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奋的“传播九要素”与“四种生态”
作为电脑艺术、数码艺术理论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学者黄鸣奋以其沟通科艺、体大思精的学术研究风格独树一帜。他的六卷本《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四卷本《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三卷本《位置叙事学：移动互联时代的艺术创意》、三卷本“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等，均为跨学科、多维度，资料详细、逻辑严密，体量超百万字的学术巨著。但他并未止步，近期又有三部专著《流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相继出版，笔者以此为契机，从三个方面梳理黄鸣奋教授的治学理路与科幻电影研究的新拓展。
创新研究方法
学者黄鸣奋在中学时代就爱好无线电，这培养了他一生对技术发展的高度敏感。中学毕业后他以福建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厦大中文系，并跟随我国“钱学”的创建者郑朝宗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周祖譔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初现端倪。而苏轼“读尽人间书”般旺盛的求知欲和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的治学风范则潜移默化，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艺心理学开始，他的研究转向了艺术交往，开始自觉地在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随着他对心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入了解，特别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一个居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本体论”地位的“元”概念——“需要”，渐渐凸显出重要性，成为他学术关注的焦点。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出发，重新认识人的需要，重构马斯洛等人的需要理论，成为黄鸣奋在其早期学术活动中用力最勤的领域。这一时期他出版的专著有《艺术交往心理学》《艺术交往论》《需要理论与艺术批评》和《需要理论与艺术创作》，这四本专著作为一个系列，构建了黄鸣奋自成体系的“需要理论”，这为他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
重构需要理论和提出传播九要素原理，是黄鸣奋教授最重大的原创性学理突破。这也使他完成了自己学术焦点迁移的方法论准备。在他的新著《流衍宇宙：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与美学研究》和《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中，传播九要素原理是基本逻辑框架，纲举目张；而《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则构成了分析科幻电影“四种生态及其想象”的内在理路，具体而微。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不仅是黄鸣奋教授在学术前沿地带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利器，也是读者进入他堂庑宏阔之学术殿堂的叩门密码。
开拓前沿领域
方法在学术疆域的开拓中形成和成型，学术疆域的开拓也是对方法的检验和校正，这是一个辩证的良性循环。从文艺心理学转向艺术交往和传播心理学，再转向新媒介艺术学，黄鸣奋的学术创新路线清晰可寻。
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革命风起云涌，媒介技术迭代日新月异。黄鸣奋深感数码艺术在实践中已是举足轻重，在理论上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不可低估。他认为，西方数码艺术理论是当代信息科学技术、艺术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汇聚点，风潮激荡，具备后现代语境众声喧哗的特点，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但却拥有纷至沓来的新观念、新范畴、新思路，远非传统艺术学框架所能容纳。有鉴于此，撰写《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以启发、推动中国学者的研究，就成为他不辞劳烦的学术使命。2011年，《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再次填补了一个学术领域的空白。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自1950年以来形成和发展的数码艺术理论。面对60年时间跨度所涉及的浩如烟海的史料，黄鸣奋从六个层面来进行取舍剪裁，即数码编程的艺术潜能、数码文本的艺术价值、数码媒体的艺术功能、数码文化的艺术影响、数码现实的艺术渊源、数码进化的艺术取向，依次构成了每一卷的主题。这一架构的灵感，仍然来自于他的传播六要素原理。以逻辑为纬，以历史为经，一幅绚烂多姿、波澜壮阔的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的宏大画卷就此展现。在这部学术巨著中，不仅有数字媒介技术的发明史，更有各门类艺术、包括先锋艺术的发展史，以及二十世纪西方美学、文艺理论的嬗变史。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学、芯片、微电脑、万维网、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后人类、电子人、超文本、超媒体、界面、交互性、解构主义、符号学、传播学、叙事学、现象学、媒体美学、后现代主义等等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庞大素材，在艺术与科技、媒介与观念的互联、互通、互融架构之下，被黄鸣奋井然有序地整合进脉络清晰、逻辑自洽的六个层面，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史论体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鸣奋在研究科幻电影、不遗余力为中国的数码文化产业、科幻电影创作鼓与呼之余，还创作了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当即宙：鹭岛放飞梦想》，给自己的科幻研究增添了直接经验。
构建中国学派
在“以世界为方法”考察了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创立了位置叙事学和科幻电影创意理论体系之后，黄鸣奋有感于中国科幻电影理论的贫瘠，从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高度，“以中国为方法”，将自己的学术视野转向了中国科幻电影。近年来，他就科幻电影发展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涉及科幻与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科幻与危机叙事、科幻与人工智能想象等广泛的前沿论题，对这些问题的聚焦，构成了他这三本新著的主要内容，极大地推进了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步伐。
在学术视野转向科幻电影之后，黄鸣奋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国科幻电影》就是对这一发现的梳理。2019年因《流浪地球》的爆红，被认为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黄鸣奋备受鼓舞，撰写了《位置叙事视野中的〈流浪地球〉》以及《科幻视野下中国电影的定位》等评论。而众多阶段性成果汇集而成的《中国科幻电影的多维定位》，从九个维度揭示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特色：在主体维度上，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科幻语境的危机叙事结合起来；在对象维度上，将重点置于科技时代的人伦变革，围绕自我、身份、他者等观念加以思考；在中介维度上，逐渐将传统的天下观、计策观和需求观统一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手段维度上，既借助科技进行想象，又对科技加以想象，同时依赖科技表现想象；在内容维度上体现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包括生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科技价值观等；在本体维度上怀着硬科幻的理想，走上软科幻的道路，处于与其他电影类型不断分化、渗透、融合的重组过程中；在方式维度上坚持憧憬性、虚构性与创造性兼备的艺术定位，体现逍遥游的精神；在环境维度上注重揭示多样化人生之旅相伴的时间，富有江湖与法制之张力的空间，变中有常的命运；在机制维度上，真诚地期待元年之后是腾飞，缠结于失望与期望之间。其前景是伴随科技革命发展开创未来，在与中国电影学派建设的互动中实现观念创新。
针对中国电影学界科幻电影研究的不足，比如重院线电影轻网络电影，重“工业电影”轻“后工业电影”，重科技美学、伦理美学、数字美学等理论移植，轻科幻电影美学自身建构等缺陷，他的《流衍宇宙》以“中国”“工业”“美学”三个关键词为主轴，运用传播九要素原理作为逻辑架构，在比较视野中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方方面面进行考察，他尤其关注信息革命、人工智能、元宇宙前景下的科幻电影美学建构。书中提出的“流衍宇宙”将目前流行的数字孪生“元宇宙”与未来可能的多重宇宙用了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中国话语”来命名，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流衍宇宙”语出明代丁绍轼，黄教授认为在科幻电影美学中，“流衍宇宙”首先是指科幻创意通过工业化制造出强大的意义链，让人们因此拓展眼界，甚至相信真的存在各种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另类世界；其次是指科幻创意进而引领工业化本身，让人们通过所能运用的各种最新技术营造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最后是指科幻创意通过引领想象力消费提高公民创新素质，并且丰富了美学理论。科幻创意虽然可以翻空出奇、衍生出多元宇宙，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讲述的故事仍然必须在情理之中。中国科幻电影研究也是如此。所采用的方法和视角固然可以千变万化，但仍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
《后人类生态视野下的科幻电影》主要从后人类生态的角度对科幻电影创意加以思考，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切入，分析科幻电影中的天体奥秘想象，以有关金星、火星和空间站的构思为例说明；第二章从社会生态的角度切入，分析科幻电影中的人物角色想象，论及有关疯狂科学家和智力缺陷者的构思，以及宇宙共同体的想象；第三章从心理生态的角度切入，分析科幻电影中的人机关系想象，重点在于脑机接口、有情机器人和人机共同体；第四章是对生态格局的综合思考，重点在文明传播、可信自主系统和人工智能。
黄鸣奋认为，在科幻的意义上，所谓“后人类生态”至少可从如下三种意义加以定位：就自然环境而言，它意味着人类不满足于充当地球上的万物之灵，而希望寻找自己作为宇宙生物所占有、可能占有、应当占有的位置；就社会环境而言，它意味着人类不再将自己当成唯一具备能动性的主体，而是将身体与工具的整合、多元化智能体与智慧生物之间的互动当成人为进化的必由之路、必然结果或必择选项；在心理意义上，它意味着人类不再认为每一个体都只能拥有某种确定的自我，而是将心理流动、人格定制等当成常态。在上述定位之背景中起作用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包括宇航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等。此书虽然篇幅不大，核心论题却十分集中，即在人工智能、元宇宙时代，也许是人类最后的尊严与人性唯一的确证——想象。科幻电影创意的原动力就是想象。人类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想象的创造。而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运动，正是康德对于“美”的定义，是其美学的原点，也是西方美学的基础。此书对科幻电影想象的深湛研究不仅接榫了当下的电影“想象力消费”理论，从“想象力生产”的角度补足了“想象力消费”留下的电影创作与生产环节的空白，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理论闭环，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鸣奋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积极响应者和重要参与者，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与学术使命感。事实上，早在中国学界三大体系建构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提出之前，他已经在其《数码艺术潜学科群研究》的绪论中对此有过论述：“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当代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可以充当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新参考系，或者当前我国数码艺术理论有助于阐释西方数码艺术现象，那么，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在文化层面的对话。”黄鸣奋认为，如果证明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可以在数码语境中获得恰当应用，或者数码艺术理论有助于对古代文论进行新的观照，那么无疑有助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有助于建立具备时代特色的新的艺术理论体系。
纵观黄鸣奋的研究，他始终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同步关注它们在艺术领域引发的变革并最终聚焦于科幻电影创意与中国科幻电影。他的研究既回应了新媒体技术革命对电影的挑战，又契合了方兴未艾的新文科建设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重视。当前，从数字影像对“摄影影像本体论”釜底抽薪的颠覆，电影胶片的彻底消失，到VR/AR对电影语言脱胎换骨的重塑，电影从创意、生产、传播、欣赏的每一个环节与场景，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高歌猛进的元宇宙、人工智能ChatGPT革命，对电影工业、电影美学及伦理学都将形成强烈的冲击与挑战。直面这些挑战，既需要电影学者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在人文与科学两大领域基于电影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美学、人类学、信息学等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综合的知识储备，而这正是当下我国教育部在高教改革中力推的新文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黄鸣奋的前瞻性研究对于我国电影学界三大体系建构的标杆和示范意义。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