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水师》(5)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雪岑风雨兼程来到广州，住进珠江边一家客栈，巡抚衙门一位叫李子川的年轻朋友前来看他，有意无意向其透露，广东巡抚谭文觐已在暗中算计李准。谭某人与李征庸有过节，前辈恩怨，祸及后辈。李准置身赈捐，谭某原本嗤之以鼻：“一个靠捐官跻身仕途的混账小子，不是蠢材也是庸才，居然也敢应承这等差事，‘川耗子’你就等着往粪坑里栽吧！”不料“川耗子”真人不露相，一出手便是大手笔，竟让那么多朝廷重臣趋之若鹜，眼看风头就要盖过他这巡抚了。谭某本想随便找个由头灭了这个仇家，可李准办的全是各地封疆大吏委办的差事，“投鼠”还需“忌器”。有幕僚出主意，索性将广东厘金局也撂给这小子，明面显示巡抚“不计前嫌，唯才是举”，实际是将其拖进这个烂泥坑，“吃不了兜着走”。不曾想，厘金局到了李准手中，烂摊子眨眼成了金摊子、银摊子，渐渐支撑起本省财政半壁江山。谭文觐得了坐享其成的好处，反而变本加厉，一心想要整倒李准，把这个肥差夺回来。

　　王雪岑从武汉南下，舟车劳顿，浑身骨头都快散架了。本来打算在广州多歇息几天，去巡抚衙门拜会谭文觐，当面递交张之洞的信函。还要去“羊城八景”走走，以遂平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愿。现在得到李子川的通报，长叹一声：“有义不义，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他随即雇了马车，冒着倾盆大雨和遍地泥泞，一路催着马车夫赶路。这天一早赶到李府，菊荪和梅荪“鸡兔同笼”的“官司”都还没了结清楚。

　　王胡子刚缓了一口气，草草扒拉了一碗炒米粉，便端着茶杯，拉着李准关起门来说事。他劈头问道：“直绳老弟想过没有，这次筹款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李准不假思索：“这是太后和皇上交办的差事，关系国家安危，难道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继续问：“此次朝廷命你筹款，有无向广东巡抚禀报？”李准摇头：“朝廷没让通报地方官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随即追问：“你们父子俩想没想过改善与谭巡抚的关系，现在两广总督进京议和，‘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李准仍然摇头：“要填平我们父子与这位巡抚之间的沟壑，没有十万、八万银子门儿也没有，倒不如敬而远之好。”

　　王雪岑已经弄清楚李准这些年书生意气没变，一根筋的犟脾气也没变，只好将李子川传递的消息和盘托出。他苦笑着摇了摇头：“你现在担此大任，尚不知官场的明枪怎么躲，暗箭怎么防，如何是好？”李准正要问个明白，菊荪和梅荪推开书房门，跳跳蹦蹦跑进来，嚷嚷着该“描红”了，缠着老爸教她们习字。李准认真道：“写字先得把手腕功夫练巴实，别的都在其次。”王雪岑从兜里掏出一把从武汉带来的洋糖分给小姐俩，一语双关：“你们李府的人都很好学，可别忘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3

　　这天，李准原本打算请王雪岑先在客房歇息，解除长途跋涉的劳顿。他去找些商家铺户为募集庚子赔款摸摸底，而后再具体商谈落实筹款的细节。他为此吩咐阎文艳领着大龙和小虎上街采办荤素菜肴，将接风宴席办得稍稍丰盛一些，两人晚上好开怀畅饮，也开怀畅谈。

　　阎文艳三人刚出门不久，便匆匆返回来。他们在院子外边发现广东巡抚衙门的罗歪嘴和黄泥鳅，也冒雨从广州赶来，一脸鬼鬼祟祟，显然是在盯李府的梢。大龙和小虎请示要不要把这两个家伙抓起来，问个究竟。李准听了气愤不过，怒声痛斥：“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为何使出这般鬼蜮伎俩来？”王雪岑记得李子川在谈话中，也多次提到这两个人，曾当过厘金局的总办和帮办，都是谭文觐的亲信。他思忖来者不善，肯定与此次筹款有关，也与谭文觐密谋收回厘金局有关。他立刻提出跟李准回广州，去厘金局看看，那儿真要出了纰漏，筹措赔款也会跟着黄了。李准离开设在广州的厘金局也有一些日子了，罗歪嘴和黄泥鳅突然出现在汕头，也让他有些放心不下。他当机立断，两人立即动身去广州。阎文艳很是过意不去，执意要好好招待客人吃顿饭再走。李准代客人回答：“有人找上门来捣乱，酒再好也喝不下去，还是容后再补吧。”

　　从汕头回广州，路程不算近，王雪岑抓紧时间了解广东厘金的来龙去脉。李准谈及这事，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成就感，一路上话也多了起来。王雪岑虽见闻广博，也听得傻了眼。所谓厘金，说白了即是商品交易税，厘金局即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中国向来以农为本，商品经济长期发育不良，以往在国民经济中也无足轻重。历朝历代虽然都设关征税，清朝还在“常关”之外设了“洋关”，所注重的还是按地、丁抽税，也就是田亩税和人头税，当权者没怎么把商品交易税放在眼里。到了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一个姓雷的副都御史在扬州帮办军务，因为需要训练大批军勇对付来势汹汹的太平军，军饷缺口骤然增大，仅靠传统地、丁税收难以支撑。他见扬州附近河湖港汊泊满载运各种货物的乌篷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奏请朝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即针对往来商船征税。这一招歪打正着，踩到那时中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点子上，随着商品流通量的急剧增加，这一税源跟着快速拓宽，“厘金开，白银来”，

　　很快在全国各地风行开来。

　　不过，最初设置厘金只针对中国的商户和商品，没把洋商、洋货涵盖进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内商人跟外国同业一比较，眼看自家赚的钱平白无故被多挖走一块，心里极不平衡。如是或偷税漏税，或公开抗税，以求与洋商、洋货平起平坐，不想换来的是无情的惩罚，有的还被罚没得倾家荡产。中国商户“吃一堑长一智”，纷纷跑去投靠洋人，向他们缴纳一定数额的保护费，换来一把“保护伞”。通常的做法，就是花钱买一面外国旗帜挂到中国商船的桅杆上，打着被洋人租赁的名义，名为“诡寄经营”，跟着享受免税待遇，加上厘金局中饱私囊，四处设卡，重复征税，积弊如山，厘金秩序因此大乱，民怨沸腾。厘金局也渐渐成了地方政府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甘。李准这些年办赈捐，接触各地商家，了解厘金这些弊端。他接手办广东厘金局，废除洋商、洋货享受的免税权，将水旱码头设卡收厘改为统捐，往来商船不论中外一律“值百抽一”，概不重征。

　　李准说到这里，随手掏出装在布袋里的算盘，扒拉出一串数字，十分得意地告诉王胡子：“现在来自珠江流域所有商船的税银，两三月所得，便超过以往一年所收税银。”赵大龙在旁补了一句：“听说谭巡抚和他的几个亲信肠子都悔青了，可世界上有补药，有泻药，就是没有他们想吃的后悔药。”李小虎嘟囔道：“数罗歪嘴和黄泥鳅最不是东西，现在眼红李大人把厘金局盘活了，故意跑来找茬。”

　　王雪岑依然面色凝重，追问李准：“这样一来，不是洋商、土商都得罪了？想必直绳老弟也读过兵书，四面树敌，腹背受困，乃军中大忌。”李准笑道：“老兄过虑了，鄙人改行统捐，杜绝了厘金诸多猫腻，而且坚持秉公办事，洋商、土商一碗水端平，也给中国商人争了一口气，他们夸我还来不及哩！”王雪岑还在往深处问：“洋商背后有列强撑着，谁惹恼了他们，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即使张香帅在湖北也得让这些洋商三分。”李准笑道：“其实不必过虑，凡事大不过理去。广东不比英国霸占的香港，也不比葡萄牙租借的澳门，翻遍这么多年朝廷跟外国人签订的条约，也找不到广东地面必须豁免洋人商税的条款。这都怪一些地方官洋奴习气太重，见了洋人先自矮矬三分，该收的税不敢收，把洋人给惯坏了。”王雪岑这回没钻牛角尖，点了点头说：“看来跟洋人打交道，腰杆子还是不能太软，该论理时还得跟他们论理。”

　　大龙和小虎争相说出一些洋商主动登门纳税的故事，曾有两艘西班牙商船跟在李准座船后面紧赶慢赶，一次补齐多年没有缴纳的税款。王雪岑追问个中原因，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广东沿海一带，自鸦片战争之后，洋船、洋货蜂拥而至，烟土贩子满天飞，社会秩序跟着乱了起来。一些老实巴交的劳动者再也无法专心种地、务工和捕鱼，不少啸聚山林港汊，成了山匪或水匪。他们或打家劫舍，或绑架勒索，或登船掳掠，不分洋与土，只认肥与瘦。那些满载西洋货物的洋船，凡狭路相逢者，统统“在劫难逃”。李准为涵养赈源和税源，拿出部分银子打造了几艘小兵船，派税警在珠江水系，包括东、西、北三江往来巡逻，竭诚保护为其提供赈款和税款的行商和坐商。这些小兵船跟土匪遭遇过几回，“乒乒乓乓”，在江湖上打出了威风。中外商船由此视李准为“保护神”，无论办赈捐，还是办厘金，本地商户肯买账，洋商也主动巴结，名之为“花钱买平安”。

　　他们一路奔波，来到设在珠江口岸边的厘金局。王雪岑仍不放心，说：“古人云，‘行百里半九十’，你扭转广东厘金局面，充其量只算踢开了头三脚。最要紧的还是厘金的管理，头绪甚多，账目繁杂，来往打交道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难免百密一疏，很容易授人以柄。”李准笑了笑：“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咱们这就进去查验，看看能不能入你王胡子的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