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三月的一天
那是1979年3月的一天，乌鲁木齐的天空飘着雪花，而院子里的雪却已开始融化，小路湿漉漉的，一片泥泞。我们参加《新疆文艺》编辑部组织的新作者学习班（那会儿还不叫笔会）的作者，住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的自治区人事局干部招待所。
那天上午，王蒙老师从北京回来办理相关调动手续，正好出席我们这个学习班的开班仪式。韩文辉是当时《新疆文艺》的主编，由他主持这个开班仪式。编辑部的小说组长都幸福、诗歌组长郑兴富都在班上。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王玉胡出席仪式。
参加学习班的作者有我和周涛、周政保、文乐然、肖陈等人。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春风化雨，正在滋润着祖国大地。一大批“右派”帽子被摘，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王蒙老师正是得到落实政策后，要调回北京作协。
还在院子里，就见到了刚刚下车的王蒙老师。自1973年4月至5月我在伊宁县吐鲁番于孜（时称红星公社）作为新闻干事替代翻译接待过他们那批“三结合”创作组以来，已经过去快6年了（我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已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工作好几年了）。王蒙老师一见到我就说，你的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我看了，写得好。此时《新疆文艺》1979年第3期刚刚出来，没想到王蒙老师这么快就读过了。王蒙老师的首肯让我内心很激动，进一步坚定了要走文学创作之路的决心和信心，他在学习班上的演讲，更为我们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王蒙复出文坛后，《最宝贵的》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此之后，他的作品如同井喷，短篇小说《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将相继问世，他的作品将不断轰动文坛，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那时候，文坛的轰动效应非常强烈。正如王蒙老师在《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所言：“《夜的眼》一出，我回来了，生活的撩拨回来了，艺术的感觉回来了，隐蔽的情绪波流回来了。”
这一次的《新疆文艺》学习班，让我有了全新的收获，不仅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王蒙老师，聆听了他的演讲，还结识了一批来自新疆各地的作者，和他们进行了无拘无束的交流，拓展了艺术视野，进一步激发了创作激情。我在学习班上就开始新的创作，这一年接连在《人民文学》《新疆文艺》上发表了《权衡》《哈力的故事》《九十九张牛皮堵住的风口》等短篇小说。
1980年3月，我途经乌鲁木齐（前往北京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顺便到位于民主路22号3层的《新疆文学》（1985年改为《中国西部文学》）编辑部拜访，此时韩文辉已调往新华社新疆分社，编辑部由陈柏中负责。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喜人的消息：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已经恢复（1956年反右时第四期文学讲习所停办），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已经录取我为学员。他们说，全新疆就录取你一人，这也是我们新疆文坛的骄傲。我说我只是为去北京领奖请了假，如果留在北京学习，不知道部里会不会同意。他们说，这是好事，你放心去，我们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打电话过去通知他们。这让我内心很温暖、很感动。应当说，新疆文联和麾下的《新疆文艺》《新疆文学》成为我在文坛成长道路上强有力的推手。
《新疆文学》1980年第3期正好刊出了我的新作《雄心勃勃》。那一天，我在《新疆文学》编辑部领取了新的稿费，在编辑们的鼓励下，花160元买了一张飞北京的机票，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往祖国的首都。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1976年2月，我们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同学趁着寒假结伴而行，曾游历北京、天津、邯郸、西安等地）。我们被安排在位于崇文门的向阳二所，也就是现在的崇文门饭店。我和冯骥才、张弦、张长住一个房间，那时候就是这样，很俭朴，一个房间四张床，四人同住一间房。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时，我又遇到了王蒙老师。他的小说《悠悠寸草心》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发表于《新疆文艺》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也获此殊荣。从此，我的文学生命便与《新疆文艺》紧密相连。
下午，在向阳二所对面的北京新侨饭店参加座谈会时，我再次见到了王蒙老师。开会之前，他对我说：“艾克拜尔，出版社要出版这次的获奖小说集，他们让我看了一下你的获奖小说，我在个别之处做了一下修改，你不会介意吧？”我说：“怎么会呢，谢谢您替我把关修改。”他又说，其实写小说用不着那么多民谚，民族风格不是靠民谚体现的，要用细节。听了这一席话，我茅塞顿开，彻悟了写小说和体现民族风格的关键所在，受用一生。
我和陈世旭被直接从向阳二所接到位于朝阳区党校的文学讲习所。在这里，我们和后来叱咤文坛的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叶文玲等作家共同学习了4个月。我和陈士旭还在叶文玲的带领下，到沈阳军区采风体验，走了一个多月。当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结束后，途经乌鲁木齐时，我第一个寻访之处，便是位于新疆文联那座老楼3层的《新疆文学》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