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者 ——李汉俊在上海
1918年岁末。
一艘从日本开来的巨轮，经过多日海上航行，终于来到了吴淞口，船速开始放缓，海浪轻轻拍打着船舷，几只海鸥迎风飞舞，迎接着远航归来的游子。
李汉俊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港口的方向。越来越接近的，是即将抵达的岸，是摩登而陌生的上海，是阔别多年的祖国。视线渐渐模糊，说不清是因为江上的雾气，还是因为奔涌而出的热泪……
留学归来
1904年，李汉俊第一次踏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年仅14岁的他，紧紧跟在兄长李书城的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陌生的世界。轮船、大海、都市，在少年的眼中是迥异于家乡潜江的崭新天地。在日本和祖国之间往返几次后，十四个春秋倏然而逝，沉潜在眼底的，是日月轮换刻下的年轮，是眼界和格局伴生的自信和勇毅。去日本时，他只带了一个小箱子，装了几件替换衣服。如今归来，行囊里装满了日、英、德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这是他十多年去国怀乡取回的“真经”，也是他日后在中国大地播撒的马克思主义火种。
一声汽笛，穿透云层，在黄浦江上空久久回响。上海到了。
上岸后，李汉俊跟随兄长李书城，一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这是他来到上海后的第一处寓所。李汉俊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在法租界换过多处寓所，其中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如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是《星期评论》社社址，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如今是中共一大纪念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年长八岁的兄长李书城是汉俊从小膜拜的偶像。1902年5月，20岁的李书城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同时入学的有黄兴等三十人，同班同学还有周树人（鲁迅）等。那年，李汉俊眼泪汪汪地送走了二哥。李书城也是打心眼里疼爱着弟弟，课业之余，想得最多的就是弟弟，每每看到身边的低龄留学生，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弟弟也能出来开开眼界该多好。但他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供弟弟出国留学的钱。
1904年初，李书城得友人吴禄贞资助，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李书城委婉地提出，希望弟弟也有机会去日本留学。吴禄贞豪爽地一挥手，说道：“这有何难？把汉俊带上，钱我来出。”于是，14岁的李汉俊，便跟随兄长一起东渡扶桑。
在日本，李汉俊学习了日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当年在日本打下的外语基础，是他日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倚仗。凭借着扎实的外语功底，他翻译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面对突然闯入的法警，他以一口流利的法语从容应对法警的盘问，最终化险为夷，与会者得以安全转移。
一封长信
黄包车把李汉俊带到了法租界霞飞路567弄弄堂口，李汉俊走进弄堂，只见石库门弄堂里的建筑还很新，大概只造了两三年，红的墙、黑的瓦，颇有些怡然自得的市井气。前后房屋间隔很近，邻里之间气息相闻。霞飞路近在咫尺，但一走进弄堂，喧嚣止息，竟是一方闹中取静的难得天地。新渔阳里6号在弄堂的深处，大门上写着“惟德是辅”四个大字。院子很小，几步就到了客堂。两层小楼精巧别致，算不得宽敞，但规规整整，倒也舒适。
李汉俊对此处的居住环境挺满意，闲暇时便去霞飞路走走，或去弄堂对面的湖北善后公会坐坐，跟湖北老乡聊上几句。某一日，他正坐在善后公会喝茶，听到有老乡在大声招呼——“詹先生来了，快里边请。”
随即，一名男子走了进来，有老乡给李汉俊介绍说：“这是詹大悲先生。”李汉俊之前早就听闻过詹大悲的大名，知道此人经历非凡，胆识过人。
李汉俊与詹大悲一见如故，一聊又知道都居住在新渔阳里，比邻而居，彼此便多了一些亲近。两人从此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聊时事，聊正在日本风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两人还合作翻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原理》，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
某日，两人一起喝酒，詹大悲趁着酒兴，说道：“汉俊，你虽年龄比我小，但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佩服得很。来来来，敬你一杯，你我投缘，真想学古人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李汉俊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没想到，酒后戏言，竟然一语成谶。
冬去春来，法租界里梧桐披了新绿，街心花园鲜花争奇斗艳。这一日，詹大悲叫上李汉俊，兴冲冲来到湖北善后公会，说要给他引见老乡。进了善后公会后，詹大悲熟门熟路走进一个房间，指着两名三十多岁的男子，给李汉俊介绍说：“这位是董贤琮（董必武原名贤琮，号壁伍，“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用的谐音），武昌起义时，贤琮从家乡赶到省城，参加了汉口保卫战。从那时起，我俩就成了并肩战斗的好兄弟。这位是张兄国恩。”
四位湖北老乡在他乡相遇，聊得畅快。之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讨论匡时济世的良策。李汉俊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他们。董必武等人虽一时看不甚懂，但听着李汉俊讲解，竟也入心入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可日益加深。
李汉俊对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他后来把这个形象的比喻写进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一文。不知不觉，李汉俊俨然成了他们的中心，成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指路人。董必武后来多次回忆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法租界的生活成本无疑是高的，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詹大悲、董必武等人日渐拮据，最艰难的时候，靠詹大悲典当衣服、蚊帐度日，詹大悲和董必武有时只能共穿一件长衫。李汉俊虽竭力接济，但他自己也并不富裕。
如此饥一顿饱一顿总不是个事，董必武便和张国恩一同回到武汉，准备创办一份报纸，反映民生多艰，替老百姓说话，还可以用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报国愿望一次次受挫。董必武深感彷徨和焦虑，于是写信给李汉俊，述说苦闷。
收到来信，李汉俊的心情也很沉重。他知道，董必武他们遇到的阻力，正是革命遇到的阻力。该如何冲破这重重阻力呢？他陷入了沉思。思考多日后，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了一封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回信。
李汉俊的信像一道雷电，瞬间击中了董必武的头脑。他反反复复读李汉俊的来信，越读越觉得有道理。这封信，让董必武真正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此，他成了“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共产主义者。
世界新开
李汉俊在新渔阳里6号入住半年后，某一天，有客来访，来者是李汉俊在日本结识的友人，邀请他出任《星期评论》的编辑。故人重逢，分外亲近。两人谈起时政，颇为忧虑，都认为启迪民智很有必要。因此，李汉俊欣然受邀，出任《星期评论》的编辑。
《星期评论》创办于1919年6月8日，办刊宗旨为：介绍世界大势与思潮，唤起不满社会现状的青年，使他们能够了解该打破的是哪些，该解放的是哪些，该建设的是哪些。
创刊初期，《星期评论》主要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两个月后，由于李汉俊的加盟，刊物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成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被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这一年的8月17日，李汉俊以“先进”为笔名，在《星期评论》第11号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怎么样进化？》，很快，李汉俊成了《星期评论》的主笔，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1920年元旦，《星期评论》周刊发表了新年宣言《红色的新年》。当时的社会民众刚刚经历过半年前疾风骤雨般的五四运动，精神创痛尚未愈合。新兴的知识分子处于危局之中，感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苦心探索着中国的出路，发出了红色新年“世界新开”的呐喊。
“世界新开”的呐喊正是李汉俊的心声，他既是“世界新开”的热烈祈盼者和呼吁者，也是务实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他不遗余力地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思想武器交给民众。他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1920年2月，李汉俊与兄长李书城迁往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居住，《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部搬到了李汉俊兄弟的寓所。同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回到上海。《新青年》与《星期评论》，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军阀政府的强行干涉下，《星期评论》被迫停刊。但《星期评论》社并没有停止战斗，在6月7日刊发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中，李汉俊等表示，他们将专心致志于“刊行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我们生存一天，一定是为改造社会尽力一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是研究会骨干成员。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共有成员17名，陈独秀是书记，李汉俊是重要成员。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李汉俊是编辑部主要成员。
在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一切重要活动，李汉俊都是重要参与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一切宣传机构，均与李汉俊有着密切关系。他或是刊物的主编，或是主要撰稿人。这些宣传阵地，正是在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展现出光彩夺目的理性光芒。也正是有了李汉俊这样的先驱者以及无数接力者，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才能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一个新世界即将打开，一个伟大的政党正在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