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看着从遥远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寄过来的新书《阆苑仙葩》，我心中充满惊喜，2020年春节前那个惊喜的傍晚又在我脑海浮现。

春节前的一天，我开着车在下班回家途中，突然，宜兴市作家协会徐主席打电话说，我申报的市委宣传部文艺精品扶持项目《阆苑仙葩》已通过审核。那一刻，我心情激动万分，整个春节期间都沉浸在喜悦中。

经冬复历春，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突然降临，全国大中小学、厂矿企业被迫关门，人们均居家隔离，新闻出版单位也不例外。春节后我闲赋在家隔离，想尽快实施出书计划，于是，联系北京、陕西、海南、扬州等多家出版社，均遭到疫情期间员工没上班、书号申请困难、出版费用高昂等拒绝。我不甘心，联系2015年8月份替我出版散文集《清心神逸》的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责任编辑马老师，他听说后，也表示爱莫能助。面对疫情严峻形势，能否按计划将书出好，我感觉希望渺茫。于是，我打电话给宜兴市作家协会表达对出书的担忧。

一天上午，我正忙于写江苏省散文学会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征文。马老师突然打电话说，小赵啊，告诉你件事情，我在网上看到你有一篇写小燕子的文章，记得在你出版的文集《清心神逸》里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弄出一本教育文集，你那篇小燕子文章被收集在里面。出版社给过你稿酬吗？你本人同意过出版社这样做吗？

“没啊！”我惊讶地说。

“这样的话，应该是侵犯你的著作权了。”

“啊！？侵权了？马老师，我既没有接到出版社任何人电话，也没有得过一分钱稿酬啊！”略作回忆后，我继续补充说，“我那篇文章叫《春燕来归》，记得2014年春天吧，发在《四川日报》副刊上。当年被四川省绵阳市当成中考语文考试阅读理解题，后来被全国上百家学校单位当成考试卷，这件事我晓得，当成考试卷不应该算是侵权吧？”

“那就对了，当成考试卷不应该算是侵权。可黑龙江那边是商业行为，没有你本人授权许可，侵犯你的著作权是无疑的。”马老师非常自信地说。

“马老师，就算出版社侵权，那要怎么弄呢？”我迷茫地问。

“不急，你呀，先查查国家《著作权法》，然后咨询一下律师，可以委托律师写一封律师函寄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再说。”

“妈呀，写律师函，那不就要打著作权官司嘛，律师函能管用吗？”我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问题严重，紧张地问。

“国家尊重知识产权，作家著作权受到法律保护，中国作协有权益保护办公室，你也可以电话咨询。这事吧，我觉得你还是先咨询律师再说。”

挂断电话，经过一番思忖，我心里暗暗叫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在遥远的北国，离江南宜兴市有近三千公里。坐火车去黑龙江两天未必能到达，坐飞机费用不菲。目前，正值全国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律师能否肯受理著作权事情。想到一系列问题，我内心纠结起来，思绪剪不断理还乱，像乱麻一样紧缠在一起。就著作权维护问题如何咨询律师写律师函，如何与黑龙江出版社方面沟通，陷入深深的焦虑中。

经过一番思索，我觉得首先应该找到侵权证据，于是从网上下载相关侵权截图。抱着试探的心态，带着我的散文集《清心神逸》、微信截图、身份证等资料，我走进江苏锦云律师事务所，就著作权问题与周律师谈律师咨询，表达想请他们写律师函的意思。

看着资料，听着我的请求，两位律师神色凝重。片刻，只见周律师站起来，转身从身后书架上拿出厚厚的一本法律资料书，放在暗红色的茶案上翻阅起来。我无心喝茶，心情忐忑不安，像等待法庭宣判一样紧张。

“赵警官，这事难办噢。”周律师突然开口说。

“周律师，咋了？”我惊慌地问。

“我们律师事务所还没打过著作权官司，这是其一；其二吧，黑龙江离江苏省很远，打官司特别不方便，疫情期间也没办法取证啊。就算跑到黑龙江取到证，要请公证处公证，还要证据保全，都要花钱；其三吧，江苏省对这桩案子没有管辖权，管辖权在黑龙江呢。”周律师面带难色，慢慢与我分析道。

“罢了，罢了，国家提倡依法治国，没想到明明知道别人侵犯著作权，还这么复杂没法维护啊！周律师啊，我看不行啊，干脆就算了，不要折腾了吧。”我听后连忙摆手，想打退堂鼓站起来出门去。

“赵警官，你不要走啊。不知出版社当时什么情况，或许不是故意行为。既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确实侵权了，律师事务所免费帮你写律师函，我马上安排。”

我感觉无比困惑：若出版社方面不理睬律师函怎么办？需要跑黑龙江一趟吗？需要打官司吗？第二天，谈律师给我发来律师函。仔细看过三遍后，我作了适当调整，告诉律师可以将函寄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面对遥远的北方，我思忖着出版社侵权的各种可能性，对律师函能否起作用不抱希望，这事一度被遗忘了。

十天后，马老师突然打来电话说：小赵啊，你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写律师函了吧？出版社那边收到函后，特别重视啊。张社长专门找到江苏省教育出版集团，教育出版集团找到江苏省凤凰美术出版社，他们想通过我与你协调著作权事情呢。

“啊！？黑龙江那边这么快就回应啦！那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协调呢？”我听后，惊讶地问。

“那是好事，说明人家特别重视啊！”

“马老师，不需要打官司了吧？怎么协调呢？”我进一步追问。

“打官司不是好办法。既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态度很诚恳，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过了很久，马老师提醒道，“就算你打赢官司，按照《著作权法》，估计一篇文章也赔不了多少钱，干脆啊，不如这样吧。”

“马老师，咋样好呢？”我急迫地问。

“我听说你不是一直想出书吗，现在出版独立书号的书太难了，又值疫情期间，出书是难上加难。宜兴市委宣传部不是已经扶持你出书了吗，你啊，不如干脆就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帮你出书，大家合作双赢，岂不两全其美。”

“好啊！高，实在是高！”我连声称赞，并明确同意请马老师按此办法协调。

三天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社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由于管理上疏忽，当时编辑找了我很久，均无法与我本人取得联系，后来事就被耽搁了。出版社对侵犯我的著作权表示道歉，并真诚表达出版我的文集《阆苑仙葩》的意愿。他还表示，下一步，出版社会立即安排资深编辑徐社长与我联络。疫情期间，徐社长采取居家远程办公形式，帮我完成出书意愿，对我著作权作另一种补偿。

我与徐社长互加微信，维护著作权与图书出版之路同步进行。经过多次洽谈、磋商，我与出版社就著作权谅解备忘、图书出版项目申报、出版合同订立、审核书稿、版面设计等事宜最终达成协议。

2020年7月，我收到来自冰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样书，心中充满无比惊喜。从遥远的冰天雪地的北国，我看到疫情期间文学出版界的一缕曙光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