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添砖加瓦 ——“中国文学史书写研讨暨文学史著述发布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3月24日—25日，“中国文学史书写研讨暨文学史著述发布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会议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杂志社的100余名学者、编辑参会。
中国文学史书写朝本土化转向
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指出，武汉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已经形成了两个颇具特色的研究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研究。关于“中国文学史书写”珞珈山有五代学者钟情于此。陈文新教授、吴光正教授、鲁小俊教授先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中国宗教文学史”“中国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就是珞珈山“中国文学史书写”代际传承的体现。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于亭指出，武汉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这次会议发布的三套成果，便是该学科元明清文学方向的结晶，体现了该学科的独特风采和蒸蒸日上的气势，三位首席专家的努力为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还对北京大学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与武汉大学文学院合作举办本次会议表示了感谢。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杜晓勤指出，总结百年来中国文学史书写经验、组织编撰新时代的新形态的中国文学史是北京大学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工作任务。该中心倡导“南北相望、东西互通、东西南北中大融合、学术共生、美美与共”的工作理念，不仅已经开展“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的历史、现状与前瞻”的调研工作，而且积极与国内各兄弟高校开展学术合作，与武汉大学合作举办这次会议就是合作的开始。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指出，今天发布的三套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指出，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是按照西方的传统来书写的，最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已经朝本土化转向，这三套书就是在为中国话语建设添砖加瓦。
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蒋述卓指出，这三套书的出版各有其价值，《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资料和研究视角，《中国宗教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书写作了补充，《清代书院课艺选刊》提供了文学教育传承与断裂的宝贵资料。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表达了对各位学者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恳请各位专家继续支持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设。
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光正主持。
三套文学史：学术传统的继承与推进
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为《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陈文新、余来明主编，14册）、《中国宗教文学史》（吴光正主编，19册）、《清代书院课艺选刊》（鲁小俊主编，12册）揭幕。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精选二十余种民国学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进行整理，多为首次整理出版，其中不乏流布不广的文学史讲稿。该《丛刊》的规划注重系统性和完备性，后续的整理成果还将陆续推出，希望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实现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集大成。该《丛刊》的出版，有助于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反思中国文学历史的建构，也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宗教文学史》12卷25册，由2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担纲撰写，是一部论述多个语种（汉、藏、蒙）、多个教派（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该书强调从宗教实践的立场、文体学的角度解读宗教文学作品，采用了如下四个观照维度：一是教派史的体认，二是创作史的梳理，三是精神史的把握，四是诗学史的建构。《中国宗教文学史》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在清理中国宗教文学历史进程、凸显宗教文学主体性特征的同时，强调儒家文化与各大宗教文化之间的互动，强调外来宗教的本土化特色，注意从宗教文学中梳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的历史脉络，揭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风貌。
《清代书院课艺选刊》选择现今存世清代书院课艺总集约300种中的《云间书院古学课艺》《云间小课》《关中书院试帖》等17种予以点校、编为12册。其选目注重综合性、整体性、代表性。课艺总集在内容上，主要有八股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三类。作者期望通过整理工作，为读者提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课艺文献，增进今人对于清代士子知识世界的了解，拓展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研究的领域。
杜桂萍作主旨发言。她指出，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和今天发布的三套文学史著述一样，都是武汉大学学术传统的继承与推进。尤其是，这些成果皆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支撑，显示了几位首席专家的学术敏感和对人文前沿的认知。其中既有宏观研究也有专题研究的成果，不仅充分反映了近年来武汉大学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也昭示了武汉大学颇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学术团队结构合理、后继有人，必将取得更辉煌的成绩。她表示，这次会议由武汉大学文学院等单位与北京大学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共同主办，进一步彰显了文学史书写与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多侧面审视文学史的脉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余来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高文强主持三场大会主旨发言。与会学者围绕百年文学编撰的成就与不足、新时代文学史编撰的理念与路径展开了深入交流。
蒋述卓表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用一种大文明、大文化观去重新审视过去文学史的书写，应该更好地突出中华民族文学的统一性和连续性问题。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浩以《古代文学史的创新研究》为主题分享了其研究的思考和观点。
作为大学中文学科的主干课程，《中国文学史》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教材也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尚永亮提出，《中古文学史》编撰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杜晓勤分享了对新时期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材体系的思考。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以他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为依据，以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 主要文化形态为参照标准，梳理中国文学的嬗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把握和审视中国文学演进的阶段变化和内在动因。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培峰以《目的·界域·方法——有关佛教文学研究的若干思考》为主题分享了他关于佛教文学研究的体会和感受。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分享了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绝句体赋史的规划。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表示，在20世纪中叶以后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系统中，《诗经》和楚辞建构的中国文学“诗骚”传统被解释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普慧表示，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汉语文学史的书写都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 度、不同的体例、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论，要多角度审视、梳理文学史的脉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益表示，文学史研究采取历史原则并没有问题，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文学现象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但采取历史原则就需要遵循历史学的基本学理，引进历史学的方法，从而不再仅仅限于“文学”本身。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表示，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体例，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三种主要体例。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赋表示，对于目前的高等教育而言，《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应该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应考虑不同高校、不同专业对于《中国文学史》学习的需求。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伟强表示，唐代诗人李白视谢灵运为诗学模范和异代知音，尤其是在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后的长期漂泊生涯中，始终视谢灵运为精神支柱和诗歌灵感的源泉。
传承学术并埋下学术火种
会议还分两个小组举行了五场专题研讨。与会代表们就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宗教文学史、中国书院与课艺等领域的诸多命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芸表示，这次盛会是武大文学院近年来学术含量最高、组织工作最圆满的会议之一。
尚永亮从学脉的传承、学术的创新、学界的互动三个方面总结了陈文新、吴光正、鲁小俊主持的三个重大项目。他认为，课题首席专家的眼光、功力和组织能力是其成功的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成晴转达了杜晓勤教授建构学术共同体的愿望，期待文学史书写会议从东湖移至未名湖、从珞珈山移至博雅塔。
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湘兰、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莉华、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舜臣先后在闭幕式上动情地回顾了《中国宗教文学史》课题组十多年来的艰辛历程。他们认为，《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出版不仅传承了学术、培养了学人，而且埋下了学术的火种，必定会在未来结出硕果。
闭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鲁小俊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