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25)

　　我跟李教授继续谈话。我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二战，尤其是抗日战争。我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到重庆大轰炸，我希望李教授给我讲述大轰炸的细节，但不知他是有意回避，还是缺乏描述细节的才能，一接触到细节的时候，就干巴巴的，迅速滑过。

　　我发现重庆的老辈人都这样，比如我岳父，就从不说大轰炸的细节，甚至提都不提那件事。他脸上那些小黑坑儿，是轰炸期间被弹药扑的，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姑姑，都在当年死于非命，但他从没说过，还是芸秋告诉我的，并且告诫我别在她父亲面前提起。他们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幽灵。

　　安伯母心里的幽灵，很可能更加难以捉摸……自从那次我跟她在河堤上说了文德茶馆和我大伯，之后就没再说更多的话了。尽管我好多次在明月河碰见她，也明显感觉到她有说的欲望，每次我把话头提起，她的眼神都会像通电的钨丝，可紧跟着，电就断了，暗下来了。她只亮那么一下。她的欲望或许是在别处，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校园扩建、石拱桥那边的庄稼地变成高楼之后，她连明月河也少去了，要是我不去她家，碰见她也难，更别说听她谈大轰炸。

　　在现实中，我听到寂静的洪钟大鼓。

　　在历史面前，我听到震耳欲聋的寂静。

　　——接着说去年8月6日那天的事。我跟李教授摆谈了二十多分钟，我都准备离开了，安伯母突然站起身，眼光发直，把猫举起来，朝地上掼去。猫惨叫一声，向门外奔逃。

　　幸亏她没有力气，不然猫就被摔死了。

　　李教授推我，说小黄你走吧，她这怪毛病每年到这时节都会发作的。

　　我心情沉重，也倍感羞惭……我至今无法想象大伯曾经给予了她怎样的伤害。

　　还没等我离开，安伯母的眼光就变软了，仿佛想起什么似的，惊惶失措地起身去找她的猫。

　　猫并没跑远，就在门外，朝着她声声叫唤，每一声都拖得很长，大半都是颤音。

　　她弯腰把猫抱起来，将猫头贴在自己脸上，进了里屋。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记。今天把它记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债务是赖不掉的，我要替父辈还债。

　　人在死亡之前(或在死亡的同时)，放出灵魂去收回脚迹，是希望谁也找不到他，就子子孙孙地赖掉那笔债务吗？

　　——但是我不能赖掉！

　　还有两件事没记。

　　第一件，芸秋从画院辞了职。

　　这家伙！

　　她并没跟我商量。我并不怪她。画院分配给她的事务，大多无聊，比如召集数十名小青年，让她开培训班，这本是好事，可学员都由领导定夺，对美术缺乏虔敬，也缺乏志向，只不过领导去了他们的山头，他们吆五喝六地招待得特别起劲儿。他们只是希望从某项职业中获得好处，并不把学习当回事，每天上课，能来一半人就不错了，来的这一半，也是眼珠发红，满口酒气，听几句话，就扑在桌上打瞌睡，或者摸出手机发短信、玩游戏。芸秋出门写生，往往前脚走，单位的电话后脚就跟来，叫她赶快回去，说有要事，而所谓的要事，无非是装模作样地让她参加某个会议。在双江潮画院，只有她才是拿得出手的画家，就把她当桩子一样立着；也仅仅是根桩子，要建言献策，没人理你。画院听上去是个专业机构，其实早就成了衙门，里面呈现出的生态，跟大大小小的衙门毫无二致。

　　偶尔，芸秋隔那么些天再去单位，会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每个故事都不新鲜，都离不开“争权夺利”四个字。好像画院之所以存在，就是让少数几个人争权夺利的。再养上几十号闲人，“战”时拉帮成派，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帮凶，闲时将“战”时的故事传来传去，并热烈地期待着下一次风暴。这是芸秋最感厌恶的。

　　她早就应该辞职，耗在那里，浪费她的才华。她说，对美术的戕害有三，一是穷，二是忙，三是漠不关心。我们一直就不算穷，现在更是，她的《雾三峡》、《阆中瓦歌》、《重庆的天》、《开花的声音》等作品，都在香港拍出了极高的价钱，而且有不少收藏家向她订货。忙倒是有些忙的。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忙，不叫忙，为不喜欢的事情忙才叫忙，她经常做不喜欢的事。但她最提防的，还是漠不关心。画院里的那帮子，谁在关心艺术？芸秋不是神仙，在里面泡久了，难免不被浸染。

　　然而，如果她事先跟我商量，我依然会劝她三思而行。

　　正因为这样，她才不跟我商量的吧？

　　她是一个心中没有历史的人，我真羡慕她。没有历史就没有重量，没有重量就可以飞翔。我常常感觉到，我在大地上匍匐，而她却在高处。从上往下看是容易的，从下往上看，就困难得多。米开朗基罗完成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之后，差点儿变成了瞎子，这是芸秋告诉我的，刚好可以证明由下往上看的难处。我看不清她，也无法理解她的画。对艺术家而言，作品是其最真的思想和情感，也是其最深的生命，我理解不了她的画，就是理解不了她的思想和情感，进入不了她的生命。

　　许多时候，是的，许多时候，我甚至理解不了她的肉体。

　　饥饿、疼痛、病苦、性欲，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反应，都让我们明白，肉体与灵魂不可分割。

　　她有一个强悍的肉体，也有一个强悍的灵魂。

　　父亲说，他和大伯都是纤弱的，我显然遗传了父辈的纤弱，但为父辈洗礼的，是动荡的时局和血与火的战争，在这个对抗体面前，沉沦，让世人哀叹，反抗，让世人敬仰(就像陶行知先生在动员青年参军时赋的那首打油诗：“打一打，世界敬我有国格；打二打，中国变成头等国；打三打，和平之光照万国”)。而我面对的却是一个强悍的女体和女体里面的灵魂，我作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失败。

　　无论哪个时代，遭遇的人生难题其实是大同小异的。人类的困境就跟人类一样古老。

　　对人生难题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处理方式，构成了特定的时代性。

　　然而，当这个“不同”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者说，呈现在时代面前，世人和时代却不认它。

　　第二件，我们搬家了。

　　学校在黄桷坡修了几幢面积宽敞的住宅，凡文理大学的员工，退休的，在岗的，都有资格购买。真正能买的并不多，太贵了。芸秋竭力主张买一套，让岳父母跟我们住一起，让两个老人不寂寞，再说他们身体都好，可以帮忙照顾晶晶，晶晶大了，学校会越读越远，接送是免不了的。

　　于是把先前的房子很便宜地处理掉，在黄桷坡买了一套，在三楼上，窗口树影横逸，枝叶婆娑。

　　黄桷坡，顾名思义，是那里长了许多黄桷树，其实，最初只有一棵，气根下垂，汲石而生，攥壁而长，年深日久，便独木成林。鸟雀在林子里安家落户，一早一晚，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黄桷坡也在学校西区，跟银杏坡之间，只隔着两条丁字形的水泥路，比先前更近了。

　　芸秋还在铜锣街为自己购买了一间画室，更大。那地方也不远。

　　昨天晚上9点过，我第一次去她装修好的画室。

　　从家里出来，斜坡之上的运动场，被看台顶端树丛里的灯光照得浑浑噩噩，能听见里面有跑步的声音，嬉笑的声音，但看不见人影。旁边的游泳池里更是一团漆黑。游泳池过去，是第三食堂，我刚调过来的时候，它还兼作集会和演出的礼堂，现在有专门的礼堂了。绕过第三食堂，一条直道走下去，就是学校侧门。学生进进出出，手里不是拿着麻辣串，就是拿着葵花子。门外的街道上，在已经关门的菜市场外面，围着一大堆人。不看就知道，站在人群中间的，定是那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知来自何方，以乞讨为生，当她不饥不渴的时候，就站在街面，高声宣讲她过去的美好时光。

　　过了马路，再走两百来米，就是铜锣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