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学》2021年第5期｜杨牧原 杨文学：国家行动
当我们苦心孤诣地揭开麻风神秘的面纱，突然发现，这个千年恶疠被降服的漫长过程，就是一个政党执政为民最真实的历史写照。
——题记
十忆九悲，不生不灭
20世纪60年代，山东昌潍地区，一个叫李庄的村落。
处在黄河古道上的昌潍地区，是山东省麻风病的重灾区之一。这里自上而下建立了覆盖全地区的防治机构，同时建设了大大小小几十个麻风村。所谓麻风村，就是相对“隔离”，专门用来收治麻风病人的村落。
麻风病人王全得在麻风村治疗两年之后，被确认为完全治愈。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血液和组织内已经检查不出麻风杆菌了。在医生潘玉林的眼里，这是一个近似于完美地被治愈的病人。麻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肢体、面部的伤残，于是，医生们着手安排王全得出院回家。
此时的王全得刚刚20岁，他在18岁的时候被确诊感染了麻风。家人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就将他送到了麻风村进行治疗。在两年的时间里，他遵照医生的要求按时吃药，治疗效果一直很好。因为病情发现得早，又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他的病情没有发展到肢体残疾的程度，甚至身上连红斑和溃疡都没有。可以这么说，他的皮肤和血液都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是健健康康的。
阔别故乡两年多的王全得异常兴奋。两年前，他被送到麻风村的时候，内心是绝望的。他觉得自己永远也离不开这里了，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永远也见不到兄弟姐妹了。一想到邻村里那个被麻风致残的光棍老人在冷漠的目光里活着的无助与凄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余生。他开始仇恨麻风，仇恨生命，仇恨时间。他想要自杀，想要依靠这种方式摆脱麻风病的伤害。在麻风村两年多的时间里，随着病情的不断好转，王全得相信，他的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只要按时吃药，就一定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于是，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王全得是幸运的，仅仅两年的时间，他痊愈了。王全得抚摸着自己光滑的皮肤，拍打着自己充满活力的四肢，激动地喊起来：“我好了，我好了！”拿着医生开的证明信，他迫不及待地飞离麻风村。
从麻风村出来，王全得感觉自己的激情前所未有地澎湃。近一百里的山路，他凌晨出发，晚饭前就回到了村子里。
故乡，我回来了。
晚饭前的村子里是最忙碌的，乡里乡亲们都从庄稼地里回来了，推车的、赶牛的、扛锄头的、背草筐的，空气中洋溢着一股农忙后的惬意。王全得高兴地冲着乡邻们打招呼。乡亲们一抬头，看见了王全得，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脸上充满了恐惧，仿佛看见了一个魔鬼！
乡亲们开始后退，快速地跑回家里，砰的一声就关闭了柴门。坐在门口的老人带着小板凳退回到院子里，母亲把小孩子从街道上一把拉回来，男人把停在门口的牛羊也赶进了圈里……
凡是王全得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关了院门。
王全得百思不解。他说：“我的病全好了，医生让我出院的。”可是没有人听他辩解。王全得拿着单子说：“这是医院开的证明信。”可是依旧没有人看。他的真诚表白被躲避的村民们无情地抛在了身后。
王全得知道，大家伙惧怕麻风。当年他走出村庄的时候，乡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好歹王全得想得开，没关系，自己的麻风已经治好了，医生说，治好了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治好了就跟大伙一样是一个正常人了。
家里的大门没有上锁，王全得高兴地一把推开，看见一家人都坐在院子里吃饭，喜悦地喊道：“爹，我回来了。”父亲的头抬了起来，他看见王全得灿烂的脸时惊住了，手里的碗筷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两个弟弟和妹妹看见了王全得，高兴地放下碗筷，跳起来就要扑向他。突然，父亲大喝一声，吓得孩子们都愣在了原地。父亲走过去，抬起右手，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王全得的脸上。这一巴掌打得王全得头晕目眩，彻底地击碎了他一天来无比愉悦的心情。父亲以一种严厉得难以回绝的语调质问道：“你为什么跑回来？”王全得捂着脸颊，痛苦地说道：“爹，医生让我回来的。爹，我的病治好了。”父亲似乎不相信他的话。王全得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盖着红色印章的纸片给了父亲：“爹，我的病治好了，这是证明信。”父亲将证明信一把抓过来，狠狠地扔到一边：“不可能，不可能，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听说过大麻风能治好！他们这是不想要你了！你现在回去，赶紧回去！”
王全得低着头，委屈的眼泪再也无法阻止。这个时候，同样惊讶的母亲站了起来：“回来了就回来了吧，走了一天了，先吃饭吧。”然后，她犹犹豫豫地拿起了一双碗筷，似乎在做痛苦的抉择。良久，她将碗筷放到了王全得的手里。
晚上，王全得的父亲一直蹲在门口，抽着旱烟，母亲走过来，问道：“他爹，睡觉吧，回都回来了。”父亲说道：“我是担忧啊，全得回来了，咱这个家要完了。”
母亲有点纳闷地问道：“全得不是说他的病都治好了吗？还有证明，盖着红戳呢。”
父亲长叹了一口气：“那又怎么样？刀子能杀人，舌头也能杀人啊！你忘了全得查出麻风被带走的时候，村里人是怎么对待咱的？这安生日子才过了两年啊！”
母亲不再说话。她望着黑夜中寂静的院落，仿佛一场难以抵御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恐惧，顷刻间渗透到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和血液里。
自从王全得回来之后，村子里的流言蜚语就铺天盖地。有的说王全得的麻风治不好了，他回来是等死的；有的说王全得在外面传染了别人，被麻风村赶回来了；有的说王全得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家的鸡就死了；更多的人说王全得全家都传染上了麻风，大麻风啊，毒着呢，染上了就是个死……
于是，村里的人开始疏远王全得一家，看见他们家的人，都远远地躲开。没有人和他们家走动，没有人和他们家交流，他们一家人仿佛独立于这个村庄之外，或者说，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歧视令人绝望，孤独让人寒冷。但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父母没有赶走王全得，只是将他限制在了自己的家里，不准他在村里走动。可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事情却接踵而至。
早上，父亲去村里唯一的水井挑水，却发现架在水井口上的辘轳头不见了。没有辘轳头，是无法从深水井里提上水来的。父亲无奈地开始挨家挨户地打听，可是，没有人给他开门，所有人躲在门后的回答出人意料地一致——不知道！没有一家承认自己家拿走了辘轳头。下午，父亲却亲眼看见邻居从另一家拿来辘轳头，摇出井水后，又带走了辘轳头。接着，王全得一家也找不到碾杆了，情况跟去水井打水如出一辙。再接着，村子里所有公用的东西，诸如打场用的碌碡、捣米用的石臼等等，他们家都无法使用了。
父亲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是村民们的集体行为，他们是集体抛弃了这个家庭，抛弃了这几个活生生的生命。父亲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送走王全得，要么全家渴死、饿死。
父亲和母亲没有送走全得。因为他们知道即使送走儿子，他们家也是恶魔之所——王家早就已经陷入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孤独，是人类走向灭亡的罪魁祸首！
那一夜，抽了一夜烟的父亲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一个令人无比痛心的决定。
王全得归家的第五天，正逢镇上大集，父亲拿出家里的积蓄，买回来猪肉和白面，包了一顿饺子。几年没见过白面猪肉饺子的全得和弟弟妹妹很是兴奋，他们手都来不及洗就坐下来吃饭。这一次，母亲没有怪罪，父亲没有斥责，两个人坐在桌子边，看着孩子们欢快地吃着水饺，自己却没有动筷子。
吃着吃着，最小的妹妹突然喊起来：“娘，我有点肚子疼。”母亲忍住泪说：“不要紧，慢慢吃。”弟弟也跟着喊起来：“娘，我也肚子疼。”母亲说：“是吃急了，慢慢吃。”全得也说：“娘，我也肚子疼。”母亲还是说：“吃吧，没事的。”
接着，妹妹和弟弟放下了筷子：不吃了，肚子疼得难受。
父亲大喝一声：“吃，全都给我吃光！”
弟弟和妹妹害怕了，因害怕和疼痛导致颤抖的双手再次拿起了筷子，吃光了所有的饺子。然后，他们开始流汗，脸色开始变白，并不住地抽泣。母亲抱住两个孩子，用尽平生的力气抱得死死的，然后号啕大哭起来。慢慢地，怀里的孩子不再抽泣了，身体开始僵硬、冰冷，最后安安静静地倒在了地上。而在一边年龄更大的全得仿佛明白了什么，他只是捂着肚子，没有任何呻吟，蜷缩在角落里。王全得心里非常明白，这个家庭的不幸因他而起，他的不幸因麻风而起。他觉得自己有罪，如果说此时他有怨有恨的话，他只能痛恨这该死的麻风。王全得一言不发，静静地蜷缩在角落里，他受够了村里人的白眼，受够了活着的一切感受。就这样，他的瞳孔渐渐散开，他看不清父母的样子了，看不明白这个游荡着麻风的世界了。接着，那个倔强的老人站起来，拿出两根长长的绳子，一根给了妻子，一根留给了自己，两个人将绳子拴在了房梁上，然后走上了两个高高的凳子……
20世纪60年代，从山东昌潍地区麻风村治愈的年轻小伙子回到家中，再次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歧视与孤独。最终，父母带着几个孩子在村民惶恐的目光中选择了自杀。
曾经为他治疗麻风的医生潘玉林已近80岁，按说到了忘事的年龄了，可是他却无法忘记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麻风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是罄竹难书的。麻风不仅让有药可治的现代患者痛心伤臆，更让无药可用的古代患者痛入骨髓。
公元680年，盛唐长安，太白山。霜染层林，落木萧萧。
一名50岁的老者跪在一棵古老的白桦树下，用手肘夹着一柄粗糙的锄头，用尽浑身的气力，不断地锤击着板结的土地，地面在他毫无力量的锤击下依旧顽固地保持完好。
日复一日，他已不再苦吟。诗，已被疾病蹂躏成了一地鸡毛。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大脑一片混乱，他再也无法进入他熟悉的写作领域，无法写出他熟悉的骈文和诗歌，尽管他曾是一位“学诗漫有惊人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杰出诗人。在同时代的诗人里，他的作品华丽而不艳俗，磅礴而不拘泥。可此时，他的残手已无法握笔了。现在的他，只剩下一个生活目标，挖一个坟墓，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在埋葬自己的肉体的同时也埋葬诗歌。
粗糙的锄头的木柄将他的双肘磨得血肉模糊，但是他没有感觉，哪怕是丝毫的疼痛。失去触觉，让他无比绝望。他将工具扔在了一边，依偎在树干下。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对他来说都是艰难的，他举起那柄锄头所耗费的力气和工时，也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数倍，因为他的双手已经没有了手指，只剩下两个血肉模糊的肉球。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20多岁时，他写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整个初唐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长安古意》。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那是充满抱负的时节。而20年之后，诗歌给他带来的荣光已经随风而去了。他只能独自依偎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剩下的是绝望和无助。
他的人生曾经是风光的。他和一群富有创造力的诗人，用才智和激情开创了一个中国古诗的盛世；他引导了传统诗歌的发展；他曾经和同时代的诗人被誉为“初唐四杰”，享誉海内。而现在，他却像是一个被人遗弃的残烛，难以维继。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夸张色彩的诗歌和他无缘了，诗歌的盛世离他远去，他的身边只有无边的落寞和漫长的痛苦。
他只有速死以求解脱。
他用浑浊而通红的眼睛，凝视着眼前这个无法完成的坟墓。难以闭合的双眼让他失去了人性的灵光，摇摇欲坠的下颌让他的口水不断地流下来，诗人的潇洒被狰狞的面目所替代。他厌恶自己的样子，厌恶自己的双脚，厌恶自己的双手。他厌恶清澈的水面，厌恶磨光的铜镜，凡是能让他看到自己形体的东西，他一概拒绝。他躲进这寂寥的山林里，想挖一个可以埋葬自己的土坑，可是令人悲哀的是，一个能在诗歌里纵横驰骋的汉子，却连挖一个埋葬自己肉体的坑都办不到了。
一声长叹。
他放弃了，彻彻底底地放弃了。现在，他已经如同一个死人一样，瘫软在这片他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的土地上，除了还在跳动的心脏和流动的血液，他的心已死，一切已与死人无异了。
最终，他决定了，其实只不过是把那个时间提前了一些，把自己早就有的想法提前了一些。他动了动身子，趴在地面上。他的双脚已经不能站立，他匍匐着，一点一点地匍匐着，越过白桦树，越过自己的墓地，爬向下面湍急的河流。他用嘴唇吸食着河水，可是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温度。
他不再犹豫，一下子翻滚进了湍急的河流。
河流突然像是受到了沉重的震击一样，狂怒爆裂，卷起一波高昂的浪涛，带着那具不完整的躯体，冲向远方。它带走了饱经风霜的肉体，却留下了令人憧憬的灵魂，同时留下的，还有那个响彻云霄的姓名——卢照邻。
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
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节选自卢照邻《释疾文·粤若》
公元680年前后，“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因写诗而入狱，从长安监狱获释后，不幸感染了麻风。随着面部残疾的出现，他隐居山林，与世隔绝，之后病情急剧恶化，造成了肢端残疾。在麻风的折磨之下，卢照邻最终选择了自杀。
卢照邻患病后在自己的《五悲文》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骸骨半死，血气中绝，四支萎堕，五官欹缺。皮襞积而千皱，衣联褰而百结。毛落须秃，无叔子之明眉；唇亡齿寒，有张仪之羞舌。仰而视睛，翳其若瞢；俯而动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灭。”
这是一个大诗人对麻风病的描述，也是一个患者最真实的感受。抛开诗人内心的痛苦，仅从语言上来讲，这段描述简直就是一篇绝妙的美文。而从感情上来看，这却是一个麻风患者对病魔的血泪控诉——骸骨半死，血气中绝，四肢萎堕，五官欹缺。
我们查遍所有的关于麻风病的记载文章，只有卢照邻的这篇《五悲文》如泣如诉，从感受到认识都入木三分。1500年前的卢照邻用诗文记录下自己患麻风的痛苦；1500年后的王全得不识字，却从四邻冷漠的眼光和躲避的行为里，感受到麻风病人的不幸。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以示对这个千古恶疾的抗争。今天，从山东、浙江到广西，走访了几十个麻风村，采访了那么多的麻风病人后，我们理解了，我们认同了，在一个肆虐了几千年而不死的病魔面前，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一旦被这个魔头盯上，从个体意义上来说都是无助的、悲哀的。
不管是卢照邻，还是王全得，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病不是简单的个例。在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几千年的进程中，在地球生物生存和进化的几千年时间里，它是隐于黑暗的，又是肆无忌惮的；它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又是受人万般唾弃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病种像它一样延续数千年；从未有一个病种像它一样一成不变；从未有一个病种像它一样，给人类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如此长久的折磨，造成如此巨大的摧残！
它是一个可怕的恶魔，来自难以发觉的恐怖深渊；它伺机蚕食人类的身体和心灵，将人类拉到生存和死亡的边缘；它在地狱的大门前不断地徘徊，狞笑着把不幸的患者推向无底的深渊。
它就是麻风，一个把人置于生死边缘、久久游荡于人世的远古恶魔。
谁是他们的大救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内需要和共产党“一争高下”，对外要应对日本的威胁，毫无精力放在内政建设上，对于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更是毫不关心，而和百姓联系紧密的基层政府，却助长了乡绅和宗族势力对麻风病人的迫害之风。
那时的基层社会，是一个较为合情却又极不合理的社会，官与绅相互配合，共同治理乡村，这原本是合乎社情的。在和平环境下，确实能用最少的财政支出来管理、治理乡村。但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尤其是在危机环境下，人的劣根性可能就展现得淋漓尽致或暴露得一览无余。对于麻风这样一种恶魔，在缺少现代医学知识的地方，百姓想到的处理方式只有“眼不见为净”；地方政府只能听从有最大权势的乡绅的建议，将少数的麻风病人处以极刑。
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旧时民间便流传着六种残害麻风病人的手段，即快性（枪决）、升天（火烧）、挂干巴（绞刑）、见药王（服毒）、见土地（活埋）、会龙王（投水）。诸如此类的记载在西南许多地区的地方志或族规上屡见不鲜。被赶出村落开除村籍，已经算是对麻风病人的“宽宏大量”了，被赶走的病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麻风窝子”“麻风山”等，这些地方也成了当地民众望而却步的恶魔之地。在很多地区，一经发现麻风病患者就会将他们缝制到牛皮中活活闷死，以避免麻风病的进一步传播。即便在患者死后，他们的家属乃至整个家族依然会遭到社会的排斥。这种社会规则千百年来盛行不衰，成为处理麻风病人最传统、最简洁、最普遍的方式。
在史料的记载中，对于麻风病人的处置更为骇人听闻的案例，多发生在偏远地区。
民国三十年（1941），贵州普安县政府要求各乡将麻风病人迁入深山老林，违者保甲连坐；同年，云南双柏县崇德镇第三保保长将10余名麻风病人“光荣处死”；《楚雄彝族自治州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强迫80余名麻风病人服毒自杀；《丽江地区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党营长安纯三下令枪杀200多名麻风病人……
军队集体枪杀麻风病人，这是骇人听闻的案例！
诸如此类的官民合作“治麻”的事件还有很多，这些毫无人性的粗暴的处理方式，在造成极大的社会轰动、带来极坏影响的同时，也将人们对麻风的恐慌推向极致。但是，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整个社会无暇顾及，而更可悲的是，社会和民众都认可这些事件的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所有文献记载中，都没有发现国民政府防治麻风的任何行动。
在近代中国，麻风和麻风病人都被无情地遗弃了。
此时的近代中国，由于战争的摧残和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麻风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感受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绝望。在麻风病将要被治愈的年代，他们需要留在社会中，他们需要治疗，他们需要活下去，他们更需要像正常病人一样的尊严！他们在呼救，他们在呐喊，他们在撕心裂肺地寻找救星……
就在中国众多的麻风病人坐以待毙的时候，一个拯救他们的政党，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行程25000余里，来到了中国的大西北。这个政党在自己的安全还没有保障的时候，就把温暖的目光投向了麻风和麻风病人。他们将开启一段70年防治麻风、70年拯救麻风病人的感人的历史！
麻医，一个冷清的职业
在中国麻风防治的初期，解决了体制与管理上的问题，依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短板，那就是顶层和基层皮防站几乎没有专业医生。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缺乏先进的技术、必要的设备和有效的药品，但是更加缺乏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从业医生。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医学院校数量很少，拥有高等学历的医师多数都来自欧美国家。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竭力推进医学教育，努力培养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有的专业医院使用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前留下的设备，一架小小的显微镜、一只小小的消毒锅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各地的医疗卫生院校也是沿用了新中国建立前的旧制，缺乏专业的老师；到了农村，仍旧依靠乡医郎中手里的“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来缓解群众的病情。而对于麻风防治工作来说，情况更为严重，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几乎没有任何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
麻风作为皮肤病的一种，出人意料地在全世界的医学教科书中都鲜有涉及，就是简单的不到一千字的一小节的介绍。医学院校的老师们不会讲麻风，学生们就只能用自学的方式，在简短的一千字的文章中去了解那个古老的疾病。实际上，直到今天，在全世界的医学教科书中，也没有过多地涉及麻风病的内容。老师们都会“充满自信”地告诉学生：“麻风已经很少了，大家回去看一看就行。”他们应该不知道，在今天，全世界每年依然有几十万的新发麻风病人。
在70年前，西方少数条件较好的国家，还能通过讲座或报告的形式针对麻风进行必要的讲解；而医疗卫生教育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要找个懂麻风的专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整个国家近百万已患病和新发的麻风病人，需要的是大量的专业医生和护士为其诊疗和护理，加之麻风病人基本上散居于各个偏远的山区，因此，医生的实际需要量更大。没有专业的人才，再好的设计也无法落地。
大量的医生从哪里来？
显然，刚刚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直接分配到各个麻风病区，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知识。麻风在发病的初期，外在表现并不明显，对此一无所知的毕业生们根本无法快速和准确地发现麻风。同时，麻风在那个年代还是被认为有着强烈的传染性，加之麻风病人致残后的恐怖特征确实令人生畏，即使经过培训的毕业生们，也必须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过人的心理承受力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麻风病医生都是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一个职业。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以济南为中心，确切的说，国家卫生部以山东省麻风研究所为依托，开始举办麻风专业培训班。从这个班出去的麻医成为省市麻风防治领域的中流砥柱。
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们开始接受正规的麻风防治知识的学习。他们第一次知道了麻风该如何鉴别、如何治疗以及如何保障麻风病人的权益。随后，这些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们分别进驻各个级别的麻风防治机构。从省到市，从市到县，从县到各个乡镇、各个农村，这批医生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国麻风高发的区域。然后，他们在各自的区域又开始对乡镇医生、赤脚医生等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进行培训，教给他们诊断和治疗麻风病人的方法。这么一来，在整个中国大地上，真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受到过专业训练的，能够应对麻风防治的医疗团队，他们的工作涉及麻风的发现、治疗、收容、后续的跟踪、社会宣传、科学普及等方方面面。这个有几万人组成的医疗团队，成为近40年时间内中国麻风防治的主要力量，完成了党和国家下达的在中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历史使命。
在这支救死扶伤的麻医队伍里，沂蒙人黄义算上执着的一个。
孤独，22年
1968年，山东费县。
37岁的黄义在太阳底下足足奔波了70多里路，而这才刚刚完成三个村庄的普查任务。这一次出门，他要跑20多个村庄。今天没有自行车，他只能靠自己的双腿。他感觉异常疲倦，双腿像是被沂蒙山里的荆棘缠住了一样，异常沉重。眼看着天已经有些擦黑了，他需要找到一个相对安适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
看到前面有一家招待所，他长舒了一口气，提着行李走了进去。正当他在招待所的登记处工工整整地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的时候，服务员一眼瞥见了他填写的工作单位，马上大声地质问起来：“麻风？”黄义被这声严厉的质问惊住了，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服务员二话不说，从黄义的手中一把将登记表抢了过来，狠狠地撕掉，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这里没有床位了！”黄义纳闷地问道：“刚才你还说，你们这里还有二十几个床位呀。”服务员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里没有给麻风住的床位。”黄义赶紧解释道：“我不是病人，我是皮防站的医生。”然后他把自己的工作证拿出来，不断地重复道：“姑娘你看，我是一名医生。”服务员根本不看他的证件，只是继续喊道：“我不管你是什么医生不医生的，麻风医生和麻风病人都不能住，传染！传染你不知道吗？”黄义还想辩解，服务员转身喊来了五六个人。他们远远地站在柜台的后面，大声责备他：“你不能住在这里！你难道不怕传染给别人吗？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面对他们的步步紧逼，黄义退出了招待所的大门。只听砰的一声，大门被死死地关上了，接着一个声音传出来，一下击中了黄义的心：“都给我记住了，不能让麻风进来！”
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是悲伤的，是无助的，但是他愤怒不起来，一整天的奔波已经令他没有任何力气去愤怒了。他只能默默地扛着自己的行李继续赶路。此时，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没有车辆，甚至也没有人影。他不知道该去往何方，不知道有谁可以收留他。他想大声地呼喊，大声地哭泣，因为无数难以名状的伤痛就如同沉重的山石一样，结结实实地压在他的心头，无论他使出多大的力气都没有办法将它们移动哪怕一厘米的距离。
也许，自己的同行可以接纳自己。虽然这里距离最近的卫生院也有十几里的路程，但是那里至少能给自己提供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他背着行囊，向着十几里之外的地方走去。夜色无边，孤独的黄义是那样的无助，心里五味杂陈。此时夜已深，周围寂静得令人害怕，他的身躯也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在漆黑的夜里，黄义一个人走在空空荡荡的路上，这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经历过的场景，在他的记忆深处，始终无法抹去。
终于，他抵达了一个乡镇卫生院。原以为自己的同行会接纳他，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他遇见了同样充满歧视和布满恐惧的目光。他又一次想到了离开，可是现在他又能去哪里呢？最终，疲惫至极的他选择了妥协。不走了，就在诊所里住下，只要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足够了。
第二天，黄义到食堂吃饭。他每次下乡总是准备一些玉米面窝头，有时也带上几个白面馒头，能赶上乡镇卫生院食堂开饭就是天大的幸福了。轮到他打饭的时候，他递上饭票，看到香喷喷的饭菜到了自己的碗里。正当他转身的时候，突然跑过来一个人，在厨师耳朵边上说了些什么。厨师马上走过来，一掌打翻了他的饭盒，热乎乎的饭菜瞬间掉落一地。“你出去吃，这里不允许大麻风吃饭。”“麻风？”周围的人开始躁动起来，然后哗的一下都躲得远远的。空旷，立时覆盖了黄义的双眼。
黄义没有回答，也没有争辩。他蹲下来，用手把掉在地上的饭菜重新装回到自己的饭盒里，然后拖着已经毫无知觉的身体一步一步地走向门外。走着走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喉咙里噎着一个东西，死死地顶着他的上颚。他开始不断地吞咽口水，想要把那个硬东西咽下去。好像成功了，又好像失败了……他端着饭碗，找到一个地方蹲下来，想要吃饭，却发现自己的筷子找不到了，也许刚才不知道被打到什么地方去了。算了吧，还得赶路呢，不再回去寻找了。他在自己的裤腿上擦了一下手，然后用手抓起了馒头，一下塞在了嘴里。突然，刚才嗓子里的那个硬物再一次出现了，他再也无法忍受，一口将馒头吐了出来，然后毫无顾忌地放声哭了起来。他抱着饭盒，蹲在地上，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大声地哭着……
黄义是委屈的，但是他无能为力。我们也无法想象一名麻医面对社会和同行的歧视是多么委屈和无助。
黄义一边哭着，一边吃完了饭菜。他实在是太饿了，不敢浪费这些饭菜；他必须吃饭，因为接下来还要赶往另一个村庄，这一去又是40里。
黄义简单收拾了一下，擦去了泪水，开始了下一个行程。
在他的身前，热烈的阳光灼烧着他，似乎要耗尽他体内的最后一点血液；在他的身后，阳光下的身影伴随着他，他走得越远，那个身影就显得越高大。
而黄义的这一走，就是整整22年。
1931年出生的黄义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忘记了自己父母的样子，因为他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然而，如果说起他的家，只有一个叫“皮防站”的地方令他毕生铭记，因为他人生四分之一多的时间一直在那里停留，足足22年。
1963年，32岁的黄义离开部队，按照组织的安排来到了费县。他在孤儿院长大后参了军，并在部队读了医校，而后转到山东省卫生防疫站防疫大队。此时，鲁南地区恶性传染病十分猖獗，尤其是麻风。基层缺乏专业的医生，黄义便来到了费县，先后参与黑热病等多种流行疾病的防治。几年后，黄义接到下乡的命令。他简单地收拾了行囊就踏上了征程。
出了费县老城往北，徒步50里路，越过数座山丘，在一片山坳里，黄义卸下了行装，抬头远望，看见了不远处的目的地——一个小小的村庄。
之所以称得上村庄，是因为这里最多的时候住着400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庄稼和饲养的牲畜，甚至村里还有类似村委会的组织机构。但是，这里又远远称不上是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多少年来没有婚嫁，居民也没有这里的固定户口。它没有传统村落的布局，只有几排被四面围墙包围起来的瓦房。更重要的是，每一年，这里都只有进来的人，却极少有出去的人。
黄义看了看村庄的环境，确信自己没有来过这里。在费县的几年时间里，他没有来过这附近的任何地方，虽然他曾经踏遍了沂蒙山无数的土地，但是，对这里，他是陌生的。在接到命令的时候，他才知道在遥远的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片地方，还有这么一个村庄。
黄义重新拿起行装，走到村口，站在了一个大大的铁门面前。这个铁门几乎常年都是敞开的，似乎它除了在象征意义上是一扇“门”以外，别无他用。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现实中“门”的防护意义。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来到这里，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都远远地躲着它走。它令人抗拒，令人恐怖，令人排斥，它和住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都是孤独的。
铁门的左侧挂着一个木制的牌匾，上面用黑色的字体写着几个字——费县麻风村。
站在门前的黄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也许他是唯一的痛痛快快来到这里的医生，更是唯一的愿意留在这里的医生。
黄义看到门前坐着一排老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手脚残疾了，个别比较严重的老人戴着一个大大的帽子和一个大大的茶色眼镜，完全将自己包裹了起来。但是，在那个眼镜下，皮肤的松散和下颌的下坠已经颇为明显，黄义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那是一张已经变了形的脸。
看到黄义，老人们热情地打起招呼，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让他们提起精神，因为这里已经很久没来过陌生面孔了。
“你找谁呀？”
黄义回道：“我找你们。”
“你找我们干什么？”
黄义回答：“我是新来的医生。”
听到“医生”两个字，老人们沸腾了，纷纷站起来引导着黄义往村子深处走去。
“大夫，你是从哪里来的？”
“大夫，你在这里待多久？”
“大夫，你能给我看看感冒吗？”
在这一通问话中，黄义很是疑惑，但他只能跟着这些老人茫然地向前走着。大部分老人都是拄着拐杖的，还有的老人只能坐在推车上被人拉着。黄义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自己如此热情；黄义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是走是留的问题如此追问不休。
找到了院长，黄义才理解了刚才那些老人喋喋不休的追问，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专业的医生。
此时的费县麻风村里，算上他仅有五个工作人员：一个院长，一个文书，一个会计，一个后勤，一个医生。黄义不知道是这里一直以来没有医生，还是曾经的医生离开了。总之，现在这个住着几百个麻风患者的村庄，就只剩下自己一个医生了。他如果再走，那就一个医生都没有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很多专业的医生来到这里又离开了，只有黄义坚持了下来。这个坚持，跨越了22年的光阴。而与黄义一同坚持下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黄义在距离麻风村500米的地方，安置了自己的小家。直到1985年当选费县政协副主席，黄义才离开了那个地方。
22年，人生中最好的22年，黄义将它献给了麻风村，献给了这个村庄里的403个麻风病人。他长时间与他们相伴，与病魔抗争。他是孤独的，他的所有生活几乎都是关于这个小小的村庄和整个费县的麻风病人的。从他的孩子记事开始，他就极少回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去往每一个还有麻风病人的村庄，一去就是一二十天的时间。没有同事，没有伙伴。不管是烈日高照的白天，还是布满星辰的夜晚，寂寞的路上只有他的自行车轮与黄色土地摩擦的声音。没有人与他说话，没有人与他聊天，也没有人给予他鼓励。他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徘徊和不停行走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患者，治愈了一个又一个麻风病人。
他用22年的孤独，创造了隐于山林和田野间的长嘶呐喊；他用无声的行动，演绎了在无数村民口中流传的动人的故事。
他没有任何通信设备，在一去一二十天的光阴里，没有人知道他到了哪一个乡镇，也没有人知道他进了哪一个村庄。但是人们可以去往每一个村庄，向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问询：“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你可曾见过黄大夫的身影？”
村民们会热情地说：“他刚刚离开。”
问：“你是否知道咱们的黄大夫又去了哪一个村庄？”
村民们会很遗憾地摇摇头回答：“不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路上，成了黄义不变的姿态。
为了麻风病人，他失去了很多。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算不上一个称职的丈夫。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跟着他在麻风村旁足足住了22年，在这22年中，他没有照看过任何一个孩子，也没有照料过爱人。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只有两天的夜晚能够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这是他最大的奢求。他给家庭带来了难以名状的苦难。他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玩伴。在学校里，他的孩子总是一个人远远地走着，小伙伴们还会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家住在麻风村，他爹天天跟麻风病人打交道，麻风传染人哪，咱们要离他远远的。
黄义说，中国的麻风防治工作者差不多都这样，从事着给自己带来孤独、给家人带来无助的职业。
此时，我们想起在浙江省德清县上柏麻风村采访时一个老患者的话：麻风病人没有家。其实，一个真正的麻风防治工作者也是没有家的，比如黄义。
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感动费县人物颁奖大会上这样描述黄义：他不惧世俗观念，不怕传染危险，发扬大爱无疆的精神，亲手建设了全省三家之一的费县麻风病院区，亲自担任负责人，带领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特殊人民群众群体的救治事业当中，先后为578名患者治愈了麻风病。在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为治疗后留有残疾的麻风病人进行矫正，先后进行植眉术36例、足下垂4例、爪形手2例、眼睑外翻2例、倒睫2例、眼下垂8例、足底溃疡恶性截肢5例。
是呀，不惧世俗，大爱无疆。他给这里的麻风患者们带来了生的希望，给他们带来了活下去的勇气。费县人没有忘记他，那些与病魔抗争的麻风患者更没有忘记他。黄义，永远是他们心中那个亲切、高大、伟岸而充满光辉的黄医生，是永远不知道对病人发火、一脸微笑的黄大夫。
一天，已经调到县政协任副主席的黄义从县里开会回家时被门卫拦住了。门卫向他汇报说：“黄主席，刚才有个人鬼鬼祟祟的，想要找您。”
黄义笑了：“光天化日之下，什么鬼鬼祟祟呀？人呢？”门卫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道哇，他也不说是谁，也不说干什么，我就没让他进，说您开会去了。”黄义答应了一声，嘱咐道：“以后无论谁来咱们这儿，你得问清楚了，万一有什么急事呢，不就给人家耽误了嘛。”说完，黄义往家里走去。
门卫转身跑到屋子里，然后提着一个编织袋子出来了，说道：“黄主席，那个人还给您拿来了一些东西。”黄义接过袋子一看，里面装着一袋子土豆，上面还留着很多新鲜的泥土，一看就是刚从地里刨出来的。黄义马上明白了，问道：“人呢，走了多久了？”门卫回答：“刚走没多久，看着出门往北边去了。”黄义二话没说，小跑着追了出去。没跑多远，他就看见前面有一个消瘦的身影，一身农民的打扮，走得很慢，走走停停，仿佛很犹豫。看着这个身影，黄义觉得有点熟悉。他脱口而出：“王清记！”
那个人回过头来，看见黄义，高兴地笑了：“黄大夫，黄大夫。”黄义走上去，责备地说道：“你来了怎么不到家里去？”王清记不好意思地说道：“怕给您添麻烦。我们是病人，去您家不太好，就是村子里的人想您了，刨了点俺们自己种的土豆，托我来看看您。土豆干净，您吃的时候再刮刮皮……”不等王清记说完，黄义一把抱住了他，嘴里说道：“明天，我明天就回去看你们。”
王清记是黄义从山村里发现并收治的麻风病人。经过他的精心治疗和万般呵护，王清记终于痊愈了。可是，他已经有家难回了，就一直住在麻风村。
今天，整个临沂地区只剩下费县一个麻风村了，里面还住着40个人。即使是这40个人当中，大部分也是周边市县撤销麻风村以后转过来的，真正的老“村民”也只有20人了。从403人到20人，从32岁到88岁，黄义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些付出，国家记住了，人民记住了。这些付出，死去的麻风病人记住了，活着的更记住了。
他是伟大的，也是孤独的；他被无数人尊崇，也被很多人“放逐”。他用22年的光阴赢回尊重，在不懈的坚守中得到掌声。他是一名父亲，一名丈夫，而更多的，是一名令人动容的麻风医生。
黄义生活的麻风村，只是全国1999个麻风村中的普通的一个。毫无疑问，这些由政府投资兴建的麻风村成了所有麻风患者最温暖的家园。
亲人们，这是你们的家园
1995年，临近年关，济南市麻风村，80岁的张秀兰拿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矮板凳，一步一步地向着村子的大门口挪过去。从病房到村子的大门口仅有100米的距离，张秀兰要挪动大半个小时。衰老，导致她的身体各个部件的反应不再灵敏，再加上麻风病的损害，她的身体比同龄老人的更差劲。平日里她很少离开病房，每日的活动距离就是从房间到食堂。她不愿意出门，她的内心是孤独的，她的性格是封闭的。她在70岁的时候染上了麻风，在亲戚朋友们异样的目光中，跟着济南来的医生离开了自己已经住了50年的村庄。她一步三回头，在她的意识里，这就是生与死的离别，使人抗拒，令人绝望。昔日的村庄在她眼里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每走到一户人家，她总要停下来，小声地嘟囔着，像是跟接她的医生说，又像是跟自己说——这是孩子大姑的家，这是孩子叔叔的家，这是表侄的家……对于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的情况，她都了然于胸，这家人姓什么，叫什么，家里有几口人，家里是做什么的，家境如何……毕竟，自从20岁嫁到这个村庄，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年。50年哪，像她一样的老人，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她还是顽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自信，始终坚信自己是健康的，70岁了依旧能下地拔草、上坡拾柴，一个菜园子让她收拾得像花园一样。同伴都羡慕地说她，前生是一头牛，要不，哪来的力气。她就笑了，人到了这个年龄就不再有什么奢望了，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活着的时候能吃能喝能动，死的时候一觉睡过去，无疾而终。可是，命运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麻风，找到了她，让她猝不及防。
从60岁开始，她就习惯在村子里串门。因为她为人和善且德高望重，每一户人家的大门都热情地向她敞开。而今天，她要离开了，要去往她从来没去过的远方接受治疗。在她走之前，她想仔细看看每一座院落，跟每一位邻居打个招呼。可是她发现，昔日里向她敞开的每一扇大门都关了，就像一张张紧闭的嘴巴。她明白，大家这是躲着她了。“麻风”这两个字如同瘟疫一般，瞬间击碎了她在几十年时间里建立起来的亲情和友情体系。她想要多看一眼自己的村庄和自己的家，因为她这一去，能否回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医生似乎很理解她的心情，没有督促她，而是跟着她一路走走停停。一直走到村口，老人才极不情愿地上了喷着红十字的车。
别了，熟悉的田野；别了，熟悉的村庄；别了，熟悉的乡邻。两滴浑浊的老泪，在她布满皱纹的面颊上慢慢地滑落。
在麻风村的几年时间里，张秀兰得到了一群陌生人的关照，过起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麻医们的精心医治下，张秀兰的麻风病被彻底治愈了。按照国家对麻风病人集中居住、免费治疗、愈后回归的政策，她可以回村了。但是，她留了下来，她被迫留了下来。
张秀兰提着她的小板凳继续往大门口挪动，驻院的护士看见了，赶紧走上来，要从她手里接过小板凳。张秀兰笑着回绝了：“没事，我拿得动。”护士问道：“大娘，还出去坐着呀，你都在大门口坐了快一个星期了。”张秀兰不好意思地回答道：“去，去。在病房里憋得慌，门口人多，热闹。”护士笑了：“咱这荒郊野岭的，热闹啥？几天也没个人来呀，你可别去了。再说了，这快过年了，天气这么冷，你再冻出个啥毛病来，护士长又得批评我们。”
张秀兰笑着回道：“没事的，妮儿，我身体好着呢，刘护士长知道我的习惯，你赶紧回去吧。”小护士就不再说什么，看着她挪到了大门口，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挪到大门口，张秀兰选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把小板凳放下，安安稳稳地坐下来。她把双手放在怀里，眼睛一直盯着眼前坎坷的土路。她的眼睛已经有些浑浊了，视力也变得很差，看不大清楚东西，不管是远的还是近的，都只能模糊地看到一个形状。但是，她却一直盯着远方，盯着那个几乎看不见的远方。她像是一座雕塑一样，盯着她的希望，尽管那是一个已经不太现实的希望。
寒风从腊山口荡过来，掠过树林吹向她，拂动着她的刘海，她裹紧头巾，依旧坐在寒风里。
一整个上午，张秀兰的姿势没有丝毫改变。护士远远地看着这个老人，有些担心。毕竟，年关的北方是寒冷的，呼啸的山风也在为寒冷摇旗呐喊。她转身到了护士长的办公室，把这件事告诉了护士长。济南市麻风村的护士长刘振华听了后，似乎并不怎么惊讶。在麻风村工作了几十年，她已经见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了。刘振华问道：“几天了？”
护士回道：“怎么也得一个星期了，您说她也不嫌冷，这么个大冷天的，万一冻着，又得感冒。”
刘振华看着窗户外面的大门，说道：“没办法，你拉不回来她。谁都拉不回来她。”
护士疑惑地问道：“为啥？看个热闹还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刘振华的脸色变得不自然起来：“她都80岁的人了，都快入土了，看什么热闹哇。快过年了，她是在等待她的孩子呀。”
一下子，护士就明白了。护士仔细回想，前几年的时候，逢年过节偶尔还能看见她的孩子过来，这几年根本就见不到了，是工作忙还是其他原因？护士问道：“护士长，是不是她的孩子把她给忘了呀，我都好几年没见到她的亲人了。”
刘振华感伤地说：“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哇，怎么可能忘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忘记生养自己的老娘呢？”
护士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要不，我去给她村子里打个电话，让她的孩子来看看？这样下去老人可受不了呀。”
刘振华摇了摇头：“我已经打过几十个电话了，想来的话，他们早就来了。唉——”
听到这一声叹息，护士很是气愤。刘振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走了出来。
来到大门口，刘振华蹲在了张秀兰的身边，笑着说道：“大娘，您都坐一上午了呀。”
张秀兰一笑，答应着：“这么快？”
刘振华说：“回去吧，都快吃午饭了，这个点不来，今天就不可能来了，您就别等了。”
张秀兰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年底了，孩子们都忙。不着急，快了，快了。”刘振华站起来，看着道路的尽头。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该来的人是不会来了。刘振华说道：“天冷了，您别等了，真想他们了，我找个车拉着您回去看看，也不远。”
张秀兰是不好意思麻烦这些人的。自从住进麻风村，这些人为她操心费力，洗衣喂饭，擦屎端尿，就是自己的孩子也做不到哇。
刘振华摸准了老人的心理，就立即行动起来。她叫来了司机，两个人把张秀兰送回了村子。车辆就停在了村口，张秀兰自己下了车，蹒跚着往村子里走去。刘振华和司机折回，他们约好了，吃完晚饭再回来接她。
回到麻风村，简单整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没等吃晚饭，刘振华突然想起什么，急促地喊司机。司机笑了：“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晚饭后哇，这还早呢。”
“走吧，我们还是提前去吧。”
女人的心总是细的。告别老人时，刘振华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直担心老人会出现什么意外。到了村头，他们远远地就看到了在寒风里发抖的老人。老人上了车，刘振华问道：“见到孩子了吗？”张秀兰点了点头：“见了见了。”刘振华又问道：“在家吃饭了吗？”张秀兰又赶忙点了点头：“吃了，吃了。”
刘振华不再问了，因为她已经从老人的脸上看到了结果：张秀兰在撒谎。在这个时间段，农村是不可能吃饭的，更重要的是张秀兰的脸色渐渐凝重起来。刘振华突然发现老人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窝头，眼神里透露出的是令人心疼的绝望。
晚上，刘振华端着一碗热乎乎的鸡蛋面，来到张秀兰的房间。张秀兰老人是含着眼泪吃完这碗香甜可口的热乎饭的。放下碗筷，老人讲述了她回村后的遭遇……
在村头，张秀兰下了车，来到了家门口。家里的大门从外面紧锁着，看样子家里人是外出了。张秀兰就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等着，街道上来往的人看她时，她就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唯恐别人发现她。过一会儿，儿子和儿媳妇急匆匆地赶回来了，他们肯定是从别人那里得到了消息。张秀兰看到了孩子，很是高兴。而儿子看见了她，一脸的冷漠：“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张秀兰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喃喃地说道：“快过年了，我回来看看你们。”儿子开始不高兴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往门口一站，全村的人就都知道了，我们的日子这才安生了几年，这下还怎么过？”儿媳妇在一边用极其厌恶的眼神狠狠地盯着她。张秀兰把头埋起来，不敢说话，也不敢看人。儿子又说道：“趁着大家都还没有回村，我赶紧送你走吧，马上走。”张秀兰小声地说道：“人家医生都跟我说好了，晚饭后就来接我回去。”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把把儿子抓进了院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你听见了吗，她还要在家里吃饭！”院子里传出争吵声，越来越激烈。而张秀兰，只能独自一人坐在自家门外冰冷的石头上，不知所措。
周围的一切是多么熟悉呀！这座院墙，这扇大门，这个石头的门当，甚至门口的槐树，都曾经陪伴了她几十年的光阴。而现在，她却被关在寒冷的门外，熟悉的院落在她的眼前是如此的陌生，陌生到她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与她有丝毫的联系。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这熟悉的一切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人，整个村子都抛弃了自己。也许，她坐着的石头如果能够活动，也会抛弃自己吧。
争吵的声音如一支支利箭，穿过透光漏气的柴门射出来，一支一支射中了她苍老的躯干。
之后，争吵声渐渐弱下来，院子里安静了。门开了，儿子走了出来，拿着一个窝头，给了她，说：“你吃完了就走吧，你要是为了子孙好，就别再回来了。”
在接过窝头的那一瞬间，张秀兰感觉自己就像是村里的乞丐一样。她曾多次打发乞丐，可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可不是这样跟乞丐说话的。她总是把食物放在他们的手里，然后说：“饿了吧，慢慢吃，别噎着。”
她颤抖着嘴唇想说些什么，可是冰冷的院门关闭了。那砰的一声，如同锤子敲在了她的心上。张秀兰把窝头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里，扶着大门前她亲手栽种的槐树，慢慢地站起来。是儿子不孝，还是麻风作祟？80岁的老人已经分不清这些了。是怨恨亲人还是诅咒麻风？80岁的老人已无精力了。她只记得她想念的孩子们、她的亲人们把她拒之门外了。
走吧，走吧。趁着村民还没回村。走吧，走吧。
80岁的她早已经哭干了眼泪。她没有其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愫，唯有沉默，令人痛心的沉默。
她就这样沉默地离开了她精心打理了50年的家园，离开了熟悉的村庄，站在村头的寒风里，等待着与刘振华的约定。令她感到无比温暖的是，刘振华提前来了，站在冬日的寒风里向她招手。
刘振华听了张秀兰的诉说，没有再说话。她无法安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此时一切语言上的安慰和行动上的关怀都是多余的，因为她永远无法代替她的家人和孩子。
刘振华站起来，给张秀兰盖了盖被子，转身走了出去。转身的那一刻，她看见张秀兰的右手里依然紧紧地握着那个窝头，已经被她枯萎的手掌握得变了形状。也许，对一个被遗弃的母亲来说，儿子给的这个窝头，成了她现在唯一的寄托。
窗外，年关将至，黑夜中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仿佛在向世人诉说关于春节的欢快与温暖。而窗内，一个老人的无助与绝望，却随着这些爆竹声直击人心。
几个月后，春天来了。在麻风村熬过十个冬天的张秀兰，却在春天的阳光里走了，也许选择这样的时节离开，就不会再有寒冷。
刘振华给张秀兰的村子打去电话，她的孩子们告诉刘振华，你们看着处理吧，怎么办都行。
落叶不能归根，这是人生莫大的凄凉。
刘振华平静地放下电话，仿佛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这种情况她已经经历过无数回了。她叫上了所有的护士，给逝去的老人扎花圈，做寿衣，最后抬着老人的尸体，来到了麻风村外的一片空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将她埋了下去。
在张秀兰的坟墓后面，是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坟墓。这些都是麻风村的居民，他们患上麻风后就被亲人抛弃了，死后也没有被祖林接纳，是刘振华这些人安葬了他们，在这里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他们累了，该死的麻风让他们的身体疼痛，让他们的精神痛苦。活着时，他们相依为命，死后，他们抱团取暖。
看着一个个的坟墓，小护士问：“护士长，这是咱们掩埋的第几个了？”刘振华回答：“第三十一个。”小护士伤心地说：“真可怜，他们没有家了，没有人能想着他们了。”
刘振华转过头来，看着小护士的眼睛，坚毅地说道：“不，他们有家，他们有孩子。麻风村就是他们的家，我们都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说完，刘振华朝着所有的坟墓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弯下腰去的那一刹那，刘振华泪流满面。
是呀，“我们都是他们的家人”。张秀兰20岁嫁到她的村庄，28岁失去了爱人。她忍受着长夜的孤独和生活的煎熬，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拉扯大。70岁的时候，她被诊断出麻风，随后被包括自己的孩子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抛弃了，直至死亡，最后被安葬在遥远的荒山上。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群白衣天使。
像张秀兰一样，很多麻风病人被自己的家人和村民们抛弃了。理论上，他们有亲人；可现实中，他们没有了任何亲人，他们是孤独的。但是，有这么一群人，承担起他们家人的责任，在几十年的风霜中，照顾他们，直到他们离开。
麻风村里所有的人都来了，他们对着张秀兰的新坟鞠躬。一阵风拂过墓地，这股春风格外温暖，所有松柏都在春风里摇曳，所有野花都在春风里盛开。
1977年，从山东省济南卫生学校毕业的刘振华被分配到济南市麻风村，这是所有同学都不愿意来的地方。在那个年代，麻风虽然在减少，但是整个社会对于麻风病人的歧视并没有减少，特别是各个地区兴建的麻风村，成了矛盾的焦点。没有人愿意去那些地方，不得已路过时也都是绕着道走。对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的小姑娘来说，去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听到刘振华要去麻风村工作的事情，很多同学过来劝她说：“即便是没有工作，回家务农，也不要去那里，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弄不好还要惹上麻风，你这一辈子就彻底完了。”
“每月给我400元的工资，我也不去。”这是个别同学对她说的原话，而当时一个刚毕业的学生的工资也就每月30多块钱。听了这句话，刘振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反问道：“既然有分配指标，就得有人去。要是我不去，你们愿意去吗？”同学们都坚决地摇了摇头。刘振华叹了口气：“唉，要是大家都不愿意去，那么这项工作谁干呢？早晚得有人干，那我就去吧。”
同学们不再劝说她。
其实，此时刘振华的心里也是颇为抗拒的。她知道一旦去了那里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将长年累月地驻扎在深山老林里，永远回不来了。更要紧的是，她面对的将是身体残疾的麻风病人，她的生活从此将与同龄女孩应该享有的任何鲜艳、风光、欢乐和美丽无关，且要在亲友眼里背负一个“麻风”的嫌疑而永远抬不起头来。
刘振华默默地回到了家中，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锁上门，悄悄地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刘振华看到了自己满脸的疲倦和浓重的黑眼圈。她仔细地洗了一把脸，然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装，去往腊山南坡的麻风村报到了。
正如她所预料的一样，这一去，一辈子就留在麻风村了。
采访时，我们谈及这个话题，刘振华这位世界护士职业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章得主说：“我也想着离开麻风村，可是，我走不出他们那无助的目光。”
人的情感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人们不需要都去争当“高大全”，但需要一份同情心。面对弱者，面对无助的目光，只要人人都能给他们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就如腊山里这座孤零零的麻风村，因为有一群“走不出无助的目光”的医护人员，这个村落就洒遍了温暖的阳光，那些不幸的人就有了幸福。
婚后，刘振华将家搬到了与济南市麻风村仅有一山之隔的地方，为的是能够更好地照顾麻风病人。实际上，刘振华的所有工作和生活都与麻风患者们息息相关，在她的意识里，没有上班和下班之分，也没有家庭和单位之别。
刘振华工作的时候，固定电话还不普及，家庭安装电话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患者们一旦生病，就只能等着第二天一早医护人员们上班才能看病。这么一来，有时候就耽误了病情，甚至因为麻风患者的特殊身体状况，有些病情会发展得更加迅速，危及生命。因此，刘振华会经常住在麻风村里。一天晚上，因为家里有事，刘振华不得不回到了家中。晚上，天空下起了小雨，刘振华洗漱完毕准备上床休息。突然，家里的屋门嘭嘭地响起来。刘振华赶紧穿上衣服下了床，开门一看，门口站了一个人，浑身湿漉漉的。那个人匆匆地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刘振华这才看清楚，是麻风村的“村长”。实际上,他也是一个麻风病人，只是他的病已经好了，由大家推选出来，料理一下村内的日常事务，就被村里的人称为“村长”了。看见刘振华，“村长”很是着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刘主任，刘主任，老杜又烧起来了，都迷糊了。”
刘振华赶忙问道：“多少度？”
“村长”从怀里拿出体温计递给她：“我来的时候刚量的。但是我们几个人都看不太清楚，老花镜也找不到了，我就从山上骑自行车跑下来，您看看，是不是很高……”
不等“村长”说完，刘振华一把将体温计抓了过来，放在灯光下面。她看到体温计里的水银顶得很高，直直地顶上了40度的刻度线。“村长”口中的老杜50多岁，麻风被治愈也已经十多年了。老杜的身体出现了残疾，一直比较虚弱，抵抗力非常差，遇到天气变化就会出现上呼吸道疾病，然后引发高烧。加上他的身体还有一些没有恢复好的溃疡，一旦发烧就比其他人厉害得多。此次发烧，想必是降雨带来的天气变化加重了他的身体疾病，虽然短时间内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刘振华不去，那么老杜将会遭受一整晚残忍的折磨。
刘振华没有多想，冲“村长”说道：“咱们现在就上山。”
“村长”一听，马上转身跑出去。
刘振华大声喊道：“你跑什么？大半夜的下着雨，连个路灯都没有，咱们打车回去！”“村长”一边跑一边喊：“不用了，我有自行车，我先回去把这消息告诉老杜。”说完，“村长”一下子就没了踪影。
刘振华顾不了那么多了，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出了大门。她拦下一辆黄色面的，连夜上山了。
行到山里，司机有些犹豫了，因为前面已经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路灯了。司机将车灯调了一下，只看到前面一条窄窄的土路，土路两边长满了到齐腰高的杂草，密密麻麻的，根本看不到尽头。走了十几米，车灯突然坏了，整个前方漆黑一片。司机停下了车，回过头来问道：“同志，咱们怎么走？”刘振华正沉浸在关于老杜病情的思考中，没有听见司机的问话。司机又喊了一句，刘振华才收回思绪，看看窗外，说道：“还没到呢，继续往前走。”
司机说道：“我可不敢往前走了，这地方黑咕隆咚的，连个灯光都没有，太危险了。”
刘振华笑了：“我一个女同志都不怕危险，你一个大老爷们怕啥？”
司机想了一下，也跟着笑了，接着又发动了车辆，往前开了一段距离。司机越开越觉得不对劲，这条路是通往山里的，他不记得山里有什么人家呀，就问道：“你这是去哪里呀？再往里就是山套了，这周围没有人家呀。”
刘振华回道：“我回医院。”
司机又问：“这里有医院？啥医院？”
刘振华回答：“这里偏僻，出租车师傅大都没来过，说了你也不知道。”司机不再问了，又往前开了一段距离。刘振华突然说：“师傅，左拐。”这个时候，司机一脚把车给刹住了，生气地说道：“左拐？左拐连条路都没有，左拐去哪里？”
刘振华解释说：“那里有条我们自己修的路，下着雨，看不清楚，能过车。”
司机说：“再走就是松树林了。”
刘振华说：“你说对了，我们医院就在松树林后面。”
司机说：“什么医院啊，这么神秘？”
刘振华说：“济南市麻风村。”
司机一脚下去，面的一声尖叫，停下了。不管刘振华怎么解释，司机就是不走了。刘振华有些后悔，不该说麻风村的，因为这么一来，肯定吓着师傅了。善良的刘振华理解对方。她不再强求，付了钱，下了车。雨越下越大，麻风村自己修建的小路几乎变成了一条河流。刘振华看了一下，蹲下来，把鞋子脱掉，挽了一下裤腿，打着伞快速地向村里走去。
幽暗的松树林在风雨中发出阵阵轰鸣，在深夜里显得格外恐怖。一个女同志孤身一人在这样的荒野，这样的天气中独行，得承受怎样的压力？拐过松树林，刘振华看见了麻风村的灯光。她加快了脚步。远处，“村长”早早地就打开了大门，提着马灯迎出来。刘振华直接走进了杜锋俊的屋里。她明显地感觉到杜锋俊因为病情的严重身体都在颤抖。检查完，刘振华给杜锋俊打上了点滴。她没有离开，一直守在杜锋俊的身边，直到他的烧退下来。
第二天一早，护士们都上班了。刘振华带着大家开始巡房，到了杜锋俊的病房里，见杜锋俊已经起床了。他看见刘振华开心地笑起来。刘振华说道：“你别笑了，来，我看看你的足底溃疡怎么样了。”说完，她在杜锋俊面前搬了一把凳子坐下来，杜锋俊也乖巧地坐下，抬起左脚。刘振华将他的左脚放在了自己的腿上，解开纱布，见一脚的溃疡创口露了出来，血色的肉芽张牙舞爪。旁边的小护士看到了，纷纷捏着鼻子往后退。刘振华没有回头。她仔细地看着杜锋俊的双脚，说道：“肉芽还是不新鲜，又多了些白色的创口，还得继续治疗。”说完，她冲着身后的护士们说道：“把消毒液和手术刀给我。”她仔细地清理着杜锋俊脚上的创口，小护士们在后面看着，一个个表情凝重。刘振华回头看到她们的表情，笑着问：“都怎么了？”
小护士们回答：“主任，有点恶心。”
刘振华回过头说：“你们都是新同志，对这里的工作环境还不习惯，恶心很正常，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我教给你们一个绝招吧。”几个小护士围上来。刘振华笑着说：“干得多了，习惯了，就不恶心了。”
小护士们睁大了眼睛，望着她说：“这也叫绝招哇。”
刘振华说：“是唯一的绝招。我刚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我告诉你们，这绝招绝对管用。”
给杜锋俊收拾好了创口，刘振华站起来，准备去往下一个地方。站起来的一刹那，她看见杜锋俊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刘振华纳闷地问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杜锋俊摇了摇头说：“刘主任，谢谢你！我家里人都嫌弃我了，他们都几年不来了，只有你精心照顾我……”
刘振华摇了摇手，打断了他：“老杜哇，你不用感动，也不必感谢，这是我的工作，做护士的护理你们很正常嘛。”说完，她直接转身走向了下一个病房。
刘振华用一句简单的“这是我的工作”概括了她一生的奉献。但是，那些被她照顾的麻风病人都知道，她所做的一切早就超出了一个护士的“工作”范畴。病人冷了，她就把给丈夫买的三层保暖内衣拿出来送给病人；病房里没有暖气，她就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给每个病人买上了电热毯；病人们馋了，她就在自己家做好了饭给他们带回来；麻风村里没有通信设备，她就把丈夫刚买的诺基亚手机拿到了村里……
正如刘振华站在麻风村边上的墓地里所承诺的一样：我们就是病人的家人，是他们的孩子。几十年来，她为几百个麻风病人服务，带领大家为整整40个病人养老送终。
中国所有的麻风村都建立在远离闹市、远离人群的偏僻之地。在荒郊野外的麻风村里，黄义、郑大有、薛文征、刘振华们就是病人们的保障、依靠和希望。亲人们，别怕，在荒郊野外，我们就守护在你们身旁。家人们，别慌，有我们一口饭就饿不着你们，有我们一件衣就冻不着你们。
清明节时，刘振华总会到张秀兰的坟茔前坐一会，然后给每一个坟茔摆一朵野花，告诉坟地里的几十个麻风病患者：清明节到了，我来看看你们。如今，刘振华已退休回家了，但每年清明她都会来到这里。她和她的亲人从未分开，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在墓地，无论是在盛夏还是在寒冬，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只愿亲人们，活着的安康，去世的安详……
（本文节选《山东文学》2021年第5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行动——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全书28万字，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