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68)

　　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万永诚被敌包围不幸牺牲。妻子何氏也被国民党第八师抓获，审讯中泄露了瞿秋白等濯田被俘的消息。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即告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电文称“据万匪永诚妻供称瞿秋白、何叔衡、及项英之妻均在濯被我军俘获”，并刊登在4月20日的《福建民报》上。蒋接电后即电令该地区最高军事长官驻长汀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最高行政长官驻龙岩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员李默庵，联合查讯上报。

　　濯田仅是个乡，在那里被俘的正是瞿秋白等20多人。敌人轻而易举地找出文质彬彬的瞿秋白。

　　4月25日，保安团十四团派出重兵，押解着瞿秋白先沿汀江逆流而上。汀江是闽西最大的河流，两岸风光优美，有水深莫测、波光粼粼的龙潭；有白云飘渺、青竹苍翠的山峦；有烟霞丹照、钟声悠悠的寺观；还有那奇妙的溶洞、天然的温泉，瞿秋白欣赏着两岸的美景，他意识到这或许是自己最后的人生旅程，他的目光充满着陶醉和流连。面对如临大敌的押解士兵，瞿秋白笑笑说，他不会逃生，更不会寻死，因为还有些事情等着他去完成。

　　瞿秋白一行到达长汀河口再转陆路，5月9日到达长汀。

　　又见长汀，瞿秋白不由一声长叹。古老的长汀曾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瞿秋白多次到这里巡视。

　　瞿秋白被关进三十六师师部。

　　这时周月林、张亮保释瞿秋白正在秘密进行中，张亮却告诉周月林一条不好的消息：看守瞿秋白的士兵说，林先生已经押解长汀了。

　　周月林心头一惊，一起被俘的20多人，为什么单单押解瞿秋白前住长汀？秋白身份可能暴露！她转念一想，护送队由福建省委派出，队员并不认识瞿秋白更不知道他的身份。既然如此肯定是另外有人出卖了他们。既然瞿秋白已经暴露，她们俩也万分危险。她对张亮说：“瞿秋白可能出事，我们得赶快离开。”张亮说要等孩子出生后再走。周月林又不能抛下张亮一走了之。正当两人筹划脱身之际，敌人却把他们俩重新收监，押往龙岩，交予“上峰深究”。这天是5月7日。

　　瞿秋白从自己被单独押解那一刻起，内心的忐忑反而平静了下来，如同漂泊之舟终于靠岸，好像周游之子终归故里，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不能为自己的信念继续奋斗了。

　　国民党第36师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不紧不慢地回答着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上海人，职业医生。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静默得能听见审讯室里几个人彼此的呼吸。吴淞涛一边在屋里来回踱步，一边观察着瞿秋白的表情。只见瞿秋白半合半闭的眼睛，苍白瘦削的脸庞，端坐如一位参禅的高僧。

　　吴淞涛突然转身使劲拍着桌子大声吼道：“你不是林琪祥，而是瞿秋白！民国六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的演讲！”

　　这时瞿秋白仍然慢悠悠地回答：“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

　　这时，审讯室押进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搞过收发的郑大鹏，他一进门就与瞿秋白打了个照面，脚步突然停住，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瞿秋白微微一征，马上恢复了平静。吴淞涛“嘿嘿”一声冷笑，“原来你们认识！”他阴险地说：“郑大鹏！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老实说，你眼前的人是谁？”

　　郑大鹏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指着瞿秋白急急巴巴地说：“我……我敢用脑袋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以核对。”

　　秋白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哈哈笑着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担保。瞿秋白就是我，我的‘林琪祥’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唐诤：《秋之白华——瞿秋白》，《北京日报》。)

　　次日，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顿觉一阵晕眩，第一个反应就是：“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那人回来后告诉杨之华，鲁迅木然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很久身体没动一下。瞿秋白曾经在鲁迅家中躲过了四次被抓，苏区突围时为什么终究难逃一劫？鲁迅饱经沧桑的脸上流下了浑浊的泪水。

　　1931年9月，国民党“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令各省市和各军统一协调行动缉拿。从1932年开始，只要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有被捕危险而无处存身时，就总是到鲁迅家里避难，等到“警报”过去才离开。这样的避难有4次：第一次是1932年11月，住了约10天；第二次从1933年2月上旬至月底；第三次是同年7月下半月，住了几天；第四次在一个多月以后，又住了几天。瞿秋白从来没有向鲁迅当面称谢，但是他曾多次对一位党内同志说：“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由此也可以理解鲁迅为瞿秋白题写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其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王铁仙：《鲁迅与瞿秋白的深厚友谊之我见》。)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抓到“匪首”瞿秋白，劝降说客纷至沓来，封官许愿接踵而至。秋白淡然付之一笑，就算欣赏着一幕幕滑稽的戏剧。

　　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一见到瞿秋白，嘘寒问暖，关怀倍至：“瞿先生，请好好治病。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瞿秋白边咳嗽边回答道：“目前这种处境，用点药也只是为了减轻病痛，认真治疗也完全没有必要了！当然，作为病人，我不反对医生看病，不反对吃药；我除了是名共产党员，还是一个半拉子文人，我想写点东西。”

　　宋希濂为了软化秋白，研究了几条措施：一、另辟间室，供给古书诗词集和纸、笔、墨；二、新购白裤褂两套，布鞋一双；三、按师部长官饭菜标准供膳，烟酒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数次，撤掉武装看守；五、全师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范春森、王其森：《共产党人的风骨：瞿秋白被捕和英勇就义详情》，《福建党史月刊》。)

　　领到了纸笔，瞿秋白摊开稿纸，写下题目——《多余的话》，接着挥笔疾书：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

　　这位曾担任共产党最高领导的革命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当誊清《多余的话》全文，瞿秋白在第一页第一行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在《多余的话》里，处处可见瞿秋白因为事业与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苛责自己的痛苦。因为剖析得太过淋漓和细致，字里行间难免有些苍凉：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只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