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杨家滩
绿皮火车“咣咣”两声，吐几口粗气，缓缓降了车速。路边行道树最终依偎在车窗不动，空气里飘浮些许烟煤味道，我知道，拜年目的地——外婆的杨家滩到了，童年的心便再次飞了起来。
我家所在的新化遍地是煤，红红火火上规模的国营煤矿便有好几家，却不产烟煤。我年幼所及有限的阅历里，仅知外婆村里家家火塘才烧这种味道特别的煤块，附近山沟便有煤窑，黑压压的烟煤堆了一地，像墨黑的染料严严实实地涂抹了一座山丘。成年后，得知无烟煤的燃点优于烟煤，我却依然无端以为有着淡淡刺鼻味道的烟煤更好。
正月里，天气或晴或阴，云儿或高或低，风里裹挟着些寒意，一座古镇不管不顾，静静卧在车站一两里路外的地方，像门前安详闲坐、旁若无人的一个老者。这就是外婆村里人嘴里时常挂着的杨家滩“街上”，俗称“杨市”。不只表兄妹们常哼“花花闹闹南岳山，把把戏戏杨家滩”的歌谣，有事没事喜欢前往；五十里外我们村的三五个花甲老人也听说过，聊起来脸上满是歆慕神情，像当时的青年人神往上海那般。
古镇格调是古朴的青灰色，几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流淌着古韵，踩上去踏实舒坦，似乎顿生一股凉意，奇怪的是，冬天里并不让人觉着寒冷。街道两边多是青瓦青砖墙的房舍，也有写满沧桑的深褐色木板墙，贴有鲜红春联的门脸一律敞开，陈列着那个年代目不暇接的商品。浅浅的孙水河将古镇划为两半，几乎挨着河岸排列的房屋，都隔着澄碧的清水相对。一座桥面溜光发亮的青石拱桥默然而横，又将古镇亲密拉在一起。
外婆家不在古镇上，还有几里远的路程。但这里是我常来闲逛的宝地，也是到外婆家拜年怦然心动的缘故之一。或表姐表弟引路，或自己一个人独行，多半是到这里买一两小盒爆竹。穿行于街头巷尾，有年里的热闹，也有乡野般的宁静。我常常惊异于一些兀然矗立的房舍与众不同，一座年代久远的宅院便令我印象极深。这里青砖花瓦，三面灰白的卷角墙垛，门前悬有硕大的“大夫第”门匾，红底金边，尽管蒙了些许灰尘，却仍能看出装潢华丽。大门悄然洞开，能见着里面几进幽深的天井，颇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韵味。我有些好奇，但恰逢新年，守着父母不能随便进人家门的教训，终未能进去一探究竟。
多年后，我才知道朴素如乡下老人的杨家滩不凡的过往，像一个潦倒窘迫的汉子从发黄的家谱册页里突然发现了祖上的荣光，一时为自己有半个杨家滩血统激动得一塌糊涂。
杨家滩有文字记载和文物可考的历史达2000多年，唐高祖武德年间正式建镇，距今也有1000多年，当时便商贾云集，往来熙熙，明清时期更是兴盛一时。近代史上，“湘运之兴，从湘军起”，与曾国藩一样隶属湘乡的杨家滩同湘军结下不解之缘，最早的一支湘军便诞生在杨家滩这片不起眼的弹丸之地。
杨家滩人弃农弃商就武，跟随湘军应运而起，一时猛将如云。《清史稿》收录的便有刘腾鸿、刘腾鹤、刘岳昭、刘岳昀、刘岳睃、刘连捷、刘镇楚、周宽世等58人，官衔分别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和知府等，都是跺跺脚地动山摇的显赫官员。杨家滩从一个隐没于乡间的商业古镇，一跃而成为名震天下的“湘军名将故里”。我孩童时代所见的“大夫第”，大概是刘连捷、刘腾鸿等一班刘氏将领的家。倒退百余年，我不谙世事地门前窥伺，或许便犯下了大不敬的砍头之罪。
杨家滩的猛将们打下天京后，跟着曾国荃等人一道“大索三日”或“大索十日”，一船一船沉甸甸的金银，从滔滔长江逆流而上，九曲八弯拐入孙水河，在杨家滩原本就十分繁忙的青石码头卸下。杨家滩随即像锅里的滚水沸腾开来，人流如织，大兴土木，深邃的侯门府第镇里镇外遍地开花。
外公姓周，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和做过湖南提督的杨家滩籍湘军将领周宽世是否有血缘关系。因为我想了解外公时，他已沉睡于一个无名小山包二十余年。但他家所在的团山大屋，和古镇一样留着沧桑印痕，像落魄王孙一样依旧器宇不凡，是我拜年时的乐园。
大屋其实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院，方圆似乎占有好几里地，外公一家与周姓上下老少数百族人皆居住于此。而我家所在的村里多是分开而建的独户住宅，屋舍寒碜简陋，即便破旧也没有丁点厚重沧桑之感。大屋四周没有高墙相围，却也不能随便进出，朝内的屋舍一律紧密相连，构成了一道严实围墙，仅有四五扇不同方向的槽门供出入。槽门也古雅，木门青砖，盖着青瓦，门前是脚步磨光的青石板台阶，令人莫名想起《水浒》里鲁智深醉后打过的山门。进入后，里面别有一番天地。靠着槽门的是一块不宽的卵石坪，前后左右住房毗邻相通，连成一体。顺着每扇槽门方向都有三至四进，中间隔以青石砌成的天井，能采光、通气、排水。天井大小不一，印象中约有三五平方米，被雨水冲刷得光滑如磨刀石，壁上生有些许绿色苔藓。天井阶基是通道走廊，上有屋檐相盖，能晴不怕晒、雨不湿鞋，又可保持冬暖夏凉。大屋里面有好几处厅堂，正中为主堂，其余为分堂，供祭祀用。厅堂上正方神龛陈置列祖列宗神主牌，或正中贴有红纸红绸书写的“天地国亲师位”六字。“国”字最早的位置应该是“君”，大概随大清乳臭未干的宣统皇帝逊位而与时俱进换掉了。
我常疑惑这里为何叫大屋而不叫大院，多年后才从历史资料里找到了答案。从乾隆至同治年间，特别是湘军崛起时，杨家滩诸多达官显宦纷纷返乡兴建大型家族堂屋，囊中有钱，建造规模便相当宏大。一般用青砖青瓦、泥木石块作原料，结构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古式居庐；一类是统式大堂，即由四方高墙围成一统，一扇槽门总管出进；还有一类是连式大屋，团山大屋便属于这一类。这种堂屋由同姓家族在各自聚居之地所建，遍及杨家滩全境。我将外婆家视为拜年时的乐园，便是因团山大屋里的四通八达和热闹异常。外婆家只占大屋里靠槽门的一个角落，不过几间窄小的屋子，对我来说，却拥有了整个大屋。一到外婆家，吃过特有的炸红薯片，我和小弟便与表弟在大屋里疯玩起来。这边槽门进去那边出来，又拐进相邻的另一扇。天晴、下雨都不耽搁我们的追赶、嬉闹，或与邻家孩童扯皮，甚或将点燃的爆竹塞入有过口角的孩童家的窗子，又一溜烟穿过许多天井躲起来。大屋里住房多、天井多、门槛多、拐弯多，一般外人“进门容易出门难”，进来后往往分不清南北东西，我们兄弟则能熟门熟路，像熟悉自己身上每一粒纽扣或者每一颗黑痣。
大屋里的住户多，挨得紧，大人、小孩有事没事都喜欢串门。外婆家常常刚摆上饭，窗外远远便有大大咧咧的招呼声，门里随即踅进一个邻居寒暄起来，舅舅、舅妈忙起身添碗劝酒。邻居也不客套，一屁股坐在火塘边，捧着酒杯家长里短聊上老半天。我发现他们多半止于喝酒，那种自酿的廉价水酒，烟煤炭火上陶瓷酒壶加至温热；他们很少伸出筷子夹菜，更鲜有伸向待客的荤菜之举，最多夹点桌边的霉豆腐，还咂着嘴唇不忘称道一番。有时他们过来不是为着顺路或者聊家常，而是告状，因我与他们的孩子打架扯破了人家衣裳，或者用爆竹惊吓了他们的鸡鸭。他们脸上并无讨要说法的愠色，照旧笑呵呵，叮嘱我下次别干了，临走又一再叫舅舅们不要为难我。
我受到的额外礼遇自然不止这一桩。大屋里一家的客人似乎属于共有，我们兄弟可自由出入各家，收获一箩筐山野清风般朴素的笑容与问候，包括对未前来拜年的母亲的关切。家家的摆设与外公家一样，出门时我们口袋里的炸红薯片总是塞得满满的。
上了大学，又到外地参加工作后，我已多年未去相隔四百里的杨家滩。窗外阴雨霏霏，空气里弥漫腊肉和年的气息，我想，该去给那座古镇和大屋拜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