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21)

　　虽处异国他乡，但家书不断，梁柏台常常收到家人的来信，村里他的亲朋好友，谁谁发了财，谁谁做了官，家中生活怎么怎么的难。梁柏台在回信中说，“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些玩意儿。”(梁柏台：《信札·1929年12月14日给××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就是柏台的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奔丧回家。大姐埋怨他是个革命不要家的人。展读1926年1月16日梁柏台的一封家书，可以看出这位以身许国大丈夫的襟怀。信是这样写的：

　　母亲大人：

　　离别双亲四年有余，在这四年中，天涯海角，音讯少通，家中对于儿之挂念自不待言，儿亦何尝不念家庭呢？家中屡次写信给儿，要儿回家，儿竟到此时还未回家，实由于国家事大，家庭事小，放不下职务，不得脱身回家。这非儿之过，是事实使然……几天前接到修昌兄(梁柏台老师)来信，知家父已逝世，促儿回家。但是在最短期间内还是不能回家。实因为职务太重大，不是随随便便一抛弃就可以走的。所以虽然父亲逝世，心中虽然十二万分悲痛，还是只好忍痛执行自己的职务。家中事务，只好请母亲费心。(梁柏台：《信札·1926年5月11日给母亲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1926年，海参崴创办起一所旨在培养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国党校，后来也招收俄罗斯人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人。党校教师大多由东方大学的毕业生和进修生担任，后来也由国内派遣，课程开设了语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苏共党史、国际时事以及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形势等，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毕业后根据需要担任党团组织的干部和文化教员。梁柏台是这个党校的实际负责人，并兼任教师。

　　1926年11月，以刘伯青(后改名为丁山)为领队，赵志良、赵永生、周月林、徐大妹、周趣泉、冯玉荣等二三十人，一起从国内来到海参崴。周月林、徐大妹、周趣泉3位女同志被留在海参崴党校中国班学习，丁山担任该校教授，其他人分别进入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

　　就在这时，一次回国机会悄然降临到梁柏台的头上。

　　1926年底，中国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任命罗易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国际劳工代表团赴华参加1927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泛太平洋劳动会议。他们1926年12月从莫斯科出发，1927年1月到达海参崴。代表团团长罗卓夫斯基要求梁柏台担任翻译，一同到中国。于是梁柏台与代表团一起从海参崴出发，于1927年2月17日抵达广州。

　　去国离家5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厚实的故土，梁柏台感到那样的陌生而亲切。他应该去祭扫父亲的坟墓，应该陪陪生他养他的老母，应该看看奉亲不嫁的大姐，应该看看望穿秋水的莲珠。他觉得自己欠家人实在太多太多。

　　梁柏台一到广州就急着寻找自己的表弟丁宗华，丁宗华系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即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梁柏台去看望丁宗华，一是向他了解家人和同学的情况，二是劝丁宗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失之交臂的是丁宗华正好随部队驻扎韶关，两人未能见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惨案。来自“赤都”的梁柏台也被当局传讯扣押，“苏联是共产党的国家，你给共产党国家来的人当翻译，你也是共产党。”苏联代表得知梁柏台被扣押，赶紧向广州当局要人。对方回答：“梁是中国人，你们不要管，我们有权处理，他被扣起来了。”苏联代表连忙解释说：“虽然他是中国人，但已经是苏联籍了，你们没有权力扣他，如果还不放人，找领事馆说话去。”其实梁柏台根本没有加入苏联籍，只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临时办了个苏联籍的手续。这样对方无话可说，只好放了梁柏台。

　　国际劳工代表团一面安排梁柏台回苏，一面将会议转移到武汉召开。梁柏台经武汉秘密转移到上海，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暂避，等待苏联船只到来，将梁柏台藏在机舱里，外面加锁，梁柏台才得以脱险。回国革命和回家探母也只好一拖再拖。(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梁柏台在苏俄期间一直没有用化名，名声响、目标大，如今已“有国难留，有家难回”，想回国参加革命的心只得“死”了。(陈刚：《周月林回忆梁柏台录音记录稿》，存新昌县档案馆。)

“五卅”鲜花相映红

　　重返海参崴的梁柏台，只能重新寻找回国的机会。这时一位女性引起了他的关注，她就是已有身孕的周月林。

　　比梁柏台小7岁的周月林，祖籍宁波鄞县，与梁柏台老家新昌隔着一个奉化县。为生活所迫的父亲，驾着一艘渔船来到黄浦江边，依靠摇船维持一家生计。出身没落秀才家的妻子“肚子总不争气”，生到第五胎还是个女儿，她就是周月林。四年后周家总算迎来了一个儿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就将周月林寄养到鄞县外婆家。5年后，9岁的周月林被接回上海，送进一家纱厂做拣纱工。17岁时进入日本人办的大康纱厂细纱车间。在那里，她认识了同一车间的一位记工员，浙江平湖人张佐臣，与周月林同岁。都是苦藤上结出的苦瓜，他们俩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一个人做35支木管，每支木管8只锭子，一共280根纱头，这里断了这里接，那里断了那里接，12小时来回跑，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散架。下班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转过曲折的栏杆，好不容易捱到出口处，还要从头摸到脚地检查，常常把周月林羞得满脸通红。

　　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微薄的工资：女工每天0　22—0　30元，童工每天0　18元。就是这点极其微薄的工资，资本家还要巧立名目进行克扣，即实行“存工”制度：发工资以“元”为单位，未足一元的零头存在厂里，加上每人进厂最初半个月工钱也作为存工不发，如工人工作不满十年换厂，这笔存工就为厂方所有。(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对于资本家的贪婪，马克思有过精彩的描述：“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论》第一卷第294页。)

　　一天深夜，周月林累得实在支持不住，工友大嫂同情地说，“你把车关掉，躲到底下睡一会儿，有人来了我就叫你。”不想东洋监工头从边门悄悄进入，一把拖出机器下的周月林，夹头夹脑就是一顿皮鞭，打得周月林在地上直打滚。一顿毒打后，再把周月林一脚踢出厂门，并骂着“给你吃吃外国火腿。”。

　　第二天才得知原委的张佐臣，马上约了几个工友去看望周月林，阴暗潮湿的贫民窟里躺着面目全非的周月林，满脸青紫肿胀得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张佐臣和大家既痛心又愤恨，竭力安慰着周月林。毒打时没有泪水只有仇恨的周月林，这时流下感动的泪水，内心升起无限的柔情。经过张佐臣等工友和周月林母亲的再三求情，周月林总算保住了饭碗。地狱般的工厂，豺狼似的工头，囚徒样的生活，培养了周玉林坚强泼辣的性格，埋下了仇恨反抗的种子。

　　著名剧作家夏衍写成报告文学《包身工》，反映的就是上海东洋纱厂一些签订了“卖身契”的乡下女孩的悲惨生活和劳动状况。周月林虽然不是“包身工”，但其劳动惨状和包身工一模一样：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