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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复原1985年“寻根”郑万隆生成之前，小说家郑万隆隐匿于文学史的两次写作时刻，即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作者郑万隆和1980年代城市青年问题代表作家郑万隆。1970年代作者郑万隆的道德感与1980年代城市青年问题写作的郑万隆在历史承担意识上具有相关性，城市青年问题写作的民族价值创造自觉与“寻根”郑万隆对文学根性寻找亦有精神相通。拟知青写作展现的大兴安岭“如画美”以及《长相忆》的写作比《我的根》更早地开启了郑万隆的精神寻根之旅。直至赋故乡以异，终于使得黑龙江怀乡者郑万隆成为了当代文学史上的“寻根”郑万隆。

关键词：“寻根小说” 郑万隆 “如画美” 故乡 异乡异闻

“寻根”命名之前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郑万隆的写作生涯有过两次重要时刻。1976年，郑万隆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响水湾》。1982年，郑万隆入选北京出版社“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作者群，出版《郑万隆小说选》。这两个重要时刻，于郑万隆自己的写作生涯而言，具有重要意义。1963年开始写作的他，因时代原因一度辍笔，然后在1970年代恢复写作并成为《北京文艺》较为稳定的作者，直至出版长篇小说，这意味着郑万隆并不短暂的写作生涯得到了当时有限的、特定的文学环境的认可与接纳。1“北京文学创作丛书”的作家是新时期文坛的一时之选。包括老作家杨沫、浩然、李学鳌、张志民，“归来作家”王蒙、从维熙、邓友梅、刘绍棠、宗璞，大器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林斤澜，新时期文学初期著名作家刘心武、张洁、谌容，以及当时已经在文坛产生影响的青年作家陈建功、理由、陈祖芬、母国政和郑万隆自己。这套丛书是新时期北京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一次重要集结，也代表了当时全国文坛的重要阵容。这表明郑万隆在1970年代和“寻根”命名之前，两度抵达时代文学潮流的较高写作水准，但这两次写作都不具有文学史辨识度，在当代文学史之中处于隐匿状态。这种不具有文学史辨识度的隐匿。就郑万隆自己而言，这两次写作和“寻根”郑万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次，这种隐匿在简化了郑万隆写作轨迹的同时，也过度突出了“寻根小说”发生的思潮集体性，掩盖了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再到1980年代中期，作为思潮性的“寻根小说”发生过程中作家个人的文学力量。由此，对这两个时刻的关注，对这两个时刻与“寻根”郑万隆的关联的关注，可以由郑万隆自己的创作历程看到“寻根小说”内部的丰富性，文学史上短暂的“寻根小说”由郑万隆这里展现出历史的长时段特征。

一、“寻根”命名之前：郑万隆的两个文学时刻

郑万隆在1976年对1970年代通行的农村题材小说叙述样式已经驾轻就熟，也可以说郑万隆参与了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模式的形塑。《响水湾》的主题呼应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口号和农村政策，讲述响水湾公社阳坡庄大队遭遇“掐脖大旱”，回乡党支部书记李耕带领社员深山找泉、引水浇地，大干夺丰收的故事。小说体现了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故事模式，保卫人民公社与痛说革命家史融为一体。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谢横顺与地主分子老套包子暗中破坏找泉引水。此二人还是杀害革命烈士薛莲的刽子手。李耕找泉引水的过程伴随着调查薛莲烈士牺牲的原因。这种讲述特征在克非的《春潮急》、谌容的《万年青》、冯苓植的《阿里马斯之歌》都有表现。这受到了样板戏的影响，也是197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区别。在情节上，巩固与破坏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斗争，揪出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表现为侦察与反侦察故事。在人物方面，办成高级社调往县城的复员军人李耕，在大办农业的1970年代回到阳坡庄，郭振山、李月辉、范登高等“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新富农”干部已经不再是主要表现对象，《响水湾》中的队长董清明形象与存在感已经非常弱化，他热心“三自一包”，并且失去革命斗志，忘记了妻子薛莲的牺牲。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出现的公社一级、县一级副职领导支持办副业的写法，在《响水湾》中表现为公社韩社长支持办副业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与之对立的公社书记梁岩坚决支持人民公社。在“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中已经消失的地主在1970年代小说中再次出现，再次成为主要的阶级敌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性格与精神细节的塑造都体现为一种极度夸张。支书李耕、妇女队长桂花、饲养员老得水等正面人物面对阶级敌人以辩论性体现战斗性，在小说效果上呈现出戏剧化与表演性特征。李耕瞒着众人夜半探泉，面对儿子拴柱受伤面不改色等表现出了突出的道德化特征。民兵队长拴柱勇拦飞奔的犍牛，妇女队长桂花勇拦巨石，袭自《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拦惊马的著名细节。副业组长富旺在锯断扁担抹上黄泥冒充，多配仓库钥匙，用霸王鞭稻种换九九熟稻种，老套包子烫肚皮记仇等阶级敌人“掉包计”“苦肉计”搞破坏行径，体现了1970年代小说统一的想象与统一的细节。《响水湾》之前，1973年《一个心眼儿》猪场场长瑞枝大嫂，1974年《风雪河湾》在冰冻的冬天的河槽挖出砂石的材料主任李军，都是时代英雄，并在塑造英雄的过程中讲述了革命家史，与《响水湾》叙述保持一致。

1982年前后，郑万隆完成了他在“寻根”命名之前的第二次代表性写作，城市青年问题的写作。收入1982年出版的《郑万隆小说选》中的《年轻的朋友们》是城市青年问题的开篇之作，1984年出版包括《年轻的朋友们》在内的“当代青年三部曲”。198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同龄人》完成于1981年，1983年出版的小说集《红叶，在山的那边》完成于1982年，1985年出版的小说集《明天行动》完成于1982年与1983年。这些小说不再叙述阶级斗争故事，但人物身上崇高的道德感强劲，这成为郑万隆小说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始终没有褪去的人物塑造标志与小说故事动力。《车间主任和他的儿子》中劳模车间主任与儿子的分歧体现了两种思想的抵牾，但车间主任对儿子的“看不惯”表现出历史教导者的长者姿态。《悟》通过车间主任对工厂干部揩油风气的抵制，再次高扬了英雄形象。《泥泞路上的插曲》《种子在悄悄地发芽》《墨兰》《酸果》《两个老汉》诸篇中的吴黛、江南、何庭、大水、玉川叔、徐贵祥，对人对事对己都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与道德感。《明天行动》《奇迹出现在那天夜里》《在春天的门槛上》《来自雨中的启示》《等》等小说开始展现沉思的情绪与青年人的思想苦闷，但冯厂长与青年工人曾申、潘青、何雁、杨虹远、安婕、卢进海，都具有相同的精神气质，即沉默的苦斗与奉献的牺牲精神。呈现了郑万隆在“寻根”命名之前对时代发言的叙述特征。

衔接这两个写作时刻之间的，是郑万隆在1978年，1979年和1980年的写作。这几年的作品，除了《妻子》《嫂子》外，并未收入《郑万隆小说选》，也没有在此后的作品集中出现。这些作品以报告文学与战争题材居多。报告文学《火线一家人》中，无视身体病痛的英雄老单继续延续“十七年”“文革”时期英雄人物形象传统，《写在长城上的名字》塑造植树造林英雄。同时，《在硝烟中飞翔》《战友，你说下去》《妻子——战士》几篇战争题材小说，都着眼英雄性格坚韧的塑造。这既和郑万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采访经历有关，还可以理解为，当失去了阶级斗争为人物的道德感提供的精神土壤之后，战争环境是郑万隆小说的一个重要叙述转移，战争的悲壮与豪迈为崇高的道德感继续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故事环境。即使如儿童文学《傻子站岗》也塑造儿童英雄。《九号院里的“海战”》也为爱自由的孩子们设置了战争环境。报告文学中的时代楷模，战争题材文学，是郑万隆从19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养成的阶级路线叙述转移到新时期的体裁浮桥与题材浮桥。

二、从“民族价值”的承担到“寻根”的自觉

郑万隆第二个写作时刻的城市青年问题写作，大都会为小说人物设置知青生活背景。但郑万隆本人不是典型的知青作家，他在1960年代已经完成学业，没有典型的上山下乡插队经历。知青小说的典型主题如青春无悔、切实面对回城人生、反思历史、不如归去、知青境遇哲学化等也不是他小说表现的重点。他的小说不是典型的知青叙述，他是为了书写1980年代的城市青年问题，而把知青作为一种精神参照而叙述的，把知青经历看做是民族历史的缩影与象征。知青人生具备的城乡经验、历史与现实的交集，为郑万隆思考1980年代初一代人的精神焦灼提供了背景与观察点。可以说，郑万隆进行了一种拟知青写作，这种拟知青发挥了他的多种人生经验，也酝酿了多种写作契机。

郑万隆城市青年问题小说通过被遗忘的第一个插队者形象凸显一代人与时代和民族的关系。第一个插队者形象在郑万隆小说中反复出现。《年轻的朋友们》中的孙开远，《红灯·黄灯·绿灯》中李佳的哥哥，《红叶，在山的那边》中的秦征，《等》中的卢进海，都是如此。他们都是第一个响应时代号召的插队者，但在1980年代他们已经居于时代边缘，甚至是被更年轻一代嘲讽的对象。他们自身的自我认知和人生遭际也具有明显的矛盾性。执著与悔恨共存，自我解嘲与不被人理解的孤独感同在。他们表现出与流行的人生法则对抗的固执与故意。他们是1980年代城市的失踪者，但却是已经融入城市的青年李晖们的思考起点。由此，他们的价值又长久地体现出来。通过他们，郑万隆写出了1980年代青年承担民族责任和时代责任时沉重的历史性。

郑万隆城市青年问题小说通过城市青年的生活处境来凸显1980年代青年承担民族责任与时代责任时面临的现实考验与历史记忆。“当代青年三部曲”包括《年轻的朋友们》《红灯·黄灯·绿灯》《明天再见》，贯穿性人物是拥有知青经历的李晖。她是厂里下线二百五十米最高记录保持者，活泼开朗，时尚现代，这引发了厂里包括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的不满，这展现了1980年代青年的效率、改革与旧有的整齐划一的道德要求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李晖与通过苦读而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男友梁启雄之间也有巨大分歧。李晖追求自我价值与民族价值的共振，梁启雄追求自我奋斗式的自我价值实现，二者发生了剧烈的撞击，小说以分道扬镳表现了二者的不可调和。李晖对民族价值的自觉承担包含着对知青男友之死的沉重记忆，和对插友孙开远扎根草原但饱经沧桑的不甘。到了《红灯·黄灯·绿灯》中，李晖与三级工人孙大亮为了实验“包产作业流水线”共同钻研克服技术难题，但却遭致李晖深陷舆论风波，面对孙大亮在舆论中败下阵来，李晖再一次感到克服道德评价公约数的艰辛与失望。到了《明天再见》中，仅仅实现自我价值的梁启雄已经蜕变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是一个十足的败类，这证明了梁启雄实现自我价值罔顾民族价值的人生道路的错误，确证了李晖的民族价值与自我价值融合的诉求。正如李晖对梁启雄的指责：“你是一个人，一个中华民族1980年代的青年，不是一只追逐腐肉的苍蝇。”2

城市青年问题小说人物在民族价值、时代价值与个人价值之间的选择交锋，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自身关于民族价值与个人价值关系的辩论与宣言，与“寻根”郑万隆之间存在着可见的精神关联。这些辩论与宣言有一部分是崇高的道德话语，这是他1970年代写作中集体话语的延续和保留。“肩上那种沉重感，那种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事业的责任感”3，“祖国的真正希望应该从今天开始，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4，主人公的身份立场，个人对家国与时代的融入，家国与时代造就的作为“我们”的个人，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化人格特质和演讲式、号召性的话语特点。去除掉激情话语的时代性，这些辩论与宣言背后体现的历史承担意识在“寻根”郑万隆那里依然不可或缺。

还有一部分自觉反思的话语流露出与“寻根”郑万隆的民族文化自省之间的直接精神相通。“如果你也有一段这样的经历，你也会有我这样的自省的痛苦的。我们的民族需要这种自省的力量”5，反思自身与反思民族历史的合一，通过理解时代和民族来理解自己，这些表达中包含着历史自省意识与个人反思观念，以及建立在自省与反思基础上的历史承担自觉与个人创造自觉。

着眼于历史、民族、时代的自我反思与创造自觉，正是郑万隆《我的根》的主要观念。《我的根》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与世界文学视野，又在民族根性与新时期文学演进中，发现自己进行文学创造的传统与可能。“我意识到自己的时代，那是因为我在时间中。我不仅是生活在现在，而且是生活于‘过去’的‘现时’，‘过去’就在‘现时’里，不是已经逝去了而是还在活着，还依然存在。”6“如若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7郑万隆的“寻根”宣言中，突出作家与个人在沟通过去、现实与未来的中介作用和能动作用，说明文学写作从社会形态表现到人物主体性再到作家文化自觉变化中，写作者的历史感与文化传统开掘意识。郑万隆在分析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之后，回到民族和本土视野中。“而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8表现出深刻的文化、文学自省与自我承担意识。“我们的文学现实也应该用开放性眼光进行研究，对自己的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进行反省，也应该用未曾有过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创作尝试。”9从民族价值的执著到民族文化岩层的自觉，构成了郑万隆从当代青年问题写作中的民族价值呼吁到本土文化根性寻找的精神通道。如果对照韩少功的宣言中提及的民族精神的自觉：“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青年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10“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1也可以对郑万隆从民族价值的自觉自省到文化寻根意识的自觉自省的沟通有更清晰的了解。郑万隆始终在寻找民族根性，他在1980年代初的城市青年问题写作中，从民族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合一转换到民族精神振奋与社会责任。到了“寻根”宣言，一方面，他试图通过民族文学之根的寻找实现民族价值，另一方面，他从作家个人携带的具体的文化土壤中达到民族文学根性与当代意识的互动。

三、从《长相忆》到《我的根》：从“故乡”到“异乡异闻”

郑万隆发表于1980年《上海文学》的《长相忆》，文体界限不明，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不论是与城市青年问题写作相比，还是与声名卓著的“寻根”宣言《我的根》以及郑万隆的“寻根小说”“异乡异闻”相比，《长相忆》都是一个被遗忘的文本。但对照阅读，其实会发现，《长相忆》是理解“寻根”郑万隆的原点作品。这篇自叙传作品与拟知青写作的城市青年问题小说、《我的根》、“异乡异闻”系列构成互文关系，是打开郑万隆走向“寻根”的又一把精神钥匙。

1980年的《长相忆》比1985年的《我的根》更早地开启了郑万隆精神寻根之旅。该作品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回忆“我”对鄂伦春族霍西布爸爸的思念，怀想霍西布爸爸对“我”深切的爱。文中叙述了霍西布爸爸暴躁粗犷又善良细腻的精神世界，在寒冬跳入水下救我，为了救我孤身一人寻找熊胆再也没有回来。月泡里打鱼，狗皮荷包、雪地耙犁、鄂伦春族古歌，郑万隆在这篇作品中展开了同期创作中从未有过的心灵景象。对三十年前的鄂伦春族爸爸的寻找与思念，已经隐约开启了郑万隆对精神之父的寻找之路。《长相忆》比《我的根》更早地指认了黑龙江瑷珲县的苍山野岭对于他精神之根的意义。等到“异乡异闻”结集出版，郑万隆再次指认大兴安岭对于自己的精神之父的意义。“我的父亲，从小兴安岭到大兴安岭，咀嚼不尽的一生中，留下许多一直激动着我，温暖着我，也深深折磨着我的东西。我是踩着他脚印走出那片华严浩荡的山林，开始我的人生。”12相同的精神之父的回溯与指认，从1980年到1985年并未改变，只是从自叙传的间接转变为开门见山的主观抒发。1985年的“寻根”郑万隆，在1980年已经埋下种子。

对读《长相忆》的风景描写与城市青年问题小说的大兴安岭风景描写，让我们认识到风景描写在“寻根”郑万隆生成中的意义。他拟知青写作的城市青年问题小说人物都会被大兴安岭与草原牵引。“当代青年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李晖，就是一个在草原上生活了七年的姑娘，带点“野性”的姑娘！13知青孙开远与蒙古族姑娘宝勒其格成婚，永远留在草原。李晖难以忘记的是珠玛沁河。14潘文泰把记忆留在大兴安岭深处。15《那条记忆的小路》中，人物的最好年龄都在大兴安岭插队。“电报是雅克图拍来的，一个陌生的地名。孟菲在地图上找遍了黑龙江和内蒙古交界的山山岭岭，也不知道这个宝贝地方，是一个旗还是一个县，是个农场还是个知识青年去了才升起炊烟的荒林野沟。”16这些小说反复书写了大兴安岭风景。“那个让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人，心里又充满了草原上那温馨、甜蜜的气氛，那一片灿烂的金针菜，那弯弯曲曲通往县城的小路，那轱辘比人还高的勒勒车，那漆黑的夜晚，那昏黄的灯火，那霏霏的细雨。”17“他们大概都忘却了在黑龙江插队的日子，那苞米渣滓饭，那白毛烟儿泡，那蚊蚋成阵的草原，那手上脚上的冻疮”18，“由于夹岸的山太高了，林子密得透不进阳光来，河水和黑色的，一点声响都没有，深邃而又神秘。就像梅里美笔下的大盗唐若瑟出没的加希那山谷一样，让人感到有一股令毛孔发胀的冷气从脚下升起”19。并且这些小说中开始出现“异乡异闻”中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生活景观和人生性格。“1682年，安日希的鄂伦春勇士和俄国侵略者托尔布津斯基在这里打过一仗，全体阵亡了。这条山谷也因此而得名，叫太阳不落的山谷。”20“她不是四十八公里的，是海尔达奇一位护林员的孙女儿。她的祖母是一位鄂温克人，父亲是在一次雪崩中死的。她长得非常漂亮，象达芬奇笔下的油画一样；那双深邃的眸子里，可以让你看到森林中闪耀着阳光的溪水和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的云，绿得发蓝的雾霭。”21他的城市青年问题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大兴安岭风景的浪漫主义书写。风景美学研究理论，总结过文学史和艺术史中的“如画美”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标准。崇高美与牧歌美是“如画美”的两大风格构成，“风景意义的崇高美须有危险的、令人尊敬的、给人激励的美景，特别是得有荒凉的山景”22。“牧歌是一种方式，借此人们可以想象自己逃避都市或宫廷生活的压力，躲进更单纯的世界之中，或者说可以说是躲进一个苦心孤诣构想出来的、与城市复杂的社会形成对照的单纯的世界里去”23。而实现“如画美”，主要依靠摒弃反实用性、重组和美化景物。郑万隆的这些小说中，没有出现具体的知青劳作场景，而是书写了大兴安岭森林、河流与人的“如画美”。这些如画的风景成为遇到精神困境的城市青年的精神慰藉与心灵支撑。我们前面说过，郑万隆不是典型的上山下乡插队知青，但他的小说却把人物放置在大兴安岭插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一代青年精神造像的激情燃烧着1980年代初的郑万隆时，他魂牵梦绕的大兴安岭风景却无处安放，拟知青写作却让他获得了一种再合适不过的回望视角。“如画美”的获得是观察者被裹挟在风景里，24郑万隆小说中的知青就是被大兴安岭风景裹挟，他借用这次写作实现了对故乡的追忆。他的小说即使出现了像四十公里这样世世代代没有老师的艰苦地方，但乡亲们的友好让这片土地具有乡村道德风景25，乡村道德风景也是“如画美”的重要标志。

《长相忆》言明了郑万隆对故乡的情感皈依，城市青年问题小说中拟知青视角展现了故乡大兴安岭的“如画美”风景，这是另一种长相忆。但“长相忆”只是他在时代话语强烈的写作中一解乡思之苦的间接叙述，或者说他在寻找一种最适合叙述故乡的方式时的过程性表达。到他把故乡发明为“异乡异闻”，大兴安岭从被寻找的过去变为具有生长性的此刻。故乡不再是供郑万隆个人追忆的静态存在，而是源头活水，属于所有人的爱欲悲欢的生命状态。郑万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赋故乡以异。

首先，“如画美”的风景描写在“异乡异闻”中完全消失，叙述者不再是抒情者与阐释者，而是一个陌生的展示者。第一，从主观变为客观。《长相忆》的主人公叫做“小小”，与《长相忆》同期同类的姊妹篇小说《白桦树下的小屋》的主人公也叫做“小小”，“异乡异闻”小说中的《老马》的主人公同样叫做“小小”。但叙述方式完全不同。在《长相忆》及《白桦树下的小屋》中：“我爱那终年头顶白雪的高山，爱那从初春一直欢唱到深秋的榛子林，爱那静得像睡着了的小河，爱那大声吆喝都撵不走的山雉。”26这是皈依故乡的叙述立场与思念故乡的抒情语调。《老马》截然相反，“小小”所见已经没有温情，是父母之间痛苦的爱欲纠缠。第二，从讲述变为呈现、展示。金子决定了郑万隆小说人物的命运，但叙述方式极为不同。以故乡姿态叙述时，叙述者会做解释。在“她一管药水要十二个金儿”之后解释“一个金儿”是十二根火柴头重，指出这是金矿上的行话，流露出得到金儿的不易。“异乡异闻”叙述时，就放弃了这种解释。只是描写因金子而起的生死存亡爱恨。《野店》中的他因六两金子而错失了爱恋着的女人，女人又与福赓因金子而产生了不幸婚姻而过早死去，他愿意与死去的她厮守。《陶罐》中，淘金一生最终只剩自己的赵劳子心心念念的陶罐竟然是空空如也，没有一点金子，淘金的汉子们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老棒子酒馆》中的陈三脚因淘金而展现了荡气回肠的一生。叙述者不再解释“金儿”、金子与当下现实的换算关系，而是仅仅客观呈现。韦恩·布斯曾指出小说中讲述和展示的区别，讲述包含作者明显的判断与立场，支配读者的信念、兴趣和同情，展示强调叙述的中立性与客观，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27郑万隆从重抒发的回忆中撤出，从而展示了故乡的异，把解读异的故乡的权利交给读者，故乡因异而丰富起来。

其次，郑万隆调动了自己的故乡经验，特别是故乡的少数民族生活体验，但他剥离了自己的乡愁，展现了另外一种生活法则。他叙写信仰与禁忌的凛然、肃穆与荒凉。《峡谷》中，得罪了萨满而被驱逐出屯子但却对鹿和熊深怀爱与愧的鄂伦春猎人申肯，因生命的终结而给予了向往哈尔滨的鄂伦春少年别尔丹与恩都力以心灵的震撼。《黄烟》中的哲别因没有生殉于塔尔达奇山上的黄烟，并说出了向神献身的人们只是死在了山顶的真相而遭到族群集体围攻。《钟》中的莫里图违背族群禁忌而遭致恋人与恋人母亲被杀，失望的莫里图又无法接受代表着现代观念的钟表，这种拒绝理解一如他愤怒的父辈。他叙写传统与现代沟通的可能与不可能。《空山》中的爷爷守卫了半生的贮木场夜半失火，火源自孙女乌日娜钟意的外来男子，《我的光》中的鄂温克族老人库巴图对考察旅游的纪教授多有猜忌，但纪教授与库巴图都被山神的光芒所折服，纪教授因此失足落入谷底去世，库巴图用民族方式祭奠了纪教授。他叙写淘金者们残酷的人生与绝境中的爱意。《地穴》中王六道和李大烧舍命探访阿根布山，并回忆了一生经历的血与恨。《洋瓶子底儿》中的三贵见证了父亲对母亲乖戾深沉的悲剧之爱，《狗头金》在黑瞎子沟困了半年的李掉裤子们绝望中的彼此算计与无一例外的心酸，《野店》与《三块瓦的小庙》“铁一样的心和铁一样的身子骨”28的淘金者们无望的爱。李庆西认为强调人的基本欲望和世俗的价值观念，把文化时空还原为直接的经验所形成的生活世界是寻根作家的特点29，对于郑万隆而言，他的还原就是删除了故乡这一文化空间和心理体验具有的乡愁特质，赋予故乡以异。

对于郑万隆的小说，王安忆和黄子平提到只有到了写故乡之际，才开始自如起来。30其实更准确的说，郑万隆在赋故乡以“异”的时候，黑龙江的郑万隆，才成为了当代文学史上的“寻根”郑万隆。“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31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写故乡的时候，郑万隆是怀乡小说家；写“异乡异闻”时，郑万隆才成为“寻根”小说家。“在这个世界中，我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32故乡成为另一个世界时，“寻根”郑万隆才得以生成。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文艺评论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3ZZA1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郑万隆：在《北京文艺》1973年第3期、1974年第2期发表小说《一个心眼儿》和《风雪河湾》。

2 郑万隆：《明天再见》，《当代青年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页。

3 郑万隆：《那条记忆的小路》，《红叶，在山的那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4 5 郑万隆：《明天行动》，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6 7 8 9 31 32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10 11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2 郑万隆：《生命的图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扉页题记。

13 14 郑万隆：《年轻的朋友们》，《当代青年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15 17 郑万隆：《当代青年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73页。

16 郑万隆：《同龄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 2页。

18 郑万隆：《红叶，在山的那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19 20 21郑万隆：《在桥上，我们分手了》，《明天行动》，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301、305页。

22 23 24 25 [英]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寻找如画美》，张箭飞、韦照舟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87、82页。

26 郑万隆：《长相忆》，《上海文学》1980年第6期。

27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0页。

28 郑万隆：《三块瓦的小庙》，《生命的图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5页。

29 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30 参见黄子平《论“异乡异闻”》和王安忆《“异乡异闻”读后》，《钟山》1986年第2期。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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