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2年，中国作协先后推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致力于打造中国当代文学精品，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激发了作家不懈探索创新的可能性。2022年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呼应时代召唤的同时，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取得重要收获。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公开出版长篇小说三十余部。林白的《北流》在全国产生现象级影响，并成功入选中国作协第一期“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项目及其子项目“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从整体上看，2022年湖北长篇小说继续发扬现实主义传统，乡村文学依然具有明显优势，谢络绎的《生与死间的花序》、陈应松的《天露湾》、田苹的《花开如海》等从不同角度进入乡村的历史和现实，在主题写作中提供了个性化的文学经验。与此同时，城市文学在本年度取得重大突破，罗日新《钢的城》的工业叙事、杜鸿《大城小市》的生态叙事、鄢元平《穿左门走直道》的职场叙事，都为湖北城市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蒋彩虹的《花鼓》、吴燕山的《吟哦贡茶林》、薛运晓的《村晖》等以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为主的历史叙事和革命叙事，周娴的《寻商记》等商业叙事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喜。

一

女性突围、重返故乡与精神寻根

游子还乡是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学母题，就像马尔科姆·考利说的那样：“我们把家乡的形象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就像随身必带的行李一样。”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人类的家园感和回归冲动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在文学中。林白的《北流》和谢络绎的《生与死间的花序》以不同的方式重返故乡，一方面为失根的个体找到自我认同的精神通道，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写作刻板模式的重要突破。

林白的《北流》首发于《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3、4期，202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为正篇和两个别册构成近六十万字的套书。历经十余稿的打磨调整，林白将这部长篇巨制锻造为“一个最完美最恰当同时也最开放的容器”，是她不断自我突破的集大成之作。这里所谓“集大成”，一是在内容上，“北流”作为林白文学和地理双重意义上的故乡，容纳了林白以往小说的诸多人物和故事，他们自由出没于主人公李跃豆的“回北流记”和“出北流记”，进而延展辐射到李跃豆家族及童年好友共同编织的生活世界，在全球视野下呈现个人经验和地方经验；二是在形式上，《北流》大量融入地方志和图书文献专业知识，以及林白在诗歌、小说和游记等各类文体写作中四十余年的探索，构成丰富且新异的结构体例，小说正篇以长诗《植物志》为序篇，正文采用注疏笺章体，包括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时笺、异辞、尾章等，另附独立成册的别册《织字》和支册《李跃豆词典》，构成“盘根错节，缠绕共生”的驳杂形式。三是在语言上，方言和词典的引入让小说不仅在语言上富于层次感，兼具古雅和先锋、朴实和诗意等多重风格，也让北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自然融注其中，林白多年来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终于在故乡北流这一共同体中得以妥帖安顿。

如果说林白是在远离故乡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故乡，在返回故乡的时候真正发现了自己，那么谢络绎则是在现实工作中意外发现了自我连接故乡的根系。谢络绎在新疆部队大院长大，后又在武汉和北京等地工作和学习，少有切身的乡村生活经验，在一种“疏离的惯性”中淡化了家乡的面目，那些“不可修复的空洞”带给她的是“深深的与根系组织的断裂感”。在新生代作家中，谢络绎的这种感受并非个例，生于城市或由乡入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乡村经验的匮乏或淡忘是普遍现象，如何讲述不同于前辈作家的乡村故事，的确是令人纠结的难题。谢络绎选取的是最直接的方式，她到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挂职锻炼，用八个月的驻地生活为写作做准备。这个小镇素来就有“鲁班镇”的美誉，加上一大批传奇人物的故事，不负苦心给了她丰富的素材，剩下来的就是如何以小说的形式加以消化。谢络绎的《生与死间的花序》找到了一个神奇的通道，那就是在看似不相干的这个江汉平原小镇和她位于河南西平的故乡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在看似“隔”的形式中找到通往故乡的密径。

《生与死间的花序》首先令人关注的是其“书中书”形式的新意。小说在整体上并置了两个叙事层。框架叙事层是策展人罗漫以第一人称讲述和画家鲁开悟的现实交往以及罗漫作为读者的阅读行动，嵌入叙事层出自小说里的虚构人物，即画家鲁开悟的书稿，这部“书中书”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乡村近百年的变迁史和农民企业家鲁开伍的个人生命历程。两个叙事层在交替推进的同时，又将后者拆分为两个部分，切近现实的部分在框架叙事中由罗漫的阅读行动有选择地呈现给读者，进一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最后，诸多谜题在画家鲁开悟给罗漫的邮件中汇合并解密。这种叙事形式一方面宣示了作者形式创新的野心，另一方面在作为农民企业家的鲁开伍、作为画家的鲁开悟和作为鲁开悟选定的“影子”罗漫之间的对话中，生成了更加丰富的阅读伦理。

作为读者，罗漫本来既不熟悉乡村也不熟悉历史，但她在阅读中不断突破自我，在全新的意义上审视“书中书”中的历史和人物，用他人的故事照亮自己的灵魂，在发现他者的同时回归自我。作为作者，谢络绎在后记中说：“我往前一点点追溯，向后一步步拓展，使小说具有了家族绵延更迭的庞大躯体。这正是现实中的我极度渴望的有着最为遥远的来处和不可知的去处的故乡。”书中书的作者，“既是站在当下的走出故乡又回到故乡的书中主角，也是我这个终于以虚构的方式完成了故乡意象缔结的创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修补了我内心根系组织的断裂，带给我来自大地深处的力量”。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罗漫通过阅读“书中书”改变了自己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谢络绎则通过两个叙事层的并置实现了与故乡的连接。

“书中书”里的企业家鲁开伍在现实中以画家鲁开悟现身，从“伍”到“悟”，意味着一个人心性的改变，以及精神寻根和自我救赎的心灵渴求。在两个叙事层的对话中，在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下，看似粗笨潦草的“红蓼”建构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帮助画家鲁开悟寻找到血脉之根和精神之根。故乡是一个人遥远的来处，也是一个人心灵最终的去处，红蓼便是连接画家鲁开悟和故乡的“共同的残留意象”。同样失根的还有女儿鲁凌星。在国外生活多年后回到故乡，她站在“破败的乡村园林”上，“具有一种外来生物入侵的超然气质”，她觉得自己与故乡和亲人格格不入，她抗拒种种关系暗中的纠缠。但是，一旦住下来，她的记忆之门就被打开了，“挖一锹土，土里都是这些人的气味”。现代社会里，失根已然成为普遍状态，画家鲁开悟找到了他的“原始意象”，或许还有无数的鲁凌星正在寻找的路上。策展人罗漫，抑或叙事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如此，就像扑朔迷离的“花序”，作者、叙述者、读者和人物相互缠绕，谢络绎在元小说的形式中注入来自历史深处的力量、灵魂审视的勇气和时代前沿的气息，以乡村叙事的修辞幻象映射民族国家的建构、意识形态的召唤和个体生命的诉求，以小说内置的阅读伦理引导读者探寻生死、性爱、欲望与罪恶、寻根与救赎等人类共通的命题，是一次极具探险性质的写作创新。

从内容上来看，《生与死间的花序》以鲁开伍及其家族历史为中心书写乡村变迁的故事，并以乡村镜像映射现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宏阔的史诗意味和深沉的反思意味。当画家鲁开悟的书稿在小说中以“书中书”的形式呈现出来，罗漫以局外人身份阅读来自乡村内部的讲述时，其中的特殊情感和乡村镜像便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进而引导真实读者逐渐进入有关乡土中国、革命中国与城乡中国的发展历程，认识鲁湖村那些被地主欺压的祖辈们、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集体劳动者、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新时期分田到户后的个体劳动者以及新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中的新型农民群像。

拉开时间的距离回看四十年的改革历程，谢络绎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反思增加了小说的思辨意味。鲁开伍最初的发迹和创业成功，以及后来疯狂的扩张和目无法纪，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内蕴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人性欲望的动力机制和罪恶渊薮。同时，当人们普遍置身于19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乡村活力的乐观想象时，小说借万年河的疑问埋下历史的伏笔。譬如包产到户后，以前由集体统筹的水利建设如何开展？机耕道荒废的问题如何解决？几十年后，当乡村在各家各户之上又建立起互助组织时，万年河知道这种集体化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在借鉴历史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适应当下乡村发展的新型合作形式，他在主导走马岗五百亩试验田集中种植的项目中，自发创建的走马岗合作社就是不断探索形成的新型合作社，在日益空心化的乡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在更宏阔的历史长河中讲述中国特色的乡村故事，书稿还设置了两个更具象征意义的人物——鲁红寥和万云朵，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种怪癖。鲁红寥从小就爱捡拾一些看似无用的小物件，她地洞里日积月累的那些散发着泥土气味的旧东西，穿越历史的隧洞，连通着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部活的江黄史。更神奇的是，“2035年，博物馆建成了，它浑身通透地矗立在鲁湖村覆盖着红蓼的细山之上，成为江黄最具未来感的景致”，这是画家鲁开悟书稿结尾处的奇观，也象征着作者理想的历史叙事，即“展品自身所传达的对于过去所抱持的冷静而中立的表达方式”。万云朵则喜欢文件胜过一切，她对文件的痴迷看似偏执，但恰恰可以在关键时刻拨开迷雾，在鲁开伍发展工业和万年河发展农业的争议中，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与博物馆建设的契机上，万云朵往往能语出惊人，正是文件给她带来的见识。她看似糊涂，但明白文件里有大方向。对万云朵来说，“那些字构成的公文有着不具情感的安全感”，其中也隐喻着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即得益于党的政策不断指明新的发展方向。

《生与死间的花序》借虚构的人物鲁开悟追溯历史，重现历史，进而建构历史。当罗漫在阅读中不断对“书中书”的故事进行反思、评论，甚至采取行动时，就打破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两个叙事层相互作用，不仅从整体上使小说的叙述层次更加丰富，也使读者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加立体化。

二

乡村现场、时代变迁与人民立场

新世纪以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乡村的整体性变迁，尤其是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乡村发展战略下，乡村的转型事实上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实践和表征。面对新型农-地关系下的乡村，作家如何处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强大的乡村叙事传统，又如何发现新时代乡村内部的新质？2022年湖北长篇小说中的乡村叙事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陈应松的《天露湾》是对其神农架叙事惯性的偏离，为其创作打开了令人惊喜的新天地，并登上2022年3月中国好书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年度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等榜单。小说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下，书写江汉平原农民转型脱贫的艰难历程和致富振兴的光辉岁月，再现中国当代乡村的“山乡巨变”，堪称一部中国农民新时期以来的“创业史”。陈应松在创作后记中写道：“这是我的一部家乡书，是一个关于故乡和土地的故事。”陈应松的家乡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号称“江南葡萄第一县”，但历史上并无种植葡萄的经验。江汉平原这块土地上的农业奇迹，催生了陈应松写作的使命感，他称之为“反哺”：“重新唤起我过去的记忆，重新回到故乡，书写那一片我更加熟悉的土地，更加熟悉的乡亲。这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和应该承担的写作责任。我热爱农民和土地。通过这个小说的写作，我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和通道。”

陈应松以八个字总结创作《天露湾》的心情：讴歌土地，赞美农民。但他并未直接进入当下乡村，简单地唱赞歌，而是在历史的脉络中把握变革的逻辑，并首次尝试在三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展开写作，以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九八抗洪等大事件为背景，讲述乡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进入农业机械化集群式生产的变化。相对于“神农架系列”的沉重和神秘，江汉平原富庶的水乡带来的更多是明亮的色彩，《天露湾》小说采用口语化方式，力求生活化，力戒知识分子腔和小说翻译腔，更倾向于书写那些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新农民形象。陈应松要写的是两代农民的命运，即以金满仓、洪家胜、袁世道、潘衷银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和以洪大江、金甜甜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新一代农民。他们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代际的承传和超越共同指向新生活的美丽图景。

陈应松在真实的感动中书写时代的进步和农民的传奇，重新发现故乡，重新定位自我与故乡的关系。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陈应松对故乡的书写没有停留在怀旧的乡愁中，而是在对历史变革的生动再现中拥抱变化中的乡村。过去说农民是落后的，陈应松却发现落后的是作家，是作家在时代巨变中却依然固步于陈词滥调，以及习惯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在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文学始终在场。田苹的《花开如海》书写的是鄂西地区一个扶贫“尖刀班”从入村调查到完成扶贫任务转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入选中宣部出版局发布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2022年7月书单。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塑造了几位在时代浪潮中成长的年轻人，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传递生活的热情和奋进的心态。

在时代的浪潮中，这群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小说借叶县长之言说：“与其说是你们在扶贫，不如说是乡村社会在对你们进行‘扶贫’。”尖刀班里的三个年轻人都在扶贫工作中完成了人生的蜕变。面对易地搬迁工作中不配合的杨凤玲和幺婆婆时，“尖刀班”没有机械地搬用政策强行要求他们搬迁，而是充分考量每个家庭的特殊性，充分尊重古老的民俗风情，采用“一户一策，精准施策”的做法，从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给予帮助，以真诚换来任务的圆满完成，也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了自我成长。第一次入户走访幺婆婆一家后，彭晓阳就写下散文《永远的老家》，记录大山深处这个高龄五兄妹组成的特殊家庭相依为命的生活。文章的发表让他颇为自豪，殊不知那不过是一个外来者肤浅的浪漫抒情，直至后来的易迁工作中，幺婆婆一家成为“钉子户”，他才真正明白“老家”对幺婆婆五兄妹的意义，他们忌讳搬家，是因为二仙岩有他们和这片松柏环绕的土地生死同在的灵魂契约，山下新房子和新生活的愿景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但易迁工作必须推进，“尖刀班”如何才能说服这些早已在家中备好棺材和寿衣的老人？只有真正走入他们的心灵，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彭晓阳在山顶看到幺婆婆春天播下的种子变成遍地金黄的向日葵花海时，感慨“一粒种子，只有埋进土里，才会有开枝散叶的志向，也才会有花开如海的灿烂！”年轻的扶贫工作者正是在乡村才开启了有意义的人生，无论来自何种生活环境，只有在真正扎根土地后，他们五彩斑斓的人生才真正盛放开来。

当然，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秦祖成的《绣故乡》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社会裂变中，以秦巴山地为背景，通过对浪溪村的留守者、返乡者、驻村干部等各类人群的观察，探讨农民与土地、农民与乡村的新型关系，传递农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渴望，也对当下乡村的问题进行体察入微的观照。浪溪村是典型的“386199”留守部队（指妇女、儿童和老人），乡村基础设施多年失修，农民一方面不想回到勤扒苦做的过去，另一方面又闲来无事精神空虚。乡村建设的问题和经验，不仅关乎乡村的发展，也是思考中国道路的重要入口。正是在空心村留守农民、乡村生态等问题的背景下，小说致力于思考如何重新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开启乡村发展新征程等契合当下乡村现实的重大问题。在新型农-地关系下，以血缘、地缘和礼俗文化为基础的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式微，如何重建乡村共同体是新世纪乡土建设的核心命题，也是乡土叙事的重要命题。小说通过实践证明，赵之然的发展思路坚持以民为本，更适合当下乡村实际，是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有效途径，而这种共同体正以朝向未来而非回到过去的姿态为农民带来新的希望和梦想。

许建国的《小镇简史》由当下忆及从前，对乡村干群关系、偏远乡村的出路、农民的困境和改革动力以及时代巨变下广袤大地的勃勃生机等乡村发展的深层问题都有真切的观察和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张驰鹏的《汉水弯弯》以世纪之交江汉平原的发展嬗变为背景，再现以回龙湾镇为代表的江汉平原一步步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崭新局面的艰辛历程，并以大理石石碑上醒目的新旧《荒年歌》提醒人们走正道，“灵魂荒芜冇得救，子孙万代记心头”。李德禄的《生地醉歌》（三卷本）书写湖北神农架地区房县一个神秘古老的村庄雷村，充分发掘房陵文化、荆楚文化、诗经文化等地域文化，描摹当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发展的历史印迹。李德禄从198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创作生态文学作品，故乡神农架房县和从军的大别山腹地，是其创作的源泉。小说上、中、下三卷共十二章，分别名为牛角叫口、阳荷猪卵、绿雪白狼、青蛙石蛙、黑蚂蚁青窝棚、神龙裕谷、麻雀洞石头窝、黑山羊白山羊、野味久香、榆榔家雀、金鸡凤凰、八哥小红，书中书写的动植物散发着鄂西北土地上的生活气息，构成一幅幅山野乡村的风俗画、风物画和风情画，这是自然的魅力，也是人类的福地。

三

工业改革、城市建设与现代性反思

相对于乡村叙事的根深叶茂，工业题材和城市题材常常处于少有问津的尴尬境遇。2022年，以《钢的城》《大城小市》等为代表的湖北长篇小说，在反思现代性的视域中，提供了有关工业改革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思路。

罗日新《钢的城》上下两部首发于《十月》2019年第5期和2022年第1期，202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上部名为“一团火”，下部名为“满天星”，获得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奖项，入选2022年9月“中国好书”榜，入围由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与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合作设立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产业单元。小说以临钢钢铁公司自1994至2018年的转型为主干，全面再现中国钢铁行业二十余年的发展史。上部聚焦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临钢在改革中的起落沉浮，下部聚焦临钢人因各种原因出走后的人生百态，是一部百年钢厂的改革史，也是一部工人群体四十年的心灵史。从“钢的城”的壮美到“钢的人”的道义再到“钢的魂”的情怀，小说锻造出极具特色的“钢铁美学”。

《钢的城》中描写的临江钢铁厂，原型为大冶特钢有限公司，是中信特钢全资子公司，建厂近130年，有“中国钢铁摇篮”之称。这个“摇篮”里，有数万名工人、数万个家庭，以及由此衍生的医院、学校、托儿所、菜场、商店、电影院、银行等服务和消费场所，“钢厂于是变成了钢的城”。但随着国企改制、收购并购，“钢的城”由盛及衰再至新的生机，昭示的是国企改革的艰难转型。临江市从“光灰”到“光辉”的蜕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黄石故事”，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有了“钢的人”，才会建造出“钢的城”。小说中的易国兴、祝大昌、俞钢、祝国祥等数十个人物形象，遍及企业领导者、普通产业工人、技术骨干、民营企业家、无业游民等。易国兴满腔热血，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魄力转换思路，清除特权思想，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只要能救临钢，我不怕人骂，也不怕千夫所指”，临钢涅槃重生，被树立为“铁腕改革的典型”，但易国兴最终败走临钢。与临钢的东山再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人村，成为下岗重灾区的工人村暮气沉沉。罗日新对这些人物饱含深情，他在正文后附有主要人物表：“60个人物，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众生相。这些人物一直长在我心里，从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在。”下岗工人毛仁银、吴回芝、郑宏、叶老实、癞子等，被时代扔出大厂，凭借工友间朴拙而真诚的情谊，继承工厂集体协作的传统，成立新公司，寻找商业机会，绝境逢生，一步步走出下岗的困境。“钢的魂”是这部小说的精神气质。临钢精神就是“钢的魂”，小说扎根历史和现实，凸显出钢铁人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精气神，是中国钢铁人钢一样的意志，火一样的情怀，也是中国改革者的使命担当，既写出了百年钢厂的生存韧性，也塑造了工人群体的心灵雕像，临钢人在《咱们工人有力量》《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歌声中永不言败，钢铁铸魂。

对百年大型企业的改革书写，也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反思，《钢的城》通过钢铁这个行业的起落勾连起广阔的社会内容。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下，易国兴大刀阔斧，杀伐决断，减员增效一刀切，临钢7万工人被下岗分流了近6万人，同时放弃临钢的拳头产品特型钢，顺应市场转型普钢。这种改革当初确实让临钢一度起死回生，也的确激发出临钢骨子里的生机和活力，但短短五年，临钢就命悬一线，易国兴被迫离开，卸任之际，还被工人送挽联“改制改薪改产品，拆炉拆所拆总门”，横批“千古罪人”。同为强人改革，从1980年代的改革明星乔光朴，到1990年代的“千古罪人”易国兴，意味着改革走向深水区，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强人逻辑的失效和效益优先的局限。

小说借冯为泰之口提醒易国兴自我反思：“如果说你有问题，我倒感觉根源是心里只有效益，没有人。你把人当成了没有感情的数字……人都减了，企业还靠什么赚钱、靠什么发展？即便赚了钱，又有什么用呢？”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易国兴后来在祝大昌的工厂打工，想起连没多少文化的赖天星都知道“劳工神圣”，才明白“赖子一点也不赖，他是星光”。改革要尊重历史，更要尊重一线普通工人，是劳动者创造了历史，他们坚守最朴素的劳动伦理：“是工人就得干活，到哪儿也是干”“咱们是为国家和厂子工作”。小说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句子“灵感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为题记，以马克思的“劳工神圣”结尾，充分凸显人民性。小说最后，“走在马克思故乡的街头，易国兴一任老泪纵横”。这是难得的有勇气的反思。当然，小说也并未彻底否定易国兴以及他的时代：“他完成了属于他们这代人的使命，凤凰涅槃般，燃烧过、辉煌过，也被烧死了，迸裂的火化作了满天星，照亮着他眼见着飞速发展的中国。”

刘铭的《潮涌东方》也是一部工业题材小说，以主人公魏建设的经历为主线，书写他在东方集团面临巨额亏损、全线停产、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时，临危受命，由省国资委处长调任该公司总经理，顶着巨大压力，突破重重困阻，采取停建千万吨项目、压减产能、清理整顿等措施，利用5G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建智能工厂，最终使企业走出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是一部时代感强、充满传奇色彩的用心之作。

杜鸿的《大城小市》主要从生态发展视域观照城市建设和发展。小说聚焦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用文学的方式践行“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生态家园”等生态发展理念，与近年来长江流域持续开展工业园区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强化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生态文明建设相呼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小说在整体上设置“大城”和“小市”、哥哥陆大树和弟弟陆小树两组彼此呼应的叙事模式，在对比中突出生态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必然性。“大城”峡洲由单一的发展主义思路转型为生态发展模式，“小市”灵隐则在维持良好自然生态的同时探索走出闭塞落后的现状、获取更宽阔发展眼光的开放模式，二者相互映照，具有浓郁的峡江气息。峡洲生机勃勃的快速发展与灵隐慢一拍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大树和小树两兄弟不同的发展理念贯穿其中，生态环保、人文关怀和经济理性等各种力量的博弈，则隐喻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哥哥大树原本奉行的是大拆大建、不顾民生、专注政绩的实利原则，在弟弟小树的影响下，哥哥大树在市委书记任上转变观念，在峡洲河岸一公里以内，推行化工清零，在整个峡洲河流域推行青山绿水建设，从经济至上的思路转向整体协调的绿色生态发展思路。小说借大树的转变建立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呼唤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呼吁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形成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的崭新模式，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融入了现代主义技巧。灵隐河、法国梧桐树、不死鱼等意象的设置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结尾则通过哥哥的祭奠说明弟弟陆小树只是一个灵魂，小市灵隐也只是峡洲城江南的一片公墓所在地，虚幻的魂灵和想象带来形式的创新。

四

地域文化、民族历史与本土观照

2022年湖北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大多立足地方，将民间习俗、民族文化、革命故事融入其中，多维度呈现历史的面貌。

蒋彩虹的《花鼓》以主人公林静芝的一生为主要线索，勾连聚缘泰林氏家族、清荷垸乔氏家族、戴氏家族各式人等，融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世纪之交的经济腾飞和金融海啸等重要事件和历史节点，描摹江汉平原的世纪变迁。

小说以林静芝为江汉平原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树碑立传。林静芝上世纪九十年的人生大戏跌宕起伏，经历三任丈夫、四个男人、六个子女，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和韧性的精神，是无法承受其中悲苦的。冲喜、守寡、逃婚、填房、再醮、子殇、迁徙布满她的生命历程，好在得乐终老，为一生坎坷画下圆满句号。像林静芝这样的女性，看似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正是无数个像林静芝这样的普通女性，任世事变迁斗转星移，始终坚守良知和底线，保有生的勇气和希望，并在关键时刻迸发出令人震惊的能量。小说让这些在历史上沉默失语的女性走上前台，发掘出中华大地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小说对荆楚大地的地域文化也有精彩演绎，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戏是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激活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为小说增添了湖北元素的民俗风情，而且可以视为与人物同等重要的表现对象。作者熟悉花鼓戏的表演程式和历史演变，像怀中抱月、鲤鱼戏水、观音蹲莲、仙人踏水等基本功，捧镜、掸灰、解发、梳发、戴凤冠、抹胭脂、点嘴唇、穿衣、照镜、卷帘、下楼等动作要领，都是信手拈来。小说还将花鼓戏从乡村戏班、花鼓戏剧团到花鼓戏曲学校的发展历程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花鼓戏作为劳作前的休闲，或者民间庆典的仪式构成，又或者被指认为封建文化遭破坏，又或者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被保护，花鼓戏和花鼓戏表演者拥有共同的命运起伏。正如林静芝的女儿乔凤萱作为一名花鼓戏演员经历起起落落后所感慨的那样：“生活这一出戏，唱来唱去到最后，唱戏的和看戏的谁又分得那么清。”在这个意义上，花鼓戏具有了某种隐喻的味道。

吴燕山的《吟哦贡茶林》、邓斌的《荒城》、花理树皮（黄生文）的《美玉无瑕》、赵春峰的《金笛银箫》不约而同都聚焦鄂西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历史，在纵横古今的宽阔视域中品味历史的厚重和民族的底蕴。

《吟哦贡茶林》是一部描写土家开山诗人田子寿的历史传奇，也是一部献给土家族文化学者的颂歌。“诗祖”和“峒茶”是武陵土家的两大民族骄傲，小说以“武陵茶叶”为线索将古今民族文化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采用古今穿插、多头叙述手法讲述不同时代的故事。历史人物田子寿、田国华等明代历史故事大多见于史实，有案可稽，取“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之法；现代人物吴汉、古王剑、杨柳依、陆长风、柳国显等虽为虚构，但又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之法。《荒城》同样打通古今视域，深掘民族文化富矿，赋予恩施丰厚的人文内涵。小说上下两部各自成章，但又相互关联，以现实社会中旅游开发商的讲述和大学教授的回忆勾连古今。上部《虎钮城》取材于真实故事，通过古时的一起兵燹祸患，映衬太平歌雅韵清声的无限珍贵；下部《难留城》通过“城里人”向望鹤与“乡下人”汪若萌贯穿40余年的爱情婚姻悲剧，叙写生离死别。小说贯穿古施州的巴巫之谜、溪峒之秘、土司之奇，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美玉无瑕》极具地方历史文化特点，充满神话元素和地方语言，是一部容美土司的兴衰史。小说以覃美玉和田甘霖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对土司时期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诗词文化、柳子戏文化，明末清初国家大政权交替，战乱对大山深处容美土司的影响均有涉猎，透过过去展望未来，在诗歌的韵律中蕴含哲性的思考。《金笛银箫》喜摘第一届今古传奇文学奖（2020-2022）特别奖，小说讲述南宋末元初，施州容美、唐崖、卯洞三大土司在来凤散毛土司卯洞王府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侠义故事，讴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民族精神。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具有丰富的革命历史叙事资源，薛运晓的《村晖》、涂传平的《梁子湖少女》、郑道冰的《殊途》分别以宜昌枝江、鄂州梁子湖、荆门京山等地的革命运动为基础，再现了革命的艰难和恢弘，传承红色基因。《村晖》虚实结合，小说以枝江市七星台镇鲜家港村的革命烈士为原型，以枝江市东部地区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为背景，主要讲述1927-1930年枝江东部地区的革命故事，塑造了以阮瑞林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志士舍生取义的光辉群像，讴歌中国共产党早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是宜昌区域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重要的历史记录。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叙事，是颇有创意的结构设计。《梁子湖少女》获广东文学（双年）长篇小说奖，以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梁子湖月山战斗一线串珠演绎鄂州抗战故事，以王桂花、杨鲤鱼的爱情为主线再现人民抗战的振奋场面，铭记英雄功勋，弘扬抗战精神。

五

商业伦理、职场风云与世情描摹

湖北是近现代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窗口，也是当代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要阵地，周娴的《寻商记》、郑道冰的《汉正街》、鄢元平的《穿左门走直道》对商场和职场的书写，是对湖北二十世纪商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回应。

周娴的《寻商记》讲述花埠镇自1940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以长江岸边花埠镇闫、方、熊、花四个家庭三代人的恩怨情仇为主要内容，饱含民间生存智慧和通透的世故人情，从民国时期的贸易发展、解放后的集体经济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小说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商业伦理，暗示“得失不在顷刻之间”的人生智慧，在历史的长河中描摹人物命运，展现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

小说选取花埠镇作为日常叙事空间，为叙事的展开创造了一个切口虽小但极具包容性的舞台。古有守花埠镇而得武汉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急剧变幻的时代风云一方面通过花埠镇的街谈巷议在日常生活中显形，另一方面则通过人物命运的无常折射出来。小说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事件展现人物性格，如闫大寿在落选商会会长后不甘心的微妙心态、方伟仁在修建剧院态度上的睿智选择、花德奎当选会长后的狐假虎威、熊才贵在角逐权力和发国难财时的精明利己等，并为人物命运的走向埋下伏笔。后来，方伟仁因儿子不慎坠江失踪，散尽家财看淡一切，反而在历次运动中都得以逃过劫难，而不断积聚财富和田地的闫大寿在被定为有产阶级后，一家人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花埠镇的“两大商业巨头”从过去的平分秋色，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政治运动中遭遇变故，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出发，从不同侧面暗示了历史和命运的复杂面目，以及民间的生存智慧。

小说以1940年的花埠镇商会选举拉开序幕，以新的世纪之交全球化背景下花埠镇的蓬勃生机结尾，始终聚焦日常生活场景，体察日常生活包裹下的历史变革，透过日常化场景和细节书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探索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再现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图景，传递世俗生活中的日常情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小说以细致周密的语言描摹人物性格，在看似琐碎的细节和人物寻常的言行中充分呈现人物的生命状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也不乏人性的温度与历史的深度。伤兵首领小黑赠送给方家百货铺的“仁义堪亲”牌匾，既是对方伟仁和宋悦梅善举的感恩，也可视为小说在历史的轮回中书写人性的基点。

郑道冰的《汉正街》主要聚焦号称“铁三角”的三个农村青年半个世纪的命运，他们一起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厄，经历动乱时期的磨难，见证改革开放巨大的时代变迁。历经分分合合，最后组团勇闯汉正街，赤手空拳白手起家，努力打拼发家致富，又破产垮台复归平静，在大轮回和大悲喜中折射人生的智慧。

鄢元平的《穿左门走直道》是一部职场小说，以《今古传奇》为原型，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期刊的变革和发展为背景，讲述知名畅销期刊集群侠刊社由鼎盛到衰落，然后重新寻找市场、改革求变的悲喜故事，围绕办刊、发行、广告、组稿等工作，在错综交织的人物关系中再现期刊人的爱恨情仇，展示复杂的社会现实，融入对时代潮流的思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又一个“编辑部的故事”。小说全景式描绘中国期刊史的长河画卷，是一个刊社的创业史，也是一群期刊人的心灵史，更是中国新时期期刊史的缩影。

小说题名“穿左门走直道”，首先寓意职场可以出其不意创新思路，但必须走直道、走正道。王道上任侠刊社老总之际，龙昆仑送给他的赠语为“穿过左门走右道”，王道却将其改为“穿过左门走直道”，一字之改凸显出两人不同的价值理念和人生选择，“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同时，小说题名“穿左门走直道”也是对通俗文学的正名。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纯小说，最终都应通向一条“直道”，即真正让读者喜欢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期刊发展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作者提供了不少来自行家的真知灼见，正面描写通俗文学在过去几十年广受群众欢迎的情景以及通俗文学刊物所作出的艰辛努力，捍卫通俗文学的尊严，明确宣示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2022年的湖北长篇小说聚焦现实重大题材，各类题材全方位推进，在整体上可以发现下列特点：

一是长篇小说扶持政策成效显著。

“湖北省长篇小说重点扶持计划”2010年7月19日正式启动，倡导作家以本土、原创为前提，以长篇小说形式表现湖北本土的历史与现实，着力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力求创作出有大格局大气象的精品力作。目前已经启动三届扶持计划，助推湖北长篇小说的创作，成效显著。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杜鸿的《大城小市》、蒋彩虹的《花鼓》、周娴的《寻商记》、秦祖成的《绣故乡》等都是第三届长篇小说重点扶持计划出版作品。地方扶持计划对长篇小说也有重要促进作用。许建国的《小镇简史》为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项目、襄阳市重点文艺创作项目，薛运晓的《村晖》为宜昌市2021年度大众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

二是写作姿态上强烈的介入性与现场感。

时代召唤作家深入生活深处，在毛茸茸的现实中捕捉新的文学质地。陈应松、田苹、谢络绎等作家都曾深入乡村现场，参与乡村振兴第一线工作，具有大量一手资料。罗日新长期关注并参与钢铁企业发展，杜鸿深处长江之滨，深谙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下地方发展的调整思路。问题在于，如何将第一手资料和实践经历转化为文学经验？如何在主旋律的号角声中催生个性化的写作经验？小说家们以各自卓有成效的探索给出了答案。陈应松是以“神农架”系列立足文坛的，他明确表示《天露湾》的灵感来自家乡，也来自生活。2009年，陈应松回到家乡公安县挂职，发现乡村已不再是记忆中落后沉默的状态，而是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早已旧貌换新颜。2019年，陈应松又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历时两年，这部以葡萄产业为背景，描写两代农民对土地情感的小说终于诞生。在陈应松看来，田野调查是一个作家必备的能力，“准备什么样的素材，完全要靠你深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陈应松喜欢在田野中、到生活中行走，他曾经说过“人是一株行走的植物”。只有行走在田野上，才能真正感知乡村的山乡巨变与中国经验、农民的创业史与时代传奇。田苹的《花开如海》也来自真实生活。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活跃着2000多个脱贫攻坚“尖刀班”，他们在带领当地人民致富的过程中，历经了一场场实打实、硬碰硬的鏖战，最终实现了全州脱贫摘帽。田苹多年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坚持深入山乡采访调研。为创作《花开如海》，田苹从2018年年初就开始体验生活，长年驻访脱贫攻坚“尖刀班”，采访了近2000人，有村民，有旧友，更多的是一线“尖刀班”成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年轻的扶贫干部和村民的双向成长叙事避免了创作上的同质化和模式化。

三是文化选择上的本土性与地方性。

建立一种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的本土化叙事，彰显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塑造真实的中国形象，是作家近年来自觉的文化选择。2022年的湖北长篇小说，一方面在精神内容层面充分发掘本土经验，立足地方书写一系列人事物象、风俗民情和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在文体结构、艺术精神、叙事语言等方面凸显本土性，向传统资源和艺术形式寻求灵感。当然，本土化并非自我封闭，它是传统-现代、西方-本土等观念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层的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发掘本土资源，旨在扭转全球化时代的失语状态，更丰富立体地书写中国气派。《北流》《生与死间的花序》等小说都充分吸收了现代派小说叙事技巧，在立足本土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兼具民族根性和世界性视野，在现代与传统、先锋与古典的对话中形成开放的本土化观念，为这些小说带来新的美学气质。

总之，2022年的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立足中国经验，回应时代命题，突破个人写作惯性，创造新的美学质素，是湖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当然，有些问题在所难免，譬如将“现实主义”等同于“书写现实”容易缺乏反思性视野，切近当下的写作也增加了抵达现实深处的难度，社会发展的深层逻辑和人物命运的复杂面向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