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多年以前，在承担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初，我曾提出教材编写要经受三种检验的主张：政治的检验、学理的检验和历史的检验。时至今日，编写的教材仍未面世的原因，除了必需的审核修改之外，也与编写者持有的这种谨慎态度有直接的关系。政治的检验不是政治概念简单的外加或者挂靠，而是来自文学史事实本身，来自其中蕴含的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就是中国百年文学史与政治史、革命史、思想史的多位一体。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判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仅是一种学术史和艺术史，更是一种革命史和思想史。政治的检验表明，中央和教育部“马工程”教材的编写属于国家事权，是世纪性的工程，更要竭尽全力实现教材的合理化乃至经典化，虽说并不容易；学理的检验来自学术观点的创新和常识的坚守，学理逻辑是耿直的，有其自我运行的惯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教科书，政治逻辑中一定包含或符合学理逻辑，而学理逻辑的坚守又可以进一步证明政治逻辑的正确与否；历史的检验包括过去式和未来式两种路径。首先是检验教科书知识和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文本书写本身是一种选择和过滤，内容可以取舍，但是必须真实。其次是检验书写者是否具有超越性的思想预见力，经典记叙和经典阐释，不以一时一事为标准指征。文学经典包括当下影响和后天阐释，文学史的书写是确认经典和经典阐释的过程。历史既是后人书写的，也是由后人来评判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检验本质上是超越历史本身，具有跨时代的逻辑力量和经典化能力。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领域或者不同的视角具有不同的逻辑原则，这些逻辑既是有所差异的，又是相近相通的。单纯以某一领域的逻辑去判断另一领域的事实，可能会显得片面甚至错位，只有运用同一领域逻辑去判断同一领域的事实，无论有多少争议，其结论也不会相去甚远，而不同领域的逻辑基础就是人性、民族性和人类性相融合的大逻辑。

当我们指明文学史书写诸种逻辑的必然性时，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强化文学史教材亦即文学史观的个性化特征。因为从已有的上千种相关教材的事实来看，这种强化实属必要。作为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文学史观是文学史编写者与接受者对文学及其历史进程所持有的基本观念，也是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立场。文学史观宛如复杂星空的坐标，指引着人们穿越浩瀚的文学时空，梳理文学现象的发展脉络、界定文学流派的独特风貌、确认作家的政治立场、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文学史观是文学史书写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着文学史文本的整体面貌和价值体系。而文学史教科书作为文学知识传承的关键载体，在文学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文学史学习和教育的第一层次是知识的把握，知识编排需要严谨规范，追求普适性，以确保多数学生能有效吸纳，由此构成了教科书的公共属性。在学科初建时期，需要有教科书知识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但这也必然带来教科书体系的标准化选材和趋同性阐释，进而导致教科书写作的模式化。要知道，知识的基础性要与认知的独特性相结合，知识不可改变，但是知识不只是陈述，更是阐释。而如何阐释知识，则具有主观的差异性。一种文学史教科书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史观的确定和阐释，当多种教科书采用同一种文学史观对文学史内容进行阐释时，就必然呈现出教科书的大同小异甚或千篇一律。

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来自丰富多元的文学史本身，这种丰富与多元首先是中国百年文学创作实绩的存在。在表现重大时代精神的共同性的同时，无论是作家作品的思想还是艺术，都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发展史。与此相似，对于作家作品以及时代精神的当下评价也一直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的。这种创作与理论的共同的多样性，使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具有了事实的基础。对主观体验重视是个性化文学史观又一关键。个性化文学史观强调尊重个体差异，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性格气质、知识结构、审美偏好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铸就了作品独一无二的风格。文学作品不单是客观现实镜像反映，更是作家主观情思寄托与审美创造结晶。阅读过程亦非被动接受，读者以自身阅历、心境、价值观融入文本，与作者跨时空对话，赋予作品多元阐释。同一文本在不同心灵碰撞下绽放多样火花，足见主观体验对文学意义生成的能动作用。中国文学的变革都是从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的变革开始的，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民国文学”及“共和国文学”文学史观的提出与演变，就表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分离结合”属性。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史的评价，也是文学史发展本身的反映。

文学史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重组。文学史观的个性化在文学史发展的时代差异上表现是十分明显的，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与文化语境下，文学史观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形态。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古代中国文人和文学受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浸润，文学史观侧重于文学的教化功能，将文学视为传播道德伦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如《诗经》被奉为经典，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受进化论影响，文学史叙述倾向于展现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线性进化，白话文运动、新文学革命被视作文学进步标志。进入现代以后，随着社会时代中心话题的转换，文学史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话语”阐释、革命风云激荡时期的“革命性话语”阐释、民族独立解放时期的“民族国家话语”阐释等，都体现出文学史观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鲁迅和郁达夫等都认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因为散文的成就之高，就在于散文最大限度彰显了作家的个性，彰显了文学写作自由的、个人化的特点。“如果五四那代人就把文学学科化，把一个个作家纳入文学学科之下，那就没有巨星满天、个性灿烂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就共时性角度而言，同一时期不同群体基于政治立场、文化意识、审美趣味等差异，也会持有迥异的文学史观。五四时期，文学史观和文学价值观开始多元化，形成了影响一时的“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主潮。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倡导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文学价值观和反映阶级斗争、社会矛盾的作品；而京派文人则强调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推崇闲适和宁静的书斋生活和乡村世界。这些不同的文学史观，深刻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生产、文学流派的阐释，乃至文学史书写框架的搭建，或突出政治立场，或聚焦艺术审美，或挖掘民族意识，使文学历史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

包容多元视角是个性化文学史观构成的基础，创新的思想要有允许创新的思想环境。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本质上是多样化的历史观与文学价值观，这为多样性的文学史和主观性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宽广的视角和路径。“从古至今，中国的文学创作始终跟现实、跟时代语境息息相关，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从不是关起门来只考虑自己，甚至把文学的发展跟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变革融为一体。”文学发展受地域、民族、时代、文化等多元因素驱动，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精神风貌，文学史观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文体的，等等。不同的文学史观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学价值观，而同一政治立场的文学史观也可能有不同的审美价值观。由此看来，文学史观包含但不等同于文学价值观。在审美趣味上，传统文学史观倾向推崇统一标准，古典文学尊崇格律严整、意境高远，现代文学初期重视现实主义“反映真实”、浪漫主义“激情理想”的典型范式，而对偏离常规风格则比较轻视。如鸳鸯蝴蝶派小说，因言情通俗、商业气息浓厚，长期被摒除于正统文学史叙述，直到世纪之交在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氛围中，才隐约进入一些文学史文本之中。而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这一观念下可以从多元审美和市民文化权利与价值的角度，挖掘该派小说在男女情感描摹、市民心理捕捉、语言通俗化创新上的独特贡献，还原其文学的市场消费与文化普及价值。

文学史的书写始终处于历史逻辑与主体认知的动态博弈中，文学史文本的构成本质上是事实考古学与价值阐释学的辩证统一。个性化史观突破传统文学要素论的平面化认知，建构起立体交叉的阐释体系。从文学史文本的构成要素来看，主要涵盖文学事实与主体评价两大板块。在研究方法上，应突破以往仅从单一文学要素展开研究的狭隘局限，将作家主体、文本内涵、读者接受过程以及时代语境等多个维度有机整合，从立体视角呈现文学个性化的生成机制与整体风貌。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例，充分考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网络媒介特性对其独特性的塑造作用。文学史书写是重新发现或阐释经典的过程，与此同时，应该扩大视野，努力挖掘未受关注领域，聚焦以往被边缘化小众群体、新兴文学样式以及地域亚文化圈文学，填补文学史文本的空白，为文学史研究注入新活力。在尊重文学史知识的公共属性的前提下，在主导因素、审美价值、话语风格和框架构建等方面，彰显与传统文学史观有所不同的个性化文学史观。注重深入剖析作家作品的独特内涵，尊重个体差异、重视主观体验、包容多元视角，以丰富文学史书写与研究的内容和类型。

个性化文学史观能弥补教科书模式的短板。个性化文学史观倡导突破传统范式，转换视角挖掘文学史的“另一面”，使文学史研究和教育紧跟时代，让教科书模式与个性化文学史观互补。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既要符合政治化和民族性立场，也要符合人性化和人类性的基本理念，两者之间既有所区别又多有相通，至少不是对立性的取舍关系。政治化和民族性立场确实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必然性的时代选择，因为在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的关键时刻，没有哪一个作家或作品是完全与当下政治意识和民族情感毫无勾连的。文学是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的真实表达，是人生的摹写。无论是传统文学史观还是个性化文学史观，都必须以基本人性为基础，而人类性是群体人性的集中反映。人性本身具有群体性和普遍性，人性，是文明的一切前提和基础，其实所有制度形态和社会形态都与人性观有直接关系，好的形态最后是一种群体性的人性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性立场合理性存在的事实与逻辑，强化人类性立场和价值标准，是个性化文学史观建构的前提也是目的。某种善行或者恶行都是人性善恶的表现，一种社会风气体现的是有什么样的人性，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但是人性本身又有个体性，“胎里坏”的人性恶是存在的，同样的环境或同一事件中，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就说明个体的人性差异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人性的坚守和发展是一种线性的过程，文化的精深也往往会带来对于人性的抑制甚至扭曲。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对人性的理解，可能比现代人更单纯和自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国民性的本质来自人性本身，而人性是无比丰富的，环境对人性能够进行选择、培育和舍弃，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国民性亦即人性。一般的国民性批判多是现象批判而非历史与环境批判。文学史书写与研究要从人性和人类性的路径入手，探讨文学思想和艺术中所包含的复杂内容。

当一个学科专业列入国家相关法规目录之后，往往就标志着学科的成熟性和规范化，似乎对于其学科本体属性就已无探讨的必要。学科性问题通常也不再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和依据而存在。然而，人文学科的建构主要是通过一种主体性阐释而完成的，因此学术价值观的多元化、个性化是其存在的必然。我一直以为，学科是有边界的，但是学术是没有边界的。鼓励文学史教科书的个人性书写，包括文学史观在内，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术研究要有民间性和个人性。人文学术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活动，教科书书写的群体性是很难有大的创新的，因为群体性写作的特点不在于写作本身的集体操作，而在于学术观点的群体性制约，无论是文学史观还是写作风格都要保持整体的一致性。当然，即使在教科书体系中，也可以通过文学史教育环节体现个性化的文学史观。我在自己的文学史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基础知识标准化，核心知识个性化，背景知识多元化”的三大原则，强调思想的创新与学术的反思。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必须通过具体的教学环节来实现。例如，结业考试的论述题不设标准答案，学生答卷如果与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完全一致，则不给高分，鼓励学生能够自成一家而又自圆其说。

当然，某种文学史的书写是与书写的时代环境紧密相关的，形象一点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产出也都是有一定季节性的。最后，我特别欣赏陈晓明的一句话：“文学史的叙述应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同时保持对共识的尊重。”在丰富多样的文学史事实面前，文学史书写的个性化是对文学丰富性的虔诚致敬，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认知。未来的文学史书写，应该在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中走向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