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笔记｜刘大先：曲山关内外
【栏目语】
2024年，《作家通讯》全新改版，推出新栏目“扎根笔记”，邀请在基层一线工作、驻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文学工作者分享他们对于广袤大地和人民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展现新时代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向人民学习”的精神风貌。
曲山关内外
■刘大先
罢兵吧罢兵吧！
从此山梁无阻，
界桩枯朽了；
从此江水长流，
界桩枯朽了；
从此大田丰美，
界桩枯朽了；
从此房顶安乐，
界桩枯朽了。
——羌族英雄史诗《泽基格布》
一
澳门的一位朋友到北川来看我，我带他沿着安昌河向南散步时，在河堤上看着东岸的山脉，忽然意识到，不同于原来的老北川县城曲山镇处于群山之中，是山间之城；新北川县城（以下简称“新县城”）坐落在安昌河畔，是一座山边之城。县城的整个东南面都是一片平畴，整体性空间的调整让北川的核心地理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新县城并非自然形成的城镇，而是修建在原属安县的安昌镇和黄土镇交接的河畔平地之上，可以说是无中生有。重建之初，新县城就有明确的规划，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羌族碉楼和现代楼房交错，夹杂绿地、公园、广场与河流，植被和沟渠都整饬得井然有序。新县城中心地带是羌城旅游区，东北方向的羌族民俗博物馆与西南方向的禹王桥构成一条西北向的斜线，中间是新生广场、禹王广场和巴拿恰（羌语中意为“做买卖的地方”）商业步行街，规划严谨，条理清晰，很容易辨识，这块区域也就成了人造景区，为外来者必游之处。
群山与河流的限制，让平地弥足珍贵，新县城在有限的空间里无法像在平原上那样做到方圆板正，只能因地制宜。初来乍到的人，尤其是习惯了正北正南走向的北方人，很容易被“关内”和“关外”两个名词搞糊涂，我刚到北川的时候也一样。北方或者中原地带说到“关外”，往往是指偏僻辽远之地，比如山海关外、嘉峪关外；在北川，“关外”反而指的是人口较为密集繁荣的新县城和永安、擂鼓等几个平地多一点的乡镇，“关内”指的原县域曲山镇西北部分，基本上都是高丘山地与河谷岩地。
县政府里没有会议或者其他工作安排时，我一般都会下乡调研，熟悉民生民情本来就是我工作的组成部分。除了新县城所在地永昌镇周边的几个乡镇，一般下乡尤其是深入西北方向，都要经过7个连续相接约10公里的隧道——唐家山、马鞍山、漩坪、黄皮沟、十里碑、大马桩、小马桩，穿越曲山镇、漩坪乡到禹里镇的重重山峦。这些地方是北川的腹地，与外界仅靠崎岖山路联结，进出都不是易事，民风民俗也更为素朴原生。
曲山镇位于湔江右岸，民间传说二郎神捉拿孽龙时，孽龙原本欲西出大山，但闻狮子山上有人擂鼓呐喊，遂掉头向邓家渡方向而去，江水也随之急转向东。曲山因此又称回龙，就是老县城的所在地。
老县城北面的山梁是从绵阳到茂县的绵茂古道的必经之地，山上有一个隘口，唐代叫作松岭关，明代设有军堡，清代始废弃。于是，这个山梁便被后人称为旧关岭，也就是曲山关。所谓“关内”“关外”的“关”指的就是这个曲山关。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凿穿旧关岭的山麓悬崖，建成了沿着湔江前行的公路，就不需要绕行很久翻越关梁了。尽管关堡废弃，这个沿袭已久的地名却留了下来。
以曲山关为界，“关内”指的是偏西北的漩坪、白坭、禹里、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坝底、马槽、白什和青片这11个乡镇，“关外”指的是偏东南的永昌、永安、曲山、擂鼓、通泉、陈家坝、桂溪、都贯8个乡镇。其中，永昌和永安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从安县划归到北川的，而通泉镇则由此前的通口和香泉两个乡合并，都贯乡由贯岭和都坝两个乡合并。之所以合并，有多方面考量，最主要的是这几年的人口流出和经济指标的因素。普遍来说，“关外”的经济情况要好于“关内”，“关内”受限于嵯峨群山，几乎没有什么工业。
如果站在曲山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关内”“关外”的说法弄颠倒了。按照北川文化学者赵兴武的解释，这是由于北川县城的变迁造成的。从魏晋南北朝设县开始，北川管辖的主要是青片河流域，唐高宗年间，北川并入石泉县，一直到有清一代，石泉县管辖的区域都只限于如今的“关内”地方。
雍正三年（1725年），擂鼓及曲山到陈家坝一带才由平武县划归到石泉县，它们同此前的辖区共同构成了如今北川县的主体范围。那个时候，石泉县的县城设立在禹里镇，站在禹里的角度来看，曲山关西北是“内”，东南是“外”。1952年，县城从禹里搬到了曲山，人们口头上习惯的说法却没有随着行政区划沿革而改变。这存在着一个由历史沿革所造成的错位，不过也显示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即“关内”显然是原住民从自己角度的说法。禹里为县城的古石泉县域，原是以羌民和白马藏人为主要居民的区域。
原以为北川只有曲山关，后来才知道《明史》中曾记载，石泉县境内还有石板关、奠边关、大方关和上雄关数处，它们大多兴建于有明一代。但凡涉及关隘军堡，可以想见山势之险峻和帝国势力所及的范围。
“关”是界线，是屏障和保护，所隐含的意义就在于，它所辖制的区域虽然以少数民族为主，但已经是归化了的“汉区”。生活在“汉区”的羌民是熟羌，之外的就是生羌，这种情形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比如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县里遗留的南中国长城，原初就是苗疆边墙，“生苗”与“熟苗”的分界。各民族在“关”碰撞互渗，不同的族群在交锋中交流，在交往中融合，都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
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地方节点，“关”一方面意味着险阻与防御，另一方面也是通道、中介和联结。进山7个隧道中的第一个就是312省道上的唐家山隧道，从老县城背后穿唐家山堰塞湖垮塌山体而过，大致位置就是旧曲山关所在地。这个隧道很长，有3500多米，开工于2009年，2012年贯通，是松潘、茂县和北川数十万人的生命线。
山体在震后变得松软，又因经常受到暴雨和泥石流影响，隧道的状况并不太好，我在北川的一年里，它好像一直都在检修中，雨水多的夏季则会让隧道里的公路更加泥泞，头上悬着的山石穹壁不时有水滴落在车顶上，砸得咚咚响，每次经过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2022年夏天，隧道口发生了一次泥石流，很长一段时间里，隧道只能半边通行，另一半则在修复渗水造成的路面坑洼。
在入隧道前的筲箕湾大桥上，可以看到幽深陡峭的沟壑，如果没有这个隧道，翻山越岭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这时你就能深刻体会到李白1300多年前的诗句不是浪漫主义的夸张，而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二
北川的“关内”“关外”虽然说不上是两重天，但物候的差异确实随着崎岖险道的深入而逐渐增大。逐渐深入“关内”的过程，就是从成都平原边缘向青藏高原地带前行的过程，“关内”所在的龙门山就是平原与高原之间的山峦丘陵。“关内”基本上是由青片河和白草河两块（条）流域构成，海拔较“关外”高，大约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相应的气温则要低很多，寻常七八月间，市里与县城已经溽热如蒸笼，一进到山里就自然清凉起来。
7月初那几天特别热，我正好去各乡镇现场办公，白天灼热的阳光一会儿就把人烤得汗流浃背，晚上住在开坪乡一处叫作西羌幽谷的民宿，吊桥与流水一下子让人清爽起来。开坪同隔壁的平武县相接，生态极佳，共同拥有一片大熊猫保护基地，河谷幽深处，四周密林修竹，晚上居然凉到要盖被子。
“关内”的道路也比“关外”要难走，道路基本上隔一年就会被水毁一次，很多地方碎石嶙峋，普通的汽车底盘太低，无法前行，需要换成越野车。记忆比较深的一次是从与阿坝州白羊乡接壤的青片乡最远处返回，由于沿着青片河的道路正在修缮，我们只得从山梁翻过。一路上尽是窄到仅通一辆车的乡道，因为通行的人很少，乡镇上财力有限，无法面面俱到，有些道路硬化部分被山洪、滑坡毁坏没有及时修复。山路九曲回肠，有时候是“之”字形的转折，坡度最高甚至能达到30度，如果稍不留神翻下山去，就会粉身碎骨。常走此路的本地司机驾轻就熟，一点没减慢速度，换一个外地司机肯定不敢这么嚣张，注意力一旦不集中，就会滋溜一下滚下去，几千米的陡坡，那就是九死一生了。
从磨基沟到鹰嘴岩、上寨子这段最为艰难，感觉像在云端上前行。山上种了大量笔直而光秃秃尚未发芽的厚朴，也有一些叫不出来名字的杂木，初春时地气变暖，虽然大片的山呈现出苍灰的色调，却也夹杂着翠绿。漫长的山路令人身心俱疲，偶尔车子下到山谷，转弯间忽然看到沟对面坡上的几点嫩黄，是油菜花，会让人心中一阵欣喜。
苍茫莽野之中倾泻出来的生机是满目绝壁巉岩里的安慰，隐含着不屈的生命意志。“关内”的乡镇多是这样，桃龙是夹在两条河之间的藏族乡，本无多少特别之处。妇女节那天，我赶到这参加活动。面积虽然不大，却很精致，房屋与建筑都规整簇新。后来乡长告诉我，2020年的暴雨灾情非常严重，泥石流已经淹到乡政府的一楼。当时还有一个办公人员困守在楼内，好在泥石流没有进一步往前推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灾情过后，乡政府立即组织人员清理淤泥，修缮损毁建筑，一年之后又是一番新鲜生动的模样。他们说到这些的时候，语气温和而从容。大山深处的农民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遭际，宠辱不惊，乐天知命，就像那些经冬不凋的草木，在冰雪中孕育着再次蓬勃舒展的萌芽。
三
“关内”内部还有一个“关”，也就是小坝镇的走马岭，按照本地人的说法，是西迁羌和白草羌之间的分界。白草羌在犬戎入侵、周平王东迁时候就迁徙过来了；西迁羌则是秦以后的事。白草羌跟白马藏人一样，同古氐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的戈基人可能是原先迁徙过来的古羌人的遗脉（或也可能已经同氐人混血，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较早接受农耕文明；而西迁羌人则更多是游牧文明为主。两个族群经过激烈的争夺厮杀，最终水乳融合，和平共处。这些民间说法未必学理严谨，倒是反映出朴素的记忆与认知。
《羌戈大战》可以视为羌人在流动中建立家园的微缩历史，罗世泽先生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曾搜集整理翻译过，2008年出版了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编的《羌族释比经典》，较前内容略有参差与丰富。参考前者，根据后者，史诗吟唱中，羌人最初原居住在西北的旷野戈壁、莽莽草原，后迁徙到岷山的草原地带，牛羊兴旺，羌寨欢歌，羌笛生生，口弦委婉。但是魔兵气势汹汹而来，烧杀抢掠，打破了太平祥和的生活，羌人被迫西行寻找新的家园。羌人部落被冲散，分为9支各奔一处。其中，阿巴白构率领的一支迁徙到如今川青两省交界处的蒲格山（有的版本称补尕山）下，暂时安营扎寨，获得喘息之机。阿巴白构拜天界的锡拉始祖为师，被授以写在白桦皮上的经书和金竹根做的神箭，能预知3日的天上事和3年的人间事，这让行军迁徙变得顺利了许多。某天在林荫间休息，阿巴白构在读经书时疲劳缠身而睡去，经书落在地上，书页被风吹散，白山羊偷偷将经书吃了。阿巴白构模模糊糊记不全经书，从此天事和人事都变得茫然了。他怒杀白山羊，将它的皮扒下来做成鼓，敲着鼓还能断断续续背几段人事，天事就完全记不起来了。这个情节解释了释比和羊皮鼓的缘起。
失去了经书的阿巴白构变得忧心忡忡，“过去的事难回忆，往后的事难预见，只有勇往抗顽敌，不辞艰辛把兵练”。在日嘎岭上驻扎的时候，魔兵鼓噪围攻而来，阿巴白构带领族众血战三天三夜突围，人马损失过半。敌兵追赶甚急，幸遇天神木比塔丢下3块白石，变成3座雪山，阻挡住敌兵，羌人方才得喘息之机，砍木为船，杀牛造筏，渡过了急流，迁至松潘草原。
热兹的坝上草原，林密草嫩泉水甜，土地肥沃牧场广，山花野果遍山野，是天神祝福之所、重建家园的好地方。“九沟建了九座寨，寨寨之间碉楼修，碉楼顶上烽火堆，对敌来时能望见，九坝中央修羌城，好把百事来掌管。阿巴白构住中间，羌兵羌将守四面”。经过多年发展，族群逐渐壮大，牲畜繁盛，安居乐业。
好日子持续了一些年，寨中忽然陆续有牛羊丢失的情况。后来查明是戈基人抢掠造成的，他们甚至还想抢占寨子。双方交战于日补坝（羌语中的茂汶县），戈基人凶猛善战，两边相持不下。羌人向天神阿巴木比塔祈祷。恰巧木比塔的长子基波放牧神牛经常丢失，经过明察暗访，发现是戈基人所为。木比塔又亲自去探访，看到戈基人不敬神，心中震怒，于是决定帮助羌人。
当两个族群在日补坝交战时，木比塔授羌人以木棒，给戈基人以麻秆，戈基人被揍得鬼哭狼嚎，而羌人毫发无损。天神又把双方引到阿如山上的坪坝继续开战，给羌人白石头，给戈基人白雪块，结果自然又是羌人胜利。天神再把羌戈双方带到乐依山的悬崖峭壁边上，对他们说岩下面是幸福的乐园，谁先到达岩脚下，天下的牛羊就归谁管。羌人预先做好准备，扎了许多草人穿上衣服扮作真人。木比塔到崖上把草人一个个掀下去，探头问岩下的生活怎么样。事先藏在山下的羌人欢腾雀跃地说好。戈基人一看，生怕羌人占了先，争先恐后地往下跳，大多都摔死了，剩下的人四处溃散。众山从此重获宁静，牛羊再无丢失。
天神又让羌戈双方比谁先上天庭，谁先下河坝，谁劈柴力气大，戈基人又都输了。最后，天神降下洪水，乘船的羌人得以幸免，戈基人又遭受重创。羌人在茂汶重建家园，得以兴旺发达，白构将其九子以及十八首领分别派驻各地，形成了现今的羌人区域。
史诗中唱道：
格溜地方真是好
绿水青山近眼前
四面环山水草茂
气候温暖宜居住
格溜地方三条河
沿河尽是大平地
大河上头九条沟
沟沟翠绿山果甜
格溜在如今的阿坝州茂县境内，在羌戈大战后成为羌族的家园，而戈基人与羌人在战后也逐渐融为一体，就像炎黄大战后的交融一样。羌戈之间的你来我往和迁徙流动，是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的相互适应与磨合。族群与地方之间的联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羌人历时千年不断播迁，与原先的土著争夺生存空间，也不断地吸纳对方。在茂汶一带立足后，羌人到宋代以后逐渐稳固起来，成为带有较为鲜明特征的族群。
元代的族群治理比较宽松，明之后对羌人进行了几次征伐，开坪的永平堡等地就是当时留下的历史印迹，而走马岭则是当初生羌的防线。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走马岭曾发生一场大战。起因是白草羌不服中央政府，时常侵扰龙州（今平武县），1543年，白草羌酋长自称皇帝，并封李保将军、黑煞总兵等职，发动了更大规模的骚乱。1545年，白草羌趁官军防御松懈之机，聚集数千人发动突然袭击，攻陷了今开坪乡大鱼口的平番堡，数百官军被俘，继而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石泉县直接管辖的白坭等地，阻断官军的粮草运输线。
骚乱发生后，松潘副总兵高冈凤应对无方，被撤销了官职。四川巡抚张时彻等接连上奏朝廷，请求派调驻防卢沟桥的原松潘总兵何卿回川主持平羌大局。1546年，何卿受嘉靖皇帝之命与张时彻一道平定“白草番乱”，他大约于这年春季从京城回到四川，到任后立即策划计谋，平定北川一带的骚乱，并修建了永平堡。
官军从石泉、坝底、龙州三处发兵进攻，在走马岭与羌人展开决战，然后分路进击，占领了白草羌的大本营。明军发兵进攻的时间是1546年农历腊月底，占领白草坝的时间是1547年正月中旬，历时十余日。官军取得的战果在《明史》和《石泉县志》中所载基本相同，白草羌凭恃的山险防线与堡垒全部被攻破，武器被收缴，物资被清理，只留下白草河的名字到今日。
四
走马岭的古战场位于峻岭山头之上，汽车开不过去，我顺着山路边的斜径往上走。道路雨迹未干，我后悔没有穿登山鞋，好在路面铺了一些碎石，脚不至于陷到湿滑的泥土里。草木倒是有一些，之所以稀薄估计是因为海拔较高、气温较低、雨水不足。此处地势居高临下，是输电线集中的地方，头顶上全是乱七八糟的电线，让人担心哪条线要是漏电，把我电死这荒郊野外，估计要好几天才能被人发现。
走马岭上荒草萋萋，据小坝镇的贾书记的说法，战役过后，羌人的碉楼与防御设施被拆除了。如今五六百年过去，烟消云散，没有任何痕迹留下，这里就像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荒山野岭。但是，伫立山头，俯瞰山下河流场镇，依然感觉气派非凡，的确是易守难攻的天险关隘。走马岭对面白云缭绕的大山是野猪窝，《万历武功录·白草风村野猪窝诸羌列传》中说：“诸羌剽桀，善战勇武。”这估计跟羌人行猎野猪是有关系的。打猎本身既是生计，狩猎过程中也锻炼了武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眺望下方由于雨水而变得浑浊的白草河，南是禹里，西是桃龙与青片，北面是松潘与片口，东南是开坪，500年前的生熟羌界岭已经不再，而河谷之中丛丛簇簇的楼房则显示出新的气象。
从走马岭驱车到不远处的团结村，道路多是陡转弯的爬坡，路边是厚朴、水杉和红豆杉。放眼望去，视野豁然开朗，山下白草河细如丝带，场镇则只有火柴盒般大小。路边是大片的百合和重楼，还有阳荷，这种阳荷其实是姜的一种，我此前吃过，一直以为是一种灌木或者树木的花苞，没想到是叶子如同阔竹叶的草本植物。
团结村有3株800年的老柏树，树立在二郎庙里面。那个庙很有年头，据说当年红军曾经在此驻扎。庙的构造简单到称得上简陋，就是一个木制披厦屋，里面供奉的是三眼二郎神，但贾书记说，那其实是本地羌人领袖李保将军。在走马岭战役中，引起骚乱的李保将军眼见不敌，便只身前去谈判，甘领罪过，以换取此地和平的重新降临。回望历史，令人唏嘘。走马岭战役是兄弟阋墙，说到底还是一家人。
我跑到二郎庙简陋的前门楼下，仰拍庙的全景。贾书记问我有没有注意到门口的几株柏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不明所以。他说，这几株树都是断头树。我说，是雷劈的吧。他说，是，但是周边也有很多高树，唯独庙里这几棵被劈了，也很奇怪。这种带有神迹的巧合，被当地百姓认为跟李保将军的砍头有关系。
从二郎庙出来，走了一段山路，到了聚宝村的宝华寺。这是一幢三间的大屋，没有围墙，旁边就是玉米地。房屋中间供奉的是李保将军夫妇，座前有四员裨将；两侧则是西方三圣、文昌帝君、王母娘娘、日光娘娘、月光娘娘这些不知道源出何处的散仙；正厅两边的厢房塑了一个牵马戴帽的敞胸汉子，不知为何人，两边则是一头黑牛、一头黑猪。所有这些雕像的工艺都非常拙劣，显见出于乡村普通匠人之手，有种敷衍了事的态度，神主和配神也都莫名其妙地糊弄着搭配在一起，显示出对于偶像本身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情形在民间信仰里倒是常态。它们并非某种制度性宗教，而是弥散性的信仰，民众在其中更在意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至于观念的寄托物，是只要有个东西在那支应着就行的意思。那个东西是一块石头、一条蛇，或者一棵树、一个人，主要看诉求是什么。
一直到2019年，本地民众每年都会在宝华寺这个院子里及紧连着的田地中搞庙会活动，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是把猪乱棍打死，然后分食之。我知道羌人历史上有打狗埋石立誓的故事，是元朝地方官同羌人“蛮汉一百余人”，共同举行“打狗埋石”的仪式。羌人立誓不再劫掠盐茶道路上的商人货物。这种盟誓是一种古老的契约和立法，有着自然法的智慧与尊严，体现了一种按照本地习俗柔性机动的治理方式。记载此事的碑铭錾刻经过近800年，字迹漫漶剥落，如今还树立在小坝新街一户居民住房后面的山崖上。但是，打猪之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贾书记解释说，猪是朱的谐音，朱是暗指朱明王朝，打猪仪式最初可能与走马岭战役有关。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嵌在一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它逐渐蜕去了其原初的激烈情绪，而转化为一种自娱娱神的仪轨。这也表明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交流的历史记忆与记忆内涵的转移。
五
记得某次去都贯乡的皇帝庙村，看有1700年树龄的红豆杉。伏羌堡就在不远处，也是明代留下的军事遗迹——这一片地带在明代是关隘要冲。如今伏羌堡只剩下后来重建的两个门墙，还有点兵台的残垣，衰草寒鸦。点兵台下有一块在山间难得的开阔平地，应该就是官兵营房所在地。早先山间坡地还有很大的跑马场，后来都种上树了，加上灾后道路修建，早就看不出500年前的规制。历史在时间之河中慢慢风蚀，大地重回原初的样貌。
由伏羌堡出来，在与白坭乡交界处的绝番墩，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这里曾经是龙州（今平武县）的西部边界，再往西过了山沟就是石泉（今北川县）地界。旧时绝番墩是北川“关内”羌人东入龙州的必经之地，2008年地震后新修的北川都贯-开坪公路由此通过。1547年走马岭战役中，从龙州出发的官军经过桂溪、贯岭、都坝抵达开坪北部之马头岭，而后直驱小坝，基本上是与羌人此前的活动路线逆向而行。现在绝番墩修了一个可以眺望四野的碉楼，眼前山峦重叠绵延，呈现出不同的青灰色调。山风吹来，9月初的天气都让人陡然感觉到有点冷，此处大约海拔1600米，比山下要凉得多，秋意逐渐将山林染成了红褐黄绿交织的叠彩景色。
此地生长着很多箭竹，清乾隆年间的地图上，将其标注为“箭竹垭”。但同样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石泉县志》，在记录明代军事设施时，却采用了另一种说法：“绝番墩，地名箭和垭。” 按照赵兴武的说法，“箭竹垭”和“箭和垭”，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命名意图却迥然不同，前者明确表明了其地的代表性物象，单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生长着箭竹的山口；后者与所在地没有什么关系，却与一个关于民族迁徙的传说产生了关联。
据说北川和江油交界的地方有个漫坡渡，原本叫蛮婆渡，古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界线。1800多年前，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确保成都平原地区的安全，便与羌人协商，希望羌人能够让出一箭之地。羌人见这个要求不高，便应允了。不料诸葛亮却事先派人将箭预置在遥远的松潘草地。羌人信守诺言，顺着诸葛亮射箭的方向一直退让到松潘，于是都贯一带也就由羌地变成了汉区。
我后来读到一个“孔明一箭让石泉”的传说《界碑》，与此说法大同小异。都贯乡旧属平武县管辖，1956年才划归北川。早在公元前201年，刘邦刚建立的汉王朝就在今平武设置了刚氐道，管辖范围大致包括平武县境域以及北川关外部分地方。“道”是汉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级行政建制。因为辖区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氐人，而这些氐人性情刚直，故名刚氐道。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汶山郡东北（即刚氐道辖区）：“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言此地最大的部落为白马，是“氐类”，也即今天的白马藏族。古代文献中氐、羌不分，旧志在追溯北川羌族的来历时，往往称其“先曰氐羌”。直到宋以后，此处的氐羌部落才由羁縻自治状态发生改变，明代为土司辖制的番民，走马岭战役后成为受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
现在回头再看永平堡、伏羌堡、绝番墩，还有平武的“镇羌楼”这些地名，同平凉、永靖、威远、镇远、绥远、抚顺等地名类似，背后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进程中的民族交融。空间的盈缩消长，同时意味着心理和文化认同的移形换位。
经过几千年的交锋与交流，内外联结合一，不再有生熟之分，熔铸为一个来之不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曲山关内外就是一个具体而微、见微知著的缩影。如今那些地名作为历史的见证存留下来，转为文化的遗产，成了一种可供当代人认知与开发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