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心》(3)

　　打那时起，幼小的娘，就必须学着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放在脚后跟上。从此，娘不能再蹦蹦跳跳，不能再玩那些孩童都喜欢的游戏：踢毽子、踢布子儿、跳绳、跳皮筋儿；不能再迈开大步走路；更不能再上山、下山到处奔跑。甚至，如果厕所里没有扶手，就不能蹲着大小便，只能撅着解手。

　　可是，那时的娘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缠脚的痛苦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就那一次裹脚，娘一生的自由和快乐，都被那条无情的裹脚布紧紧地捆绑住了。

　　娘只有兄妹三人，哥哥和表哥都跟着姥爷和二姥爷读书，也都读出了点儿名堂。七岁多了，娘也曾嚷着要读书，可是她和妹妹一样，始终都未能走进学堂。姥娘也不无抱怨地说：

　　“咱女人这样的小脚，哪能走进那地方。那是学堂，是男孩子才能去的地方。”接着又轻轻地拍拍娘的头说：“你们女孩子家得先学做针线，再者说女孩子长大了，都是人家的人。”

　　姥娘虽然经常这样教育自己的女儿，但还是千方百计地带着女儿走出家门，去听老人们说书讲史长见识。有时，一年中也能去听两次戏。虽然因为是小脚女子，只能悄悄地坐在不显眼的角落里，但是娘还是非常开心。

　　一次，娘的二姥爷家请来戏班子，唱的是正经的京戏。娘的记性好，好多戏文和人物，娘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对我们提起。每次听完戏，娘都要抬头问自己的娘：

　　“啥时候还唱戏？明天唱吗？”

　　“不能天天唱啊，孩子。”

　　“那后天唱吗？”

　　在娘因裹脚而疼痛难忍的那些日子里，姥娘就经常给娘讲京戏中的人物，讲穆桂英、讲王宝钏来分散娘的注意力。但是，末了总不忘嘱咐道：

　　“这是古人，古人这么做行，现在的人可不行。”

　　娘一生中比许多女人都开明、大度、果断，与这不无关系。但是，也就打那时候起，“女孩儿不如男孩儿”，“女人比男人低一头”，“女人只能相夫教子”……这些封建理念，就深深地烙在娘的心坎上，不由自主地成为娘的生活准绳。

　　记得娘晚年时经常自语道：“我完成任务了。”言语中饱含着不知是轻松还是感伤的味道。我一直没有读懂，大概我也很难读懂娘那厚重的母爱情怀。娘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就是：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娘还是接连养育了十个儿女；在接下来闯关东、逃难、讨饭的日子里，娘带着儿女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把儿女抚养成人。儿女都成家立业了，娘却还得替儿子分担家务，带大十几个孙男弟女。可是，当娘晚年患重病需要依靠儿女时，却被儿女无情地抛弃了。这就是娘的人生画卷，这幅画卷是从娘十七岁那年展开的。

　　十七岁那年，娘出嫁了。娘在婆家没有公婆，爹自幼跟着哥哥、姐姐长大。爹爹家也是望族，只是爹爹这一支人丁不旺，因此兄弟俩名字中都有一个“旺”，大爷伯旺，爹名仲旺，盼望兴旺发达。其实家境本来不错，一个四合院里有三间大瓦房，天井里种着一棵比房子还高的大枣树，耕地也不少。若不是天灾人祸，日子应该一天比一天好。娘也正是对这一点儿深信不疑，所以不管多么劳累，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一天傍晚，这个四合院里传出了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哇！哇！哇！”哭声越来越大，四合院里开始有人走动，有人端盆、倒水、说话、嬉笑。接生婆走了出来，大声对爹说：

　　“恭喜恭喜，头一胎就是男婴，真有福啊！”那个婴儿就是大安。

　　自大安之后，娘又生了六个男孩儿，每个男孩儿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安”字。娘说：“安，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健康，平安就是福报，只要平安就好。”因此大哥叫“大安”，二哥叫“二安”，一直到六哥叫“六安”，小弟叫“七安”。我们三个女孩儿则都叫“妮子”：大妮、二妮、三妮。

　　大安一出生，就很有福气。因为当时家里衣食虽不富足，但也缺不着，他自然就成了宝贝。娘每天推磨或者下地干活儿都要带上他，因为娘总担心他被磕碰，或者渴了、饿了，看不见他心里就不踏实。那时候娘的身体好，因此就数大安吃的奶水多，也吃得最久。断奶后，为了让他多吃点饭，娘不厌其烦地哄着他。煮粥时给他放点豆，摊煎饼时给他卷上豆腐炒韭菜，有时还让爹买一点儿小咸鱼煎一煎给他吃，就连嫩豆腐娘都要煎一煎给他吃。“这样，他吃着香啊，咱大人少吃一口不算啥。”娘对人说。实在没菜时，娘就炒一点儿咸菜酱，卷一个很细小的煎饼卷，拿着让他一口一口地咬着吃，每吃一点儿还要喂他喝一口米汤。

　　大安的皮肤也随娘，白白净净的，很招人喜欢。娘也总是把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从来不让他穿带补丁的衣裳。他穿的布鞋，不等坏就又做一双新的换上。娘说：“旧的留着，以后孩子多了，谁都能穿。”因此，大安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穿破衣裳，不吃剩饭剩菜。至于娘经常自己吃的糠和野菜，大安尝都没尝过。他看见娘吃糠菜窝头时，还仰起脸来问娘：

　　“你吃的那是什么呀？”娘掰下一点儿来放进他的嘴里：

　　“给你，你也尝尝。”他摇摇头，又吐出来。

　　“不要！不要！”

　　“不药人啊，吃了就不饿了。”

　　“净糊弄人，扎嘴。”

　　“孩子，别吐地上啊。给娘，娘能吃。”

　　娘有啥好吃的都给大安，就连姥娘家有好吃的也给大安留着，不是喊他来，就是找人给他捎过去。一次，姥娘托人给大安捎来两个肉包子，大安吃的这个香啊。那时，娘这边只有年节才能吃上白面和肉，平时没有，因此这顿包子给大安留下了好印象。打那时起，他就经常吵着要去姥娘家。

　　“不嘛，你带我去呗，去待一会儿就回来。”他摇着娘的胳膊不撒手。

　　“不行啊，孩子，娘得推磨呀。”

　　后来，大安自己能去了，娘这边三天两头就见不着他人影了。

　　娘住的这个庄子很大，村庄里有几家私人作坊，村庄外有大片农田，都在村东西两面不太高的山坡上。大爷是一家之主，在那个村里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但是，大爷的为人处世却不怎么开明。他比爹大七岁，大娘身体不好，只生了一儿一女。男孩儿身体也一直较弱，除了念书基本上不干活儿。女孩儿也不下地，在家陪大娘干点家务。他们一家四口人，住正房和西厢房两间屋，因为屋子大、气派，所以被称做“上屋”。

　　比爹大几岁的两个姑姑都嫁到了别的村，两个姑父家都挺富裕。爹娶了娘后，经济上虽然没有分开单过，但是钱、粮、土地等都归大爷掌管。大爷总觉得把爹带大他就已经尽了责任，不能再养活我们家。因此在我家的开销上，他总是穷追不舍地精打细算。

　　爹娘住的那间屋，是三间瓦房中最小的那间东厢房，在院子里不太显眼，离柴草房又近，所以被称做“下屋”。后来，孩子渐渐多了，屋子就显得更加窄巴了。爹常常不无歉意地对娘解释说：

　　“将就点儿吧，房子都是哥哥盖的，咱住的这间就是小一点儿、暗一点儿。”不料，娘反倒很知足地安慰爹：

　　“这也不孬啊。咱有力气，以后自己慢慢挣吧。”娘很自立，不愿意因为沾别人的光而去听人说闲话。

　　爹读过几年私塾，在城里一家大药铺当了几年学徒后，也能正式拿工钱了。钱虽不多，但买布、买盐、买粮、贴补家用就都靠它了。娘和爹商量着，每次拿到钱都要留出一点儿来攒着，为的是将来给孩子念书用。娘常说：“再怎么困难，咱也得让男孩子念点儿书呀！”

　　有时候，大娘的药方就交给爹，在药房里抓齐了给她带回来。当然，那药钱就在爹的工钱里直接扣下了。

　　“他叔，这药没花你多少钱吧？”大娘总是这么自问自答。

　　“是啊，没花多少。”爹从来没跟大娘要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