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文学讲堂，一场文学思想的盛宴
2021年10月27日，由昆明作协主办，大益文学院承办的“崛起，‘昆明作家群’——陈鹏、包倬、马可、祝立根作品研讨会暨昆明文学讲堂”在璞玉书店举行，四位评论家分别围绕主题做了演讲，并与到场的作家朋友亲密互动。
主持人率先邀请知名评论家耿占春围绕“小说的准备”这一主题做了演讲。
知名文学评论家耿占春
耿占春提到，“我一直在为写小说做准备，为写作做准备，甚至为生活做准备。”但他自谦地说，“我主观性很强，过分沉溺于自己的主观感受，而这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有的状态。”“我很羡慕像陈鹏小说里竟然有那么多他熟悉的各个阶层的人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温柔的、暴力的、甚至是黑社会般的那种人物，这种人物当然不可能完全是自己所具有的那种经验。”并由此引出小说家应该具备的能力是有特殊的、主体分化的能力，能写出各种人物，自我的高度统一不利于写小说。“所以当作家需要一种特殊的自我分化能力，就是能够成为其他人，并最终成为符号化的，在象征界的那个作家。除了要成为一个象征界伟大的作家符号外，另外在实际写作中他又必须成为他人，成为无数的无名的，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的各种人，这是小说家的特殊才能。小说家无需去触及评论和理论，无需去触及那些思想概念，但在每一个他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承载着这个世界的各种理念、冲突、价值。实际上每一个被个性化的人物身上都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基本冲突的体现，哪怕他是一个最底层的人，他都承载着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哪怕他以反向的方式、以劣质的方式过着精神生活，他过的也是文学和精神的生活。”同时，耿占春也提到他一直将小说当作一种求知方式，他认为，“一个时代伟大的小说家永远都推动着我们对人的认知，推动着在随着社会的巨变所对人生施加的各种压力和扭曲的情况下，对人性，人和他人，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认知。所以我觉得伟大的小说家永远会走在一些理论前面。所以即使我不再做小说的准备，也跟在小说的后面阅读，以便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对人性、对个体最敏感最丰富最深刻的想象。没有了作家对人性的洞察，就会陷入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僵化的、伦理化的、固化的那样一种理解之中，而这是人类的灾难。只有我们保持对人性最复杂的变化、敏感、想象以及表达，我们才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符合我们的愿望。”
耿占春的分享让现场掌声不断，主持人说今天下午真是一场文学思想的盛宴，接下来主持人邀请评论家张定浩围绕主题“批评的功能与界限”做了演讲。
《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
张定浩说希望他今天的分享能理清一些关于批评的基础性认识，“批评并不是高于也不是低于创作，相对于创作来讲，它更加是一种基础性的作用。每一个好的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一定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批评者，他虽然不一定成为批评家。”他认为，批评其实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分每秒，批评家最主要的是能建立交流的有效性，只有具体化才可以被讨论，抽象的善跟抽象的恶都是很糟糕的。对文学批评来讲，它要求的是具体的善和具体的恶。同时，批评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就是仿佛理论也是进入某种线性的历史，一个理论淘汰了，又进入一个新的理论。只有知晓了各种理论后，才不会被某一种理论所蛊惑。理论并不是一种武器，它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好的理论让我们回到常识的前提，我们不是要回答某一个问题，而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
谈到“关于批评的界限”，他认为作为批评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让指鹿为马的事情反过来，让鹿成为鹿，让马成为马，如其所是的去呈现作品本身。所有的批评最后是回到自我，是用同时代的各种东西来检验自我的一个过程。
张定浩的分享带给现场观众很多启示，批评不只是对文本，对作家，还有对批评的批评。这需要我们敞开心扉去接纳，去吸收。接下来主持人邀请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围绕主题“边地的活力”展开演讲。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马兵
马兵先是回应了前面两位评论家的发言，他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连创作谈都写不好的话，这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很可能是可疑的。因为在创作谈里往往能够看出这个作家他自己的知识学养，还有对于小说的更深层的理解。”关于读小说可以做什么这个问题，他引用帕慕克的话，“要想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更深刻地去理解意义的话，那么方法之一就是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聊到了山东大学的“学伴事件”给他的思考，让他想到老舍先生笔下的《二马》，早在上世纪，老舍就敏锐地洞察到这种高涨的爱国情绪背后可能恰恰是一种弱势心理的一大暴露。谈到身处边地的昆明，西南联大是绕不开的，无论是沈从文还是曹禺、冯至等，多数是在1940年代到达创作高峰，昆明这座城市给予他们写作新的活力和生机。马兵认为，好的作家都必须经历一个伟大的蜕皮过程，才能够真正完成成长。
由古至今，马兵认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与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有着相似之处，都置身于一个全球的秩序中。“无论是在文学资源的共享上，还是在现实境遇的相通性上，传统民族、国家这种界限以及与它非常密切的一些文学表述，正在被传媒的技术不断进行解构或重新建构，这迫切地需要我们的作家建立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当然必须指明的是，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写作，并非是“去民族化”的同义，也不是对个体经验的漠视，它强调的是由殊相映射出的共相，是特定情境中从‘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角度把握人类的状况’的自觉；它关乎文学的尊严和品质，关乎对无穷的人们和远方的休戚与共的担承和耻感，而不是什么普遍的规范。”
最后马兵提到，“围棋有金角银边草肚皮之说，文学其实亦如此，有云南这方有边有角的大地支撑，远离喧嚷和无意义的是非，而专注于文学本身的建设，这就是边地最大的活力。”
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云南虽身处边地，却是有根的地方。接下来，主持人邀请评论家王朝军围绕主题“逆进化与小说能指之路”展开演讲。
评论家王朝军
王朝军认为，“无论我们如何去天马行空，我们的想象都是在落实现实生活，我们无法或者不能够逃离现实生活直接悬空起来飞起来，我想这是小说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地面，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去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叙事的本能，我们的想象走的更远。”同时，小说的优劣并不是以故事的精彩程度为准则。“小说应该首先有对自我倾诉的本能，是敞开自我的内心，当你真正的向自己敞开之后，你自然向他人、向世界敞开了你自己。”谈及为什么小说会同质化，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多数作品只关注的是一种物质的现实，而不是精神的现实。而往往那么多所谓的现实仅仅是给定的现实，仅仅是他人或者这个社会的系统秩序让你看到的，你其实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而这正是小说的用武之地。小说在这个缝隙中才会产生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
从自身经历出发，他引用普鲁斯特的一个观点，美和诗意一定是在延宕之中，在意义和真理之间。以此说明我们需要逃离或者挣脱这个符号化的社会，挣脱体系的规矩。之于“小说是讲规矩的吗”这一命题，他认为生活是要讲规矩的，但小说不是，所有小说的意义结构都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不是既定的，不是讲规矩的，在小说里应该不讲理，而不是讲理。
接下来的观众互动环节，到场作家、学者与四位评论家积极互动。
Q 想问下耿占春老师，关于诗的看法。
耿占春：自从信息传播越来越广泛，诗在这个时代的功能开始泛化。一个社会越文明，其实也越文学化，这不只是说它是虚构的，而是说那个叙事的功能，探究对话的功能，表达的功能取代了权力和暴力，我觉得这正是文学的推动。诗人还会朝着语言叙事修辞更隐秘的方向进入我们人类感受经验更隐秘的层次，使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朝向更文明的方向。它不是靠规训，而是靠自由发展，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写作是在一个粗俗的世界上进行微妙的意义实践”。
Q 我主要是创作儿童文学，但我发现我们的文化自信方面还是有很大问题，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是读着国外的绘本长大的话，那他还能长出一颗中国心吗？
马兵：伟大的文学作品最终都接近于儿童文学的品质，儿童文学的质地是不分中西的。我相信你只要把儿童文学的质地呈现出来，关乎人类最本真的爱、慈悲、恐惧等，其实就是最好的儿童文学。至于文化自信，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应该建立的，但作为写作者，首先自己要有自信。
Q 边地写作似乎存在着一种滞后性，那么云南作家应该朝什么方向探索才会不落伍，怎么表达这片土地才是有效的？
张定浩：西印度群岛的诗人沃尔科特也身处西方世界的边缘，但是他所掌握的英语或者对来自西方文明的知识，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在欧美的学者和作家。也就是说他在吸收了所有这些已有知识的基础上，他依然还是他，他所有的那个特色才能够发挥出来。你要消失自我之后，才能够获得一个新的自我。我们把时间改成空间其实是一样的，当我们放弃了边界的意识，我们对整个中心所有的东西都了如指掌之后，这个边界才会闪闪发光，才会成为新的开端。
王朝军补充道，其实我们完全也可以把中心拉过来，那么中心就不再是中心或者中心已经消散了。这个时候我们会突破边界，当然从地理上我们是有边界的，但是从内在的精神或者灵魂方面，边界现在已经其实很模糊了。你像陈鹏虽在边疆，但是他一直在坚持着先锋写作。
Q 我想问张定浩先生两个问题，一是请问我们昆明的读者有什么渠道可以得到您推荐的书单？然后我注意到您的诗作，尤其有一首《正如群星之间的阿基米德》，我留意到它从初稿到定稿，时间大概超过了十年之久，我希望您能就文学创作方面的提升给一点再具体的建议。
张定浩：最好的书单其实是从自己喜欢的作家开始，你读你自己最爱的作家，然后你读你喜欢的这个作家他喜爱的作家，从这样一本书走向一本书，走向周围的一本书，最终形成自己的阅读谱系。
关于创作的修改，他引用奥登的话，“我只有在修改自己作品的时候，我才是一个诗人，当我在写一个作品之前，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是一个有可能写出一首好诗的人，但我并不是一个诗人。”
Q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普通人，而真正面临这些困境在泥泞中的人，他是不读书的。我们这么多人写作，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只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谈论，他们听不到，感受不到，他们实际上还是不知道怎样拯救。那么我们的写作和被拯救之间的这个桥该怎么来搭？
耿占春：文学肯定是分层的，但这个层不是别的，而是它的群体受众的广泛性和群体的大小。
我们是小群体，但是我们这个小群体身边总有其他的人，当你在不断地通过交流时，我们都在扩大着这个群体。今天在座的也有网络作家，他们的群体是很庞大的。有朝一日网络文学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呢，文学的递进分层不用着急。
Q 如何避免文学作品中的时代隔阂感呢？
王朝军：首先在于你的执着和热情。另外就是你创作的勘探深度。只要你的创作始终在突破过去，无论这种突破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你依然在那个年轻的路上，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最好的。
随着评论家王朝军的发言结束，“昆明文学讲堂”也圆满结束。在这场文学盛宴中，大家都收获满满。期待我们下次再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