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彤彤的姐》(29)

　　土改的意思我是晓得的，过去我们闹苏维埃的时候就搞过苏区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又要搞土改了吗？在田家坪，现在我是土地最多的户，唉，这回会怎么改？当年我们家为了支持世勋叔叔革命，已把大量的土地都配送给农民了，后来我在松滋县避难多年返乡，从抗日战争到长阳解放这十几年里，物价爆涨，市场上一盒火柴值金圆券50万元，购一份报纸需金圆券90万元，一口袋钞票买不回一口袋大米，金圆券完全丧失信誉，形同废纸，民间用以编帽子、做玩具者比比皆是。我们家也开始拮据起来，用钱向来都很谨慎，百多亩耕地，对我家来说是更像是一份生存保障。其实这些土地不仅养活我们家，也养活佃农呀，他们也依赖土地上的收获来生存。而我收取的地租，又要按比例上缴给区公所。抗战那几年，我除了勉强留足自己家里吃的喝的以外，全部交上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体现在国乱当头时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上。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内战，苛捐杂税猛于虎，我家也是大伤了元气。去年我们清江流域发生了特严重的洪涝灾害，粮食作物歉收，今年春上，农户普遍闹春荒，政府提倡“减租减息”，我也是率先响应，给佃户按土质不同分别减了两到四成租子，保证了田家坪在大灾之年没有一个人卖儿卖女，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没有一个人饿死。其实不用政府提醒，遇到灾荒年景，我们也总是这么做的。这回土改，又该怎么对待我们呢？

　　我有点儿走神。这时那女子指着那位稍年长者介绍说，这位是我们队长，佷山区李副区长。她指着另一位青年介绍，这位队员是佷山区公所的胡秘书。对了，我姓赵，赵虹，县政府文化科抽调来的。

　　那位李副区长名叫李光明，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中等个儿，下巴尖瘦，眼睛小，但看人的时候，从眼睛里面射出来一种光，有点儿类似于后来的X光，仿佛要把人的五脏六腑看个透似的。他既是这种神情，我便不愿意跟他多说什么。你冷傲，我可以比你还冷傲。我现在谁也不想高攀，不求上进，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俯仰不由人，有尊严就好。

　　抗战那阵子，我为了给玉露复仇，以必死之心上了木桥溪战场，参加了战斗，且在战斗中杀了十几个鬼子，后来受了伤，再后来抱住一名冲上来的鬼子滚下山崖，是准备与他同归于尽的，没想到落下山崖时，小鬼子被摔得脑浆迸流，而我碰巧压在鬼子的身上，他当了给我垫背的，我只是昏迷过去，后来被支前民工送到前线医院，经抢救活了下来。我没死成，我想大约是阎王爷可怜我妈和幼小的双胞胎儿子还需要人照顾，而不肯让我死掉？玉露，我只好暂时苟活于世了。我的肩胛骨缝里至今还残留着一块没取出来的弹片，每遇阴雨天气便生生地疼痛。伤愈后，国民政府区公所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他们几次通知我参加在宜昌举办的村长培训班，让我当村长，我当时说，我过去当过红军，在你们看来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当村长不合适，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已经具结了，不算个么子，你抗战中表现很好，我们还是要起用你的，但我婉拒了。后来共产党摧枯拉朽，把八百万蒋匪军打垮了，赶到了台湾岛，建立了新中国，当了国民党村长的人会有什么好？我并不是炫耀自己长了后眼睛才没有当那个村长，而是在玉露去世后，我做什么也没有心情，连吃饭都没有味口，对于官不官的，我真不觉得稀罕，所以谁也别在我面前摆谱儿。我现在吃饭时总是多摆放一双碗筷以祭奠玉露。我喜欢比从前更嗜酒了，用苞谷酒来麻醉自己，每喝必醉；再就是唱歌，在歌声中获得一时的兴奋，忘记忧愁。再加上后来解放的头一年发生了在县中读书的怀勋、文道、文德突然一起失踪事件，当时对我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抽筋剥皮，我的心都已经麻木了。有时候我想，人就是随命运摆布吧，像一只无舵的小船，随着清江的波涛漂到哪算哪。

　　对眼前的工作队，我没必要招惹他们，也根本没有想讨好他们的念头，我只是麻木地哦哦地应答着赵同志。你认得瞎瓜吗？到他家怎么走？我愕然了一下，瞎瓜就是菊香的叔父，因为是菊香的亲戚，我便对他家的照顾最多。年头四节的，我总是带着礼品去他家走动，他们家谁谁头疼脑热了，我去看望也从不空着两只手，但他们家从没留我吃过一餐饭，客气话都没有说过，仿佛一切都是我该做的，真的是缺少礼数的人家。去年春荒，他家的地租我是全免掉了，颗粒未收他的。说到底，瞎瓜是田家坪最穷，也是我最看不上眼的一个人。他的婆娘，也就是菊香的婶娘，在我印象中是多么刻薄的一个女人。二十年前菊香嫁到我家里冲喜的时候，浑身有多少青紫的伤痕！瞎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被抓了壮丁，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的炮火打死了，二儿子没成人便夭折了，三儿子向三旭也是个不大成器的东西，游手好闲的，喜欢打牌赌钱，我是看到一回斥他一回。工作队员找他干什么？我没必要多问，或许问也是白问，只是撇了撇嘴，你们找他？可真是找对人了。赵同志问：你什么意思？我淡淡地说：没什么意思。然后我指了指瞎瓜家的方向：不远，不到五里地，翻过那个山坳就到了。

　　我回家了，从我妈手里接过发儿，用我下巴上的胡子扎他玩儿。看着他哈哈地笑我就觉得乐，就忘记了眼下的任何不快。他算是我的养子吧，还不太会说话，但已经能叫我“爸爸”了。过去我们把父亲叫“爹”，现在兴叫“爸爸”了，这真是时代的进步。发儿是郑孝雄之孙、郑龙之子，我把他抱回家收养的时候，他才刚刚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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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西保卫战”中的木桥溪战场，是日本鬼子在中国遭到的最大一次挫败。鬼子借助飞机、坦克，打了一场立体战争，却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在木桥溪焚烧了不下于四千具尸体之后，不得不撤出战场，龟缩到宜昌、荆州一带布防，并且后来再也没能向西迈进过一步。木桥溪，一条无名的小溪，一下子有名了，成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场战争我们胜了，但我们家的损失太大了。不必说玉露之死，也不必说我之抱着鬼子一起摔下悬崖受到重伤，就说我妹妹钟韵吧，鬼子在长阳县城及附近农村抓了三百多名妇女，送到位于荆州城的皇军娱乐所，有人说其中就有钟韵，不知是真是假。抗战结束后，听说这批抓到皇军娱乐所去的女人多半被折磨至死，极少有幸存下来的。日本鬼子投降又几年过去了，一直没有钟韵的消息……想起钟韵妹妹，我就特别不是滋味儿，特别揪心。作为哥哥，我没有照顾好她。但是想想吧，这种乱世里谁又能够很好地照顾谁？人都是命么！反而是她在跟覃玉露一块儿从家里出来寻找我，而她在去找金凤时被郑孝雄占有，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我不了解钟韵后来发生的一切，不明白她是怎么被郑孝雄占有的，不明白她是如何能够安心地跟着郑孝雄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她是曾经反抗了还是没有，不知道她对于郑孝雄的态度和感情，不知道她是如何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当时的情形如何……总之我对钟韵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我记忆中的钟韵，还是她十几岁时的样子，已经很遥远，很模糊……

　　抗战胜利后各学校恢复了教学秩序，我们家的三个孩子也上了县初级中学。不管时局如何变化，孩子们总归是要读书的，所以他们能继续读书，这是我们诸多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后来一场内战又开始了。国民党强行抓兵拉夫，增加了苛捐杂税，特务横行，官吏腐败，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处于急骤动荡之中。而社会情绪，自然也影响到学校，一些思想进步、关心时局的老师们在课内课外传播反战思想，学生们也参与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来。县初级中学几位最进步的老师中，有我的老朋友张九鼎。抗战胜利后他举家搬迁去了县城龙舟坪镇，他在县初级中学当音乐老师。他总是在学生中宣传一些进步思想。我们家的三个孩子自然跟他走得近，受了他的一些影响。有时候孩子们放几天长假回到家里，便会热情地讨论时局，有时也向我提起张九鼎老师是如何的进步和值得尊敬。

　　看到孩子们渐渐长大了，懂事了，我很欣慰。孩子们还会谈起我们的家事，有时进行争论。谈起我们家的土地有百多亩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困惑。因为就革命的潮流来讲，土地多就意味着家庭的封建性、反动性，是革命的对象。这时候我会平静地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家没有土地，你们三个孩子能读得起书？有好多穷人家的孩子还没钱上学哩。我也对他们讲，我的思想并不落伍，我们家曾经把那么多的土地配送给穷人，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曾经偷偷地离开家庭，跟着世勋叔叔参加“西湾起义”。而当我对他们谈到田世勋的英雄故事的时候，他们则表现出骄傲的神情。当然他们也记住了我们田家与郑孝雄的血海深仇，孩子们都说，这仇迟早是要报的。没过多长时间，我便听玉露讲了一个重磅消息，郑孝雄在县城差点儿被人打死，这事儿竟是田怀勋、文道、文德三个孩子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