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74)

　　查林村大道地梁志洪家，那只尘封多年的书箱重新被打开，梁柏台100多件遗物，包括日记、作文、信箱、书籍等，呈现在陈刚的面前。那一则则感时咏怀的日记，一篇篇以身许国的作文，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陈刚从中窥见到一个英雄少年成长为革命领袖的心路历程。陈刚一次次出入梁柏台继子梁志洪家，访问烈士表弟、小学同学丁宗华，还有梁梦千、董国治、石钱荣等老人。当然，征集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梁柏台参加革命以后的资料。1982年5、6月间，陈刚等人首次赴江西调查，搜集到有关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第一批资料。1983年9、10月间，陈刚再次奔赴闽赣粤3省，踏着梁柏台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足迹，走访32个地方，访问了24位老红军和老区群众，掌握到梁柏台在中央苏区工作和牺牲的大量史料。

　　陈刚知道，梁柏台烈士知情人莫过于他的战友和伴侣周月林，但周月林1937年来新昌小住两月后就再也没有音讯。倏忽40多年，是否还在人间？

　　一天陈刚翻阅上海《党史资料丛刑》1980年第一辑，《徐大妹回忆海参崴党校的学习情况》一文使他眼睛一亮：徐大妹在1926年和周月林、周趣泉等人一起赴苏联学习，并被留在海参崴党校学习。“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在海参崴的负责人是梁柏台，党的会议经常是他召开的。”

　　1982年7月13日，陈刚赶赴上海访问了徐大妹。徐大妹回忆说：“解放后，周月林曾来找过我和刘长胜，要求出来工作。刘长胜是我们在海参崴党校的同学，担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周月林还向我们谈起在福建被俘的情况。”“我们听说她在肃反中被捕了，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周月林的信息由此中断。于是陈刚以新昌党史办名义向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征集信函。

　　直到1983年3月24日，公安部提供了周月林“所供”有关梁柏台的情况，并说：“周月林于1955年8月24日由上海市公安局逮捕，1965年12月24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捕前住上海浦东吴家厅某号。现周是否在世，请你们通过上海市公安局调查。”(陈刚：《走近周月林》。)

　　3月27日，陈刚和同事袁相标迅速赶赴上海，去上海市公安局查阅周月林资料。想不到的是，中央刚作出规定，此类档案不能利用。他们又寻找吴家厅，但这个地方1959年因上海造船厂征用已在地图上消失。陈刚他们最后辗转找到周月林侄女周一都，不但得到了周月林还活着的消息，还得到了周月林确切的通讯地址。陈刚一行向新昌县领导汇报后，县领导指示“抓紧时间访问周月林”。

　　新昌县党史办一面给周月林本人和她所在的山西省榆次市日用化学厂发信，告知近日派人前去访问；一面让陈刚准备访问提纲，访问的重点自然是围绕梁柏台开展。

　　1983年5月7日，陈刚终于在山西榆次见到了消失近半个世纪的周月林。周月林写满沧桑的脸上，充满着欣慰的笑容。她动情地说：“今天我双喜临门，一喜收到老战友邓颖超的来信，二喜‘老家’来人了。”说完周月林拿出邓颖超来信。信是邓颖超因病请秘书代写的，信中说：“周月林同志：你好！你给邓大姐的信，收到了。她嘱我代复信给你。她说，你年高，她身体也不算好，有病。得知你的问题得到平反，很高兴。望善自珍重，她问你好。”

　　是的，给周月林平反已经四年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1月15日，对周月林案再审后认为：“原判认定周月林出卖我党领导人瞿秋白的罪行，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故原审法院以反革命判刑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65)中刑反字第310号判决；二、宣告周月林无罪。”(陈刚：《梁柏台传》。)

　　大家开始以新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老太，有人开始向周月林打听着过去的往事。慢慢地，周月林断断续续地讲起红色的历史：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涯，红都瑞金的火红岁月，秋白同志的最后日子……

　　“你见过毛主席吗？”

　　“我与毛主席毗邻而居。”

　　“你担任过什么职务？”

　　“中央妇女部长，当时邓颖超还是妇女部委员。”

　　“她当部长，邓颖超当委员，这周老太怕是吹牛吧，搞不好邓颖超连她人都不认识呀。”

　　一个无限期服刑的罪犯，原来是一名红军老干部；一个普通平凡的老太婆，却是当年中央妇女部长！这在榆次日化厂，女子监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投给这位老人的目光中，有惊奇，更有疑虑。周月林一笑之下，提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接到老战友的来信，邓颖超自然十分高兴，由于身体原因，就让秘书给周月林写了封回信。

　　在陈刚的眼中，周月林苍老得像一片经霜的芦苇，衰弱得如秋树的残叶，但眼中闪耀着熠熠的光彩，言谈流露出坚定的信念。陈刚心底暗暗赞叹，这位女红军经历了太多的岁月沧桑，但还是那样风采依然，还是那样信心满满，不免让人肃然起敬。

　　来到一排简易平房前面，周月林走到其中一间，一手撩起灰色棉花毯，一手推开掩着的房门，笑嘻嘻地说：“这就是我的家，请进！”十来平方米的房间，一张木板床上堆满被褥和衣服。靠门一边排着两只包装箱，摆放着碗筷和盥洗用品。床对面低矮的小方桌两旁，各放着一条塑料靠椅，算是家中最现代化的家具。而墙壁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

　　这就是周月林的“家”！

　　下午2时，访谈开始，周月林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纸来说，“你们来之前，单位里派了一位大学生小贺，已帮我整理了一份材料。”

　　陈刚接过材料，三张方格稿纸，不到1000个字。看来老人把过去看得云淡风轻。

　　“你是怎么认识梁柏台的。”陈刚拿着笔和本子，袁相标则负责录音。周月林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陈刚追随着周月林的回忆，回到了绚丽多姿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整整3天的采访，白天边访谈边录音，晚上边听录音边整理，一篇近2万字的回忆录——《回忆梁柏台》终于诞生。当陈刚要求周月林审阅时，周月林惊喜地说，“这么多，这都是我说的？”

　　最后几天，周月林又说起与瞿秋白一起突围被俘的历历往事，以及蒙受冤狱的悲惨遭遇。整个讲述曲折而生动，欢快处如行云流水，悲伤处如笛啭琴咽；明朗处如草长莺飞，迷惘处如雪压雾锁。从周月林胸中吐露出来的，分明是病蚌的孕珠，杜鹃的啼血。

　　1983年5月14日，采访完毕的陈刚袁相标踏上归程。周月林坚持要送送，一直送到高岗上才站住，目送着“老家”的来人渐行渐远，老人双眼充满无限的流连。路到坡底，开始左转，老人消失在两人的视野中。已走出一段路程的陈刚倒返回去，赶到能看见老人的坡底，只见蓝天下高岗上还兀立着周月林，一帧孤独而苍老的剪影。陈刚再次向老人挥手作别，老人再次向陈刚挥手致意。回来的路上，陈刚右手摘下眼镜，左手擦擦眼眶，心中默默地念叨：“这周月林呀，实在太苦了！不知还能再见面否？”

　　根据周月林谈话整理的《回忆梁柏台》，以及《我和瞿秋白、何叔衡突围被俘的前前后后》发表后被多家报刊登载。

　　1983年9月，山西省委组织部批准周月林可以异地安置。“虽然出身上海，但上海已经一无所有。”“新昌是我老家，但又没有熟人。”“山西妇联准备给我安排个位置，但我不想留在山西。”“这些地方都去不成，最后就回到湖北阳新去，那里有自己与最后一个丈夫所生的儿女。”最后魂归何处？成为周月林挥之不去的心事。

　　但周月林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回来吧，远方的媳妇！回来吧，家乡的女儿！这个家乡就是浙江新昌。

　　“浙江新昌对你不错，几十年了还来找你，就给上次访问过你的两位‘老家’人拍个电报试试。”日化厂政治处的一位干部看出周月林的心事，就为周月林出了个点子。9月29日，周月林给新昌县委党史办陈刚、袁相标拍出电报，提出想到新昌定居的愿望。

　　当时陈刚和袁相标出差江西瑞金，正为走访梁柏台事迹奔忙。党史办立即派人把电报送给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光道，然后一起找到新昌县委组织部部长林锡孝。林锡孝高兴地说：“好哇，这样一位老红军，给我们做做革命传统教育也好呀！但要提请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