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明珠》(14)

　　在滇越、广西、贵州接壤地区新设兴古郡，面向交州；在保山和滇池地区之间的祥云又新设云南郡，用于衔接曲靖与保山；加上原有的永昌郡、越嶲郡和牂牁郡一共改为七郡。

　　而这七郡的布设，均偏重于云南东部，并以曲靖麒麟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北有朱提郡(昭通)，东有牂牁郡(贵州)。南有兴古郡，西有越嶲郡(西昌)，西南有云南郡和永昌郡这样一个格局。

　　在诸葛亮南征以前，庲降都督统辖着五郡六十县。南征之后，随着郡县的调整和增设，它的行政职权进一步扩大，最后发展到了统辖七郡六十二县。疆域包括了云南大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地区。

　　这种格局的形成，标志着曲靖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开端，从此云南自滇国崩溃之后，在极度的涣散中重新找到了新的平衡点：这也是诸葛亮出山之后，按照隆中对所构想的治国方略一步步走出的棋子。

　　第三证、宁州建立与爨氏崛起

　　宁州的建立，是西晋时代，也就是魏国灭了蜀国之后的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了宁州，治所仍在味县。这是云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建立使云南第一次成为和益州(四川)平行的中央王朝直属的行政单位，为当时全国的十九州之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宁州首府所在地的麒麟城，正式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云南政治、文化中心。

　　与此同时，这一地区自身的大江大河，高山大岭又造成内部的相互隔绝，彼此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天。再就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各自不同的宗教特色，正是这样种种的阻隔，使这一地区虽然较早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但由于缺乏统治基础，始终没有在这里建立起较稳固的统治。

　　在我们这个世界各个民族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文化习俗中，如果说能找到一种共同因素，依我看，那就是关于恐惧的文化。弗雷泽在其著名的《金枝》一书中，就曾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像婆罗洲的一些地方，男人们最初不敢看欧洲来的游客，恐怕因此而得病。

　　偷看者，必须在事后杀鸡宰鹅，以祭祀外来者所带来的邪恶鬼灵，并且，用牲血涂在自己身上以讨好鬼灵。

　　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如遇到死了人，第一天全村人不许工作，死者亲属三天内不许工作，特别不得使用任何带刃的器具，据说，这种做法就是为了避免对鬼神的伤害，唯恐鬼神再次降灾难于生者。

　　人们想象着世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由看不见的灵魂支配着，而那些人所不了解的东西，常常带有一种恶意，会给人的灵魂带来不同的伤害。

　　在人与自然力之间力量悬殊的文化背景下，人的灵魂尤其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这种为保护自己的魂灵免遭伤害、而对其生存环境产生的不自觉的恐惧，可以因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异，但，毫不例外，都存在于各民族早期的文化之中。

　　彝族如此，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不能例外，这种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它在人类经历的各个时期，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下了深深烙印。

　　人们把先祖的这种“经验”由神话而神圣化，经由宗教而法规化，最终变成了各民族信仰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当然，就南中地区的巫鬼信仰以及鬼主制，从实际情况看，它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鬼主或大鬼主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宗教主持人。

　　《宋史·蛮夷传》说：“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

　　李京的《云南志略》中也说，“罗罗，即乌蛮也，……用男巫，号大溪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缺，事无巨细，皆决之。”用鸡骨占吉凶事，直到现在仍然在彝族中流行。

　　到清人陆次云《峒溪纤志》中同样也还有关于鬼主的记载，说“黎州，……乌蛮称其长日都鬼主。”这鬼主或大溪婆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彝族的毕摩。

　　正是这种政教合一的鬼主制，使得南中地区的鬼主们都成了一些手握实权的人物。我们知道三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大姓雍闿煽动夷人叛蜀就是“假鬼教”才最后达到目的。晋朝时候也是这一地区的牧守，为统治南中夷民，不得不入乡随俗，“以盟诅要之”。

　　建宁的味县“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与其盟于此社也。”这都是《南中志》里明确记载的事。

　　爨氏能够在南中称雄一时，一样也离不开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史书中有记载的爨崇道就是东西二爨的大鬼主。

　　事实上，两汉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夷汉融合，在成为这一地区的方土大姓之时，他们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族或夷族了。他们应该是一种亦夷亦汉的新的族群。

　　这些新的族群凭借自己的聪明，借助中央的统治势力，利用南中地理环境上中央王朝难以顾及的优势，不失时机在南中这块红土地上一步步发展起来，最终成了有大量部众的鬼主，手握军政大权，在南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豪门贵族。

　　当然总的说来，在文化的总体特征上，更多的还是汉文化，这从滇东北曲靖、昭通一带广大地区近些年来所发现的大量东汉至西晋时代的古墓葬以及众多碑刻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公元304年，流民领袖李雄在成都称帝，建立成汉政权，隔断了晋朝与宁州的通道。当时任南夷校尉的李毅曾试图力保宁州为晋所有，但终因势单力薄，最后病死在位上，继任的王逊，后来也因其部下不穷追李雄而活活气死。这个宁州，最终因公元335年刺史尹奉退回蜀地而丧失控制。

　　这样，成汉政权虽然在名义上有个宁州，但，因为当时主要精力放在与晋朝交战上，只好将宁州分成宁州和交州，并任命宁州大姓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这种格局等于又回到大姓统治时代。

　　从这以后，虽然南北朝时期，从谋略着想控制宁州政权的不少，朝廷也委派过几个刺史，但真正到宁州上任的很少，宁州实际上仍为大姓所控制。所以说爨氏称雄南中的历史机遇应当说就是从李雄得南中开始的。宁州大姓不只是一家，史书中常点到的当时就有朱、鲁、雷、兴、仇、递、高、龙、傅、尹、董、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

　　这些在宁州地区都是拥有武装的地方豪强势力，都不是等闲之辈，这些大姓之间长期以来，除在经济上相互竞争之外，更多的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进行角逐对抗。这样一来，就必然地在这种角逐中大浪淘沙，至西晋时期，原来活跃一时的大姓已经消失了一部分，而毛、李、孟、霍、爨几大姓的势力则更为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的大姓们依然没有停止相互之间的争斗。

　　公元302年，毛铣、李睿、李猛集众数万发动了驱逐建宁太守杜俊和朱提太守雍约的反晋斗争。结果，毛铣、李猛被南夷校尉所杀，李睿不得已投靠了“夷帅”于陵承。

　　次年，于陵承找李毅为李睿请命，结果，反而让李毅借机杀了李睿。于陵承一怒之下联合诸夷造反，攻打李毅，最后又以失败告终。

　　至此，毛、李两大家族退出历史舞台。

　　再接下来，当霍彪在李雄的支持下出任宁州刺史以后，孟氏家族又开始背后拆台，当上了建宁太守的孟彦于公元339年利用东晋广州刺史邓岳率军伐蜀至兴古郡(滇东南与贵州交界地带)之机，率领州人缚刺史霍彪投晋，霍氏被除。然而，紧接着第二年，李寿攻破丹州，这个孟彦又让李寿所杀。孟、霍二姓的这次火并最后同归于尽。偌大的宁州这时候几乎就剩下爨氏一家为大姓豪门，宁州成为爨氏的家天下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关于爨文化，因其在曲靖的影响太大，在下面篇章里，我将专门叙述)，在400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汉文化、夜郎文化以及楚文化、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400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第四证、石城与段氏三十七部会盟碑

　　曲靖城历史上有城池9座。分别建于汉、唐、宋、明、清时代。其中重要的古城有5座，即三岔味县古城、石城、越州卫古城、位于三宝的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