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19)

　　转眼就是秋冬，在西伯利亚寒流到来时，梁柏台没有及时添置冬装而冻伤了身体，脚也冻肿了，脸也冻坏了，只好返回海参崴疗养身体。在海参崴，他又与老同学何今亮相遇。何今亮服从组织安排，一时不能去莫斯科，留在西伯利亚的伯力、上乌金斯克一带从事华工教育，担任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梁柏台一边协助何今亮做华工工作，一边编辑中文报纸。

　　梁柏台和何今亮这对老同学，一起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一起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一起在广场慷慨激昂地演讲，一起上街头进行抵制日货的宣传；一起冲击“只知加薪、不知爱国”的议员会场，一起组织“书报贩卖团”兜售进步书刊；一起掀起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一起迈进上海渔阳里那座石库门槛；一起确立起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一起作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来到苏联……梁柏台与何今亮的关系，早已超出了同学和同志的关系，那是一种战友加兄弟般的情谊。

　　直到1922年4月，梁柏台终于再次踏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于5月份跨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校门，而何今亮仍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从上海到莫斯科，梁柏台走了整整一年。中国班的同学们将他们热情地包围起来，喜欢用高音说话的任弼时依然热情奔放；习惯用低音说话的王一飞用一只手臂挽着梁柏台的手臂，另一只手臂挽着许之桢的腰，把这种俄罗斯人的特殊走法学到了家；瘦高的罗亦农一见面仍是一阵哈哈大笑……刘少奇、韩曼涛等人不久前已离开东方大学回国了。(陈刚：《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莫斯科的夏天风和日丽，绿树成荫，典雅的欧式建筑和未加雕饰的自然风光分外迷人。梁柏台置身其中，旅途的劳顿和疲惫一下子消失，他呼吸着莫斯科的新鲜空气，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经历万里迢迢的旅行生活，他不觉得累；饱尝异国他乡的风霜雪雨，他不觉得苦。因为他心中有一种追求，一种向往，就是到这个工农当家做主的国家求学。如今这种向往、追求变成了现实，他又觉得是这样突然，仿如梦境。

　　蒋光慈的另一首《新梦》，正好表达了梁柏台他们排除千难万险奔赴赤都取火的意志和精神：“铁可以算为最坚硬的罢，但是我比铁还要坚硬些！”“我们负起了取经的使命”，“越过了千道江河，爬过了万重山岭”，“贝加尔湖的清水，把我的心灵洗净了；乌拉山的高峰，把我的眼界放宽了；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历史的钟声，催逼着人们前进的双脚……好像唱着生命之歌……永在这春光灿烂的空间里飞跃！”

　　他的另一首《莫斯科吟》，也可以看出这批学员到达后的欢快心情。诗是这样写的：

　　莫斯科的雪花白，

　　莫斯科的旗帜红；

　　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

　　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

　　我漫游在水晶宫里，

　　我要歌就高歌。

　　我要梦就长梦。

　　东方大学开办于1921年秋，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

　　东方大学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根据1922年的统计数字，东大共有助教、讲师165人，教授28人，集中了当时苏俄国内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们中间有共产国际领导人，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像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经斯基、广东政府军事顾问格列夫、苏联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娃、中国问题专家米夫、著名汉学家伊凡诺夫(汉名伊凤阁，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都曾在东方大学任教。

　　学校有苏联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个班。共产国际派代表参与对学校的领导。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梁柏台等四十多人。今天，原来的东方大学已不复存在。东方大学旧址就在如今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原受难广场)旁的“法穆索夫之家”。房子以前属于一名女贵族，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等文学家曾在这所房子里居住过。1975年，房子被拆毁，盖起《消息报》报社新大楼。

　　东方大学学生的学习生活十分艰苦，白天听课，晚上上街站岗，周末还要去做工。天不亮，梁柏台就和同学们排着队，来到操场上跑步操练。一吃过饭就到课堂里上课。

　　课堂开设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西方革命史、工人运动史……读的都是俄文原著。曹靖华回忆说：“读起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简直像没有牙齿的嘴巴啃钢条一样，很吃力，啃不动。”由于学员俄文水平低，上课由瞿秋白和李宗武给他们做翻译。瞿秋白有学问又热情，给了大家很多帮助。当时，曹靖华对文学很感兴趣，常常同韦素园到瞿秋白家去(那时他一人住一间房子)，一聊就是一天。(曹靖华：《从上海外国语学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来王一飞、任弼时、罗亦农、蒋光慈等都担任过课堂翻译。上课时，老师先说一段，翻译翻译一段。这样一个钟点的课，实际不到半个钟点。何况翻译自己未必句句了解，即使了解也未必能准确译出。因此，在东方大学学习是十分艰难的，俄文水平差，翻译水平低，一切都在探索中。经过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习和一年赴莫斯科的跋涉，梁柏台已经有一定的俄语基础，也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不久便能听懂老师的讲课，开始阅读俄文原著，以及俄文报刊。(陈刚：《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当时的苏联，恰似一位还没有康复的病人。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三年的14国武装干涉和境内白匪暴乱，使得苏联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燃料匮乏，从上到下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当时苏联最高待遇是红军，列宁也是红军待遇，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也享受同样级别。就是这种待遇，也只供应质量很差、数量有限的黑面包。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低时只有两成，味道又苦又酸，含有泥草气味，夹杂着干草，甚至碎布、绳子等杂物，剔掉这些杂物，面包就空了一个大洞。巴掌大的一块面包，早晨只能切下一小块，中午就不敢切了，只能喝小半碗海草土豆片煮的清汤。梁柏台那时常常不去吃午饭，因为吃的东西还不够路上的消耗。留下那点面包晚上吃，以熬过漫漫长夜。梁柏台每次走上四楼的教室，只能一步一步往上挪，走进教室已经虚汗淋漓、头昏眼花。

　　梁柏台和同学们穿的服装由欧洲工人捐赠，着的鞋子由英国工人捐献。不大合身的旧衣服大小长短倒也罢了，要命的是笨重的大头皮鞋，人均一双根本没有配脚。梁柏台穿上后前面空出了一截，全靠系在脚脖上的绳子固定，不一会就磨出了水泡和血痕。

　　莫斯科的夏天很短，漫长的冬季很快来临。处处都是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尖利，柳絮般的雪花几乎天天飘零，温度总在零下二三十度，最冷时达零下四十多度。梁柏台一开始穿的还只是件薄薄的黄色衣服，后来才配发了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和一顶尖尖的别一颗红五星的薄呢帽子。晚上睡觉时，用木柴取暖，只盖一件大衣和毯子，大家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取暖。然而，最令他伤脑筋的是饿。因为冷还有办法对付，白天可以跑步取暖，夜晚挤在一起睡觉，相互借体温取暖。可是饿，却谁也帮不了谁的忙。

　　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渐渐地动摇起来。有的想退学，有的精神萎靡，垂头丧气，有的甚至结成小团体，闹不团结。生活的磨难砥砺着梁柏台坚强的意志，环境的艰苦锻造着梁柏台不屈的精神。梁柏台认为，这种苦在当时苏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的，也是暂时的。物质生活苦一点，精神生活却很充实，这比起在国内来说，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应该加倍努力，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始终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对自己要求很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是年冬，党的组织延伸到东方大学，罗亦农、刘少奇首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底，梁柏台也转为正式党员，和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萧劲光：《给新昌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信》(198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