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沙弥》(18)

　　2

　　佛言：诸法因缘而生。我与宗喀巴大师的佛缘源于我的童年。那时我年仅三岁，就被一家寺庙的活佛领去削发剃度。在盛行佛法的藏族地区，一个幼童被领去，入佛门、披袈裟、读经卷，不仅是个人的荣幸，而且是家族荣耀之极的盛事。而对于一个黄口小儿来说，这意味着将永远告别童年的快乐时光。从此，我的童年生活如同转经筒上的小坠，绕着经师转，晨钟暮鼓，黄卷青灯，过午不食，饥肠辘辘。最深刻的记忆是，一天家里宾客盈门，大多是黄袍袈裟的僧人，在一片喧闹声中，我由父母领着、由僧人簇拥着，被大家你抱我背、走路骑马，来到一座古寺。在烦琐冗长的宗教仪轨结束后，由寺庙住持领着进了我的僧舍，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一角，安放着一张方形木床，床头的几案上摆放着三尊佛像，分别是佛祖释迦牟尼、莲花生大师和宗喀巴上师。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拐弯，当我依大人之命分别给佛祖释迦牟尼和莲花生大师磕完头后，见剩下的宗喀巴大师的佛像是一个小巧玲珑、闪着亮光的镏金塑像，感觉十分可爱，便不由自主地一把抓过来，准备仔细端详。一直守在身边的父亲见状，一时不知所措，急得一巴掌打了过来，我的小手立马就像吹了气似的红肿了，痛得我哇哇大哭。等候在门外的母亲听到哭声，不顾一切冲了进来，抱起我就走，还给众人丢下了一句像扔出来的石头一般的硬话：“我的孩子不要进寺庙，不要当喇嘛！”母亲把我直接带回了娘家，据说后来父亲派了很多人来说情，母亲也不放我。再后来，请了一个叫朗纳的活佛到母亲家做工作，我才被重新领进寺庙。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我的行为是多么不敬的举动，我与宗喀巴大师的佛缘是从亵渎佛法的罪过开始的。直到我五岁半时，我的宁玛派上师身体欠佳，家里又请来一个格鲁派的喇嘛上师来做我的经师。他是我家乡比如县却林寺的堪布，曾在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用十二年时间学完了经、律、论三藏，全面修习了戒、定、慧三学，并考取了拉仁巴格西学位，这是藏传佛学的最高学位。他学识渊博，身材魁伟，身披象征身份的打着匀称褶子、衣料精细、做工精致的法衣斗篷，老是一副严肃的面孔，那一双明亮的眼睛像聚光灯一样随时盯着你，让你动弹不得。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还在梦中把你推醒，穿上袈裟，开始背诵祈祷经，起初规定每天晨诵要背五页，可是我能背诵十五页，他就逐步加码，一直加到每天背诵二十页，四十六页的祈祷经我两天就能流利背诵了。奇怪的是这些祈祷经直到今天我都还能倒背如流，上师赐给的善法乳汁也许能溶解在跳动的血脉里。随着上师的变动，我做法事时戴的红色尖顶法帽改成黄色桃形法帽，学习内容从释迦牟尼、莲花生大师的祈祷经，转入宗喀巴的三乘三士，敇戒晅诘，上师说这是实现菩提道的唯一途径。苦学禅悟是冥思苦想加死记硬背，但绝不是茫然不解，而是清晰地明了一些学佛的基本准则。比如，人生得来不易，珍惜短暂生命；绝断世欲杂念，摒弃害人邪念；严守言行戒律，一切慈悲为怀，时时利他利众。我的这位上师是万事通，每天不是接待算命选日、念咒画符的人，就是被请去看病开药、诵经开光，还要参与寻访转世灵童、超度死者亡灵之类的佛事，忙得不亦乐乎。而我的功课只能是在指定的座位上，面对厚厚的经卷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还有每天用两炷香的时间，练习书写藏文，上师说：“字是人脸面，写得难看是见不得人的。”在现代文明还没有进入西藏之前，寺庙是文化、教育、卫生的唯一基地，除此几乎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更没有文化活动场所。我也并不是那么甘愿剃着光头、赤脚光臂、苦心孤诣，但那年代要做个有学问的人，也只有这一条途径。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西藏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个改变既是躯体生存方式的转变，更是精神关注内容的转变，我走出白墙金顶的寺院，离开酥油、糌粑飘香的西藏，来到汉地进入现代学府。1967年，我从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班毕业，回到《西藏日报》当实习记者，带我的老师是一个叫高峰的汉族大哥，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他不仅是学校的高才生，而且是报社文采风流的名记者。他眼神清澈似水，深藏着一种诚挚和热忱，可惜高原的风刀霜剑，过早地催白了他的双鬓。有天中午他叫我去他家吃饭，这个平时慷慨激昂、口若悬河的人，今天紧皱眉头、沉吟不语，我问他有什么心思，他犹豫半天才说：“我昨天去墨竹工卡县采访，看见当地的农民在拆甘丹寺，听说把宗喀巴灵塔的顶都掀翻了，这还怎么得了！”他这个不信仰佛教的汉族朋友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气愤。

　　凡是信奉黄教的，没有人不知道甘丹寺。黄教有六大寺庙，它排名第一。因为它是由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于1409年(明永乐七年)亲自创建的，可以说是格鲁派的祖寺。它又与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合称拉萨“三大寺”，宗喀巴的法主继承人、历世格鲁派的教主“甘丹赤巴”的法座在此，永志不移。它更是供奉宗喀巴大师圆寂后肉身灵塔的宝寺，因此它是黄教信众心目中的圣地。

　　童年梦幻般的那段经历，我曾被浩如烟海的佛学经典所吸引，被博大精深的佛学理论所折服，我对宗喀巴大师永远心存敬仰之情。藏历土猪年(1419年)阴历十月二十五日，正是他生日这一天，一代宗师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享年六十三岁。据经典记载，大师圆寂时身着法衣，在藏式卡垫上结金刚跏趺坐，身躯端正，双手作入定印，面对死亡仍专注于修持。大师圆寂后，诸根完全清净，面如满月，肤色洁白，宛如幼童；且身躯呈光明之身，光华灿烂。

　　我们的祖先是马背上的民族，是依靠牦牛为生的族群，是在世界屋脊、地球之巅，向着虚空的远方倾诉那玄奥神话的民族。灵魂不灭的精神点燃智慧之火，从大山的石块中冶炼出闪光的黄金，从峡谷的深洞里熔炼出白色的银子，又从高原的冰湖里打捞起珍奇的瑰宝，修建起一座座、一个个造型别具一格、周身珠光宝气的灵塔。

　　宗喀巴的逝世是雪域高原悲壮的一幕，雪山低首，江河哽咽，寺庙不分教派，鼓号齐鸣，祈祷诵经，民众不分地域，脱帽致哀，焚香点灯，转经路上，随处是弯着脊梁、合着手掌、噙着眼泪的人们。藏族人对高僧的涅槃最好的精神寄托，首先是安顿自己的灵魂，然后用吉祥的幡幢和庄严的灵塔祭奠不灭的灵魂。安放宗喀巴大师遗体的灵塔，用十八升白银铸造，塔身镶嵌着蓝宝石、祖母绿、红珊瑚、九眼石等难以数计的价值连城的各式珠宝，塔中的宝瓶里有一个旃檀制成的硕大方盒，供奉着他的肉身法体。根据《大藏经》和《四部医典》的记载，法体由九十六种名贵药材贴护，装满人间五谷的黄绸袋子，盛满五洲甘露的银制宝瓶，叠放七彩绸缎的红木箱子，数不清的经卷、圣物、珠宝供奉在塔内。大师的法体面向东北方向，象征着对家乡父老的眷恋，对汉蒙广大地区佛教兴盛传承的庇护和加持，还包括对紫禁城里浩荡皇恩的感激之情。

　　3

　　多少世纪以来，那些不远千里，走一步磕一个长头的善男信女前来甘丹寺，不就是为了朝觐一次这座灵塔吗？那些富商巨贾似攀龙附凤般，为灵塔镀银涂金，不就是因为佛的殊胜使自己得到更多的福报吗？塔内殓盛着大师万劫不灭的肉身，这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佛教信仰的圣物，怎么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呢？心有挂碍，我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尽管细雨蒙蒙，我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独自向甘丹寺进发。路程有五十多公里，泥泞的道路上，车辙纵横，东一个水塘，西一个土堆，坎坎坷坷，颠颠簸簸，汗水湿透衣背，黄色的泥水不断地向裤脚溅，公路四周死一般沉寂。快要盘上二十公里的山路时，一块骨刺把我的车胎扎破了，只好把自行车寄存在一处公路道班那里，准备抄近路爬。所幸遇到一辆准备拉土的马车，使我在天黑之前赶到了甘丹寺。

　　黄昏吞噬着最后的一线晚霞，寺庙的断壁残垣在暮色中朝着天空峥嵘林立，脱了彩漆的梁柱横七竖八地躺在瓦砾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气味，绛色的喇嘛城，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我走出废墟堆积的大殿，只见不远处围墙角一个简易的帆布棚子，里面升起一柱炊烟。知道那里肯定还有人，于是我又艰难地从断脚的佛龛，裂开的书架，被撕破、被玷污、纷乱散落的各种佛衣和经书间走过去。这里原来是寺院的羊圈，四面一米多高的围墙，靠里有遮风挡雨的棚顶。老百姓哪家生了病或有人去世了都要牵一只羊放生，寺院才盖了羊圈。如今放生的羊被杀掉吃了，羊圈空空荡荡，气氛凄凄惨惨，只有几个老僧披着沾满泥土的袈裟，有的用棍子敲打复原着被摔得变了形的铁桶，有的正在三个石头垒起的简易灶上煮着青菜。个个满面愁容，见到我一下警惕起来。他们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遍，才舒了一口气，眼睛也露出一点儿光彩，但马上就阴暗下来，其中一个老僧面对我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垂头丧气地转身搬来一块石头请我坐下，然后用一个破旧的木碗盛了一碗青菜给我。他告诉我，甘丹寺是下面村庄里的人来拆的，寺庙里珍藏的各式法器、珠宝和其他值点儿钱的物件，都被他们拿走了。我焦急地追问：“那灵塔里宗喀巴大师的法体呢？”几个老僧久久沉默不语，渐渐地一个个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静脉贲张，两眼迸射怒火，其中一个拉着我的手直往灵塔殿走，其余紧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