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5)

　　诗人的使命和担当

　　王明韵

　　我不知道每一个诗人在写作之时或之余，是否有暇回眸、审视自己，并问一声：我为什么写诗？当然，如果一味地在此纠结，那也是一件无聊的事情。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诗人，如果梳理得太清楚了，恐怕诗也就不在了；很多时候，诗是在不知不觉中写出来的，是一种自由状态下的自然流露。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在写作时不要扪心自问，不要思考，而去毫无节制地敲击键盘，一泻千里；相反，我以为，写诗，除了是对自身隐秘生命的探幽，是诗人自身才智的呈现，还要以诗的灵动和敏锐，把触须伸向更广袤的时空，听天籁，接地气，向社会、向他人、向已经逝去的时光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传递温暖、信心和力量；一言以蔽之，任何一位有良知、有良心的诗人、写作者，在国家、民族和他人需要的时候，都要在场而不是缺席，都要有所承载和担当，而不是逃避和沉默。

　　诗有什么用呢？诗人有什么用呢？在很多场合，面对不同的人群，我常常遇到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诗似乎可有可无，诗人也在边缘生存着、生活着。我要说，常态之下，守望宁静是一种美德、一种品质；而一旦失守，诗也就不复存在。但更多的时候，诗并没有离开，诗一直在，它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精神向度的标杆，一直矗立着，一直存在着；当有一天这个象征或曰标杆一旦消失，我们只有在废墟之上叹息，既没有了来路也没有了归途。诗没有用吗？有用。当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有用。诗人如何去为？不是面向诗坛、祭坛、神坛，而是面对诗歌，诗在你在，诗在诗人在；诗不在，你即使还在，但你已不是诗人了，不管你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已经与诗人这一朴素而崇高的称谓无关。所以，是否是一个诗人，诗，是唯一通往缪斯殿堂的通行证。但诗人要有荷的品质，即使是寄生于污泥浊水之境，也要含露举莲，张扬出饱含诗歌精神的旗帜。那些伪诗人，那些靠假大空起家的所谓诗人，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所谓诗人，还有以诗为敲门砖的所谓诗人，即使一天写一万首分行的文字，也不是诗人，他们糟蹋诗，也必将为时间和诗歌所唾弃！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政治事件频发、天灾人祸不断的现实社会，我们悲哀地看到，一些诗人总是跟屁虫似的一味跟风，随风起舞，伴沙扬尘，过节日写，开大会写，看见什么写什么。北美有一种蝉，从卵开始，要经过十七年蜕变、蛰伏，才能破土而出，登枝高歌。写诗，就那么容易？没有过滤，没有积淀，当然也不会有诗的影子和声音。所以诗人在常态之下，要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适度的、若即若离的、暧昧的关系。距离产生美，空间拓展想象力，总是与现实纠结着，纠缠着，千思万缕，并为现实中的利欲所裹挟、所绑架，诗意就会流失，诗人就会窒息，诗人的写诗动机或曰目的，也就值得怀疑了。

　　也许有人要问，你不是在倡导使命与担当吗，怎么又说要保持“适度的、若即若离的、暧昧的关系”？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不但不矛盾，它们还深存内在的律动，在共振共颤中发出唱鸣与弦音。从诗歌写作本身而言，写作者需要一切从诗歌出发，超越时空、打破定式思维、求异求变，为创作灵感提供更大、更广阔的空间；这样才能让每一句诗、每一个词组，每一个字、每一个省略号，都在有意无意中发生着关联，从而产生更多、更密集的信息，让诗人之笔常写常青，妙笔花开。而诗人的使命与担当，正是在诗人诗性写作之上的命题。曾几何时，特别是“文革”，诗人卷入并深陷政治运动的漩涡，在一场堪称灾难的民族浩劫中，以“担当者”的身份不辱“使命”，让诗，利器或钝器般地戳疼着土地和人民；也有不甘寂寞的诗人，以伪命题为命题，以假担当为担当，以诗为烟幕弹，用担当之虚，行捞个人资本之实。诸如此类的使命与担当，是伪命题，也常常把不明诗之真谛者拖入误区。我们所倡导的使命与担当，是人的良知、尊严和诗的精神与品质相辅相成的。所谓诗人，所谓诗歌，骨殖、血液、呼吸、心跳、泪水、微笑、温暖、力量，与生俱来，宿命般地与命运伴生伴死，歌哭又言笑，悲天又悯人；所谓诗歌，所谓诗人，可以逃避，允许沉默，但当国破山河在或国在山河破之时，诗人没有权利、没有理由装聋作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你冬夏与春秋。否则，他或她以前所写下的那么多曾经优美、曾经沧桑的文字，一时间，就蜕化成了一纸令人蒙羞、令诗歌蒙羞的自白书。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与现实保持暧昧关系的诗人们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声音，一首首诗，一行行泪，一声声问候，温暖、亲切、疗伤、救人。在那样的时刻，诗，是所有语言中，能在第一时间传递爱心的最快捷、最朴素的工具：在那样的时刻，诗，让灾难中的亲人手牵手，心连心，不再孤独、害怕，成为一盏盏吹不灭的希望的灯盏；在那样的时刻，诗，也又一次在涅槃中完善了自己，完成了自己。“5.12”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和几位诗人去做了志愿者，我们是诗人，但不是去写诗，如果那样，将无比丑陋和可耻；我们唯一的身份是诗人志愿者，是诗人的一分子——承包成都火车站西线12库、13库，转运救灾物资是不二的选择，我们是劳动者，是一群体力微薄但能量巨大的蚂蚁——当我在物资转运仓库遇到从北京转辗而来的女诗人潇潇时，愕然、悲伤之余，相拥而泣，我对她说：请和你的姐妹，携带上妇女用品……放在平常，这是玩笑、戏言，但现在不，它是惦记、关心、爱与温暖，是一首流淌在心中的“战地诗”！在七天八夜里，经历过八百多次余震，我们没有退却，工作服上的“中国诗人志愿者”七个红色大字，在告诉灾区的亲人，在数以亿计的救灾大军队伍中，有一群中国诗人疲惫的身影在晃动……

　　面对苦难，诗人的担当，能让坚硬的石头融化成泪水；面对仇恨，诗人的担当，能把枪弹铸造成犁铧和笔尖；面对爱情，诗人的担当，能让月亮和阳光同时荡漾在掌心；面对幸福，诗人的担当，能让蒲公英在睡梦中飞翔；面对苍天大地，诗人的向美向善，自觉担当，又能让这个并不那么美好、柔润的世界，有了一千个、一万个、无数个创造美好的机会和理由——而这一切，都缘于生活对诗人生命的滋养和馈赠，也缘于诗歌对诗人身心的教化和铸造；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恪守良知，坚持内心，诗歌的灯盏，就永远不会熄灭。

　　诗歌如何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论诗人的时代精神、诗歌使命以及个体价值

　　李秀珊

　　诗歌是人类文明链条上最重要、最永恒的一环。诗歌的美育、教化作用在提升民族素质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诗是我们情感中最优美动人的精神力量，使我们的精神与情感更加具有和谐的美感。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发展都达到了一个空前高峰的时候，诗歌的创作和全国的诗歌活动、民间诗刊、诗歌网站论坛也都呈现出热闹非凡的景象，但这些并不能说明诗歌本身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因此今天来一起探讨三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一个追求先进的民族向新的文明高度跨越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科目，也是诗人、诗歌所需的。

　　人类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多元时代，当代诗歌的创作空间更加自由与开放，这是一个给创作者以最大创作空间的时代，诗人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地震等巨大自然灾害之后，立即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作，诗歌比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都更快、更真切、深刻地进入现实，重新去关注人类的集体命运、护卫大众共同的家园，证明了诗人身上的承担意识、人性关怀、大我精神再次被激发了出来。地震引起的诗歌繁荣，可以说是中国诗歌人文主义的高扬，面对灾难和灾难中人们的真情，诗人的情感超越了诗歌本身，成为一种民族意识、人类意识，诗人心中小情调升华为了大爱。这说明，面对现实，与人民心心相印，与时代肝胆相照，是诗歌繁荣的根本；诗歌虽然在消费、消解的经济时代有边缘化、小众化倾向，但并未真正退出公共生活，诗人需要的是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参与大时代变革的有效方式。今天的诗坛出现了不少激情洋溢、有深刻时代思想内涵而又有民族特色和个性特色的不同风格的好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这就说明有些诗人已经找到了这种介入生活的有效方式。诗人们在多元竞争的广阔天地里，为创造更丰富多样更绚丽多彩的诗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辽宁最近组织的一系列“红诗”活动，倡导诗人走进现实生活，则是主动给诗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搭建了有效的桥梁，主动引领诗人们去承担与关怀的一种有益尝试。诗人进入现实，才能将小我投入到大我，实现从抒情个体到积极人格、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