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简朴生活——张炜散文》(7)

　　商业时代对文学、对美的伤害，严格讲对活泼的生命个性的伤害，其表现是非常明显的。那些不通的艺术批评，让我们很容易就从中嗅到了初中高中应试教育的刺鼻气味。也只有目前的应试教育，才能按部就班地把一个幼儿送到初中，送到高中和大学，最后读完研究生博士生，最终成为一个古怪的所谓“评论家”。工序完成，出来的却是一个残品：文气不通，振振有词，引经据典，仨俩洋词。他实际上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掌握一种方法、一个体系，所以今后必要扩散这种方法和体系，必要努力把这一套推广开去。他要把从小学到大学以及后来学到的一整套东西再送到下一个流程中去。这种循环愈演愈烈。某些艺术批评，一些怪异的理论，让人想到一台复印机：经过奇怪的复制，并呈现出一种家族密宗性质。它会有自身的禁忌和规范，有基因，有内部遗传密码。

　　可是这些似乎深奥的经典演绎有一种最根本的缺陷——浅薄。它根本不理解作品，因此只好离题万里。

　　真正的阅读是让文字恢复生命。现在的社会如果还有一个伟大的抱负，就是让自己的民族学会阅读，让自己的时代走进阅读。看起来这儿是在讲“读书”，实际上在讲整个世界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讲人类的基本生存伦理。

　　如果整个社会生活走向概念化、简单化，走向无知和浮浅、愚昧和盲从，当然是可怕的；可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可能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时代。比如电子网络时代既是扼杀个性的时代，又可以说是一个个性毕露的时代。因为每当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蒙蔽生命的时候，另一类生命脱颖而出的时刻就快要到来。只把这个时代作为一种“背景”去理解，就会产生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商业和经济运作特别炽热的国家，反而产生了那么多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的道理。因为它的背景较大，土壤较厚，某种荒谬、刻板、程式化走到了极数；金钱统一、技术统一；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这一切会遗留出很多奇怪的死角，斜逸出奇怪的反抗。那儿极有可能生存着了不起的人物，有世界上最清醒、最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比如美国，就是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向往和憎恨的地方，这个扼杀精神、倡扬物质和欲望的土地上，一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还是脱颖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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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应试教育耿耿于怀，是因为它严格讲来不是一个狭义的教育问题。我们在讲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讲其中的无秩序和无理性。我们不仅忧虑种子，而且更忧虑土壤。

　　但现在还需要不需要乐观？不仅需要，而且仍有理由。前边讲过文学的背景，这里也可以从背景的意义去思考：一个时期的浅薄，游戏，精神上的混乱无序，都不过是构成了一种背景而已——作为背景，它也许正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另一种积极。

　　植物学家认为，只有腐殖土的增厚，才能有强旺的生长。一个时期的各种参照多了，也是幸事。浮躁激活了沉思，无耻激活了正义。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构成了许多机会，思想的萌芽在寻找腐殖土。精神需要腐殖土。西方的精神背景既芜杂又丰厚，同性恋，后现代，新古典主义，达达主义，自动写作，垮掉派，嚎叫派，一应俱全，呈现出立体的喧嚣。这种背景下出来的一个人会是怎样，可想而知。像“文革”时期那样简单，人的精神都平均化了，结果作为一片精神的土壤也太贫瘠了。

　　即便这样我们仍要反思和追问，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竞相逐潮——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在各种思潮的交织冲荡中有可能出现的崭新的思想、崭新的人。

　　……

　　有一个朋友做了四年中学教师，而后到大城市工作。他特别留恋当中学老师的岁月。那时他讲课是讨论式的，总是把自己阅读中的激赏和体会、曾经有过的陶醉告诉自己的学生。他讲童年，讲热爱文学的故事——像讲故事一样讲语文课，结果和学生一起感到了幸福。这真是一场连一场的文学盛宴。

　　学生每年都来城市看他。有的学生长得一米八几，见到当年的老师还是像孩子一样哭了。学生留恋的仅仅是一个老师？不，还有那一场场文学的盛宴。

　　与电脑批卷这一类小把戏相反，许多人倒赞成恢复过去的语文考试方式：考卷上仅有一篇作文，而且是命题作文。从一篇作文里，学生的想象力、全部的语文素质，都可以表达出来。语文考卷搞成现在这么复杂，这么斑驳陆离，完全是网络时代的机械思维，是卡通文化的一部分，结果只能是误人子弟。

　　过分地将生命情感的结晶——文学——技术化和量化，其结果会是可怕的，甚至会走上极端。有一次一个好朋友突然对我说：“我给你也弄一副吧？”我原以为是“一副”什么呢，原来是他从日本人那里弄来了写小说的软件：把关键词、人物关系、谁是谁的仇人、人物的大致年龄、男的女的、大体结局等等数据输进电脑里，然后等待就行了——条件是不能关机，让电脑咕噜咕噜转上一个星期——

　　一部像模像样的小说就出来了。

　　他说这个软件很贵。是的，开发出这样的软件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然而我们都明白：这一次是用超人的智力办了一件渺小的事情、非常可笑的事情。

　　2003年10月10日

　　从国际艺术村谈起

　　——在万松浦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

　　台北有个“国际艺术村”，专门用来接待世界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艺术村的介绍上写了市长的一段话，大意是台北要建成国际性的大都市，就必须有一个大视野大胸襟，要能够将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吸引过来，等等。上面还记载了为这所艺术村的建立做出贡献的人、它设立的过程。原来这儿是一处废弃许多年的工厂，有一个不大的院落。有文化责任心的官员找了企业家赞助，先后投了不少钱，这才把院子收拾起来，把破旧的厂房修理改造一番，增加日常炊饮娱乐设备、一些艺术家使用的器具。于是这里更名“台北国际艺术村”，成了一个很有格调的、引人注目的场所，村里有了小型的舞蹈排练厅、演奏厅、数个写作间和画室等。我前年去艺术村住了一个月，当时正有以色列的两个舞蹈家，一个洪都拉斯的画家，一个韩国的画家住在里面。我是大陆上第一个入住的所谓“艺术家”，是第二次来台湾。当时我对新的“村民”生活很不适应，主要是怎样面对台北市中心这样大的噪音。奇怪的是住在村里的当地艺术家和工作人员都说：没什么啊，这里很好啊，不算吵啊。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也可能日常生活环境总是吵的，所以对比之中反而觉得这里差不多也算是一个净地了。

　　有一天台北“文化局长”、作家龙应台来村里看我，问我住在这里的感受。我说其他一切都好，只是吵了一些。我这样说时并未意识到这里是她的属地。她于是马上说要在村里住一个晚上“体验”一下。她做出了这个决定，我就送了她一个防噪音耳塞。早晨起来我问她怎么样，她摇头叹息：“这里汇集了整个城市的声音。”

　　可是艺术村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是经过了许多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把本来就不大的院子细细规划雕琢，这里铺一点草坪，那里搞一道竹篱，栽一棵木瓜、植一株丁香之类。可是这个院子真的太小了一点；还有，就是离艺术村不远处有一道大煞风景的高架桥，它差不多把整个艺术村围了个半圆，所以住在村里每时每刻都要灌进满耳轰轰的车流声，从午夜到凌晨，没有一点停歇。他们想在大闹市中辟出个静地来，用心何等良苦。可是没有办法，这是台北中心地带，当然找不到一片寂静的林子，也不可能找到一片相对开阔的场地。在当地人看来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所有来村里的本地作家、艺术家都啧啧称赞说：啊，真好真好！他们纷纷把自己的著作捐到这里，放在大厅里展出。还有许多画家，许多诗人艺术家的展览活动、发行式之类的，都在这里搞。总之这里常常能见到台湾和海外一些作家、艺术家进进出出。

　　这就可以想象身居闹市中的人要获得一点安静、一点艺术的奢侈有多么不容易。那样一个社会，充分工业化了，商业竞争激烈，还有特别的一些制度规定，要争取一块地皮修筑什么文化设施，比如艺术村之类的空间，有时的确难于上青天。就说台北艺术村吧，一个规整的小院内却有一幢极不和谐的青瓦旧平房，这在我们看来，艺术村修建之初它就必须搬迁。可是在他们那里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在这个院内，就是在通衢大道上有一幢私家建筑，谈不妥也拆不动。因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以这个台北艺术村能有这个样子，在当地人看来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奇迹了。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要回头谈谈万松浦书院，以说明书院目前这个局面是多么值得珍惜。

　　书院的范围比那个艺术村要大上许多倍，更不要说周边的环境了。面对大海，两万多亩松林，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上天的赐予。我们虽然也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诸多遗憾，但比较起来有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却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改变。除了台北这个艺术村，再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类似地方，比较起来当然各有优长，但我仍然觉得万松浦这个地方实在是得天独厚、实在是太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