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简朴生活——张炜散文》(10)

　　如果一个城里人戴上斗笠扛着锄头，大兴劳动之风，大壮劳动之势，就是简朴了？这在老百姓看来不过是细粮吃腻，代以红薯，追求健康而已。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不要硬扯到简朴两个字上。

　　劳动反对繁琐的礼节，尤其反对虚荣。劳动是量力而行，户外户内一律平等。劳动要真实，不耍花架子，不是给人看，闷声而做，做完回家。

　　一个劳动者想不简朴，其实是很难的。仨瓜俩枣收存起来的岁月和日子，在某些知识分子看来是很美的，在过惯了粗茶淡饭的劳动者看来却是平淡无奇的。

　　而在物质主义者简朴的家里，却会发现最大的奢华。物质主义者放松下来的时候，一切都无所谓了，他随意处置起物质来的那种洒脱劲儿，有时会让人目瞪口呆，这也容易和一般意义上的简朴混淆起来。

　　物质主义者通常是用更大的消耗，来换取所谓的简朴。

　　( 2004年6月11日于万松浦“简朴生活座谈会”

　　上的发言，小标题为整理时所加

　　)

　　文学散谈四题

　　人 格

　　对人格决定作品这种提法，不少人表示异议。其实当然没错，只是不能机械和简单地去将人与作品对号而已。人格低下，作品反而走得很远，境界高远，这大概也不可能。

　　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去的时候，海关人员问他有哪些需要过关申报的？比如一些贵重物品。他回答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申报。”的确，王尔德不仅自信，也确有过人的才华。但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品格低下的人。其实他的人品和作品还是统一的。他的品格不是低下，而是他自己的品格，这种品格并不要求与他人一致。而不与他人一致的品格，却不一定低下。低下的品格与极为个性的行为、甚至是有极大瑕疵的性格仍然不能画等号。

　　李白在当年，据记载说“世人皆曰可杀”。如果杀了，还有伟大的李白吗？超乎常人的天才总有非同常人的个性，这又不是常人能在当时当事所能理解和宽容的。

　　所以说，人格决定作品的说法，从根本上是不会错的。

　　所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在当时一定是居于最高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言论，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里不是指一个作家的言行“适度”，在行为规范等方面切合了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这里的道德高度是不同的，它的要求甚至更高。如果说文学家的最大行为是他的作品，那么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即要看作品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在整个的精神流向里面所占有的位置，要看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对人类精神向上提升的强度，是这一切。这种表达可以是多个层次、多种方式，它既可以极其曲折地表达，又可以直接地呼告。总之并非那么简单。

　　文学家有自己的规则，理解文学，就要进入到文学家的规则里面去。今天我们回头看一下，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都居于那个时期最高的道德标准之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方式充当了那个时期的道德家。但道德家不一定是说教家，尤其不会是那种满口概念化的“道德诠释”。他们的价值，在于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拨乱反正”，让思想突破“牢笼”，发现了人性里不约而同、趋向一致的惯性中，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盲角”。而这种精神上的“盲角”、思想上的“盲角”，会造成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

　　哲学家弗罗姆讲，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的本能，生长的、创造的；另一种是与生本能同样强大的力量，就是死本能。这两种本能纠缠在一起。死本能在人的潜意识里，会不自觉地以毁坏周围的世界为快意。可见任何一个时期居于较高道德水准的艺术家，都是不倦地、不屈不挠地与死本能在作斗争。面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他们是极清晰的洞察者。僵化，可以让它活跃；板结，可以把它打碎；保守，可以让它激进。总之用各种方式来推动人类的精神。

　　美国的“垮掉派”作品，如《 在路上 》，读后或许会认为太不道德，写了滥交、流浪、偷盗等内容，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定，不能简单否定其道德高度。这要和当时美国人的普遍精神生态相结合去考察。它从另一个维度，提供了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息。作者以反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完美，以反道德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道德。所以我们还不能直接地、简单化地去划分和谈论艺术家的道德，更不能简单化地去谈论文学家和艺术家人格的高下，这是一个相当晦涩、曲折复杂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构不成作家艺术家诲淫诲盗的理由。

　　客 观

　　我们平常谈论文学作品，总是强调它的客观性。比如说一部文学作品，作者只是宣示自己的哲学思想，宣示自己的道德伦理，大谈自己的主义和思想，这样的作品就未免“主观性”太强了，会遭到读者的反感甚至强烈排斥。阅读史上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主观的作品会越来越“小”，他留给他人、留给时间解释的余地和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全都浮在字面上，已经容不下想象。

　　所以人们一直提倡“客观主义”的作品，即作家尽可能超然，在作品里不轻易表露赞同什么，掩盖自己的倾向。这样的作品可诠释的空间就会很大，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形象和意味。如果作家本人或通过人物不停地辩论和争论，并在这其中突出了倾向性，无论多么强烈，也不能使作品变得更“大”。

　　海明威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

　　》时，有过对后人影响很大的评语。因为海明威本人参加过战争，他说托尔斯泰是一位了不起的伯爵，因为打过仗，所以战争场面写得太好了，说没有看到一位像托尔斯泰写战争写得如此真实。他甚至说一个人除非疯掉了，才能设想自己去和托尔斯泰比肩，去较量。但即使这样，海明威仍然说，如果我与托尔斯泰是同时代的人，是托尔斯泰的编辑或朋友，那么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劝他少议论，少议论自己的思想。海明威的理由就是，作家的思想无论多么深刻，无论多么具有先锋的意义，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变得陈旧和浮浅。时代变了，你的思想再也不新鲜了，各种独到、深刻的发现也会变得浅显易懂。剩下的就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形象，让人讨厌。

　　在海明威看来，它违背了文学作品要留出更大的感性空间和想象空间这一普遍规律。人们对这些见解很以为然。因此，很长时间，在后来的一些作家那里，很少有敢于放手议论的，哪怕肚子里憋了很多，也要放弃，也要忍耐。如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杰出的艺术品必须“客观”这一规律，这几乎成了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学定律。现在“杰出”的作品，写得可以简单，但不可以不“客观”，不可以不将想象的空间、生长的空间留足。马尔克斯曾说过，理性如果压迫了感性是很糟糕的，说“我是一切纯理论的敌人”。这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种趋向，就是消灭和掩盖“主观”。这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

　　但同时我们似乎也注意到了，文学问题非常复杂，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所贬斥警示的那一部分，一再号召大家要抛弃的那一部分，在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作品那儿却又未必。无论是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是麦尔维尔，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中崇高的、难以攀登的高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主观性非常强的作品。当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当作家才越来越强调客观，艺术越来越“客观”的同时，作家和作品也在变“小”。

　　大家公认的当代文学原理受到了挑战。那么，到底是强调“客观性”错了，还是我们理解“客观性”有误？后来发现，我们理解文学的客观性与感性空间的时候，只看到了局部，而忘记了整体。那些伟大的作品，其个性化的思想、辩论和理性等等，如果退得远些，即会发现那些道德宣示和激烈的辩论，都将和整个作品一起，化为了客观。作家本人也成为了历史人物，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时候一切都浑然地后退，退到了“客观”的幕后。我们会发现，连那些偏激的个性的宣言和思想，都一块儿化为了客观，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