次一次发出心底的呐喊：柏台呀，你终于可以含笑九泉。

　　报纸上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常常映入眼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已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也成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满怀希望地跨进上海总工会的大门，去找1926年一起赴苏的徐大妹，海参崴党校的同学、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还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不为高官厚禄，只想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他们对周月林的遭遇非常同情，也曾经过多次努力，但在政治运动日盛的情况下，大家感到无能为力。是呀，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15年。15年的曲折经历，15年的坎坷磨难……有谁能为自己作证？

　　承认既成事实，平静面对生活。但不管自己身在何处，对党的信念不会变，对祖国的忠诚不会变，对人民的热爱不会变。现在，任何工作都已成为壮丽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任何事情都融入了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复兴。她积极工作，成绩突出，建立吴家厅居委会时，她被推荐为居委会副主任。周月林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走起路来干劲十足虎虎生风，她又可以为党和人民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955年上半年，瞿秋白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岗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年6月18日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于是瞿秋白牺牲原因旧话重提，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那么元凶是谁呢？瞿秋白被杀害，周月林和张亮为什么活了下来？既然张亮已死，最大的怀疑对象非周月林莫属。

　　这时肃反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周月林浑然不知命运的飘摇。

　　1955年8月24日，几名警察突然走进周月林的家，向正在收拾碗筷的周月林问道：

　　“你叫周月林吗？”

　　“对，我就是周月林。”

　　警察出示逮捕证后说：“周月林，你被捕了，跟我们走！”寒光闪闪的手铐当即铐住了周月林的双手。

　　“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没有犯法，为什么要逮捕我？”周月林大声责问。

　　“走，你去了就知道了！”

　　28日，上海公安局紧急押解周月林至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经过第一次审讯，周月林才知道，说她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审讯时，周月林详细地交代了他们被俘和敌人审讯的经过。

　　周月林被捕，偶然中带着必然。当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镇压，造成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随后肃反运动的开展，斗争对象又出现扩大化现象。而有着出卖瞿秋白嫌疑的周月林，自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