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但识“韩荆州”
恩师杨建新九十寿辰，弟子们相约写一写与恩师交往的趣事。
在我的求学生涯中，留下印迹最深的是兰州大学。而与兰大结缘，与杨老师有关！
1988年兰大本科毕业后，我到武汉大学读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进了人民日报社，先在经济部当记者，2002年到新疆记者站驻站。
在总部时，我主要涉猎的是经济领域；而到新疆驻站，一切完全陌生：区情、民族结构、文化、习俗均有着很大的不同。工作上，我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对一些敏感问题，常常因为不知如何把握而足趑趄不敢涉猎；对宗教礼仪、民族习俗，也时常因为懵懵懂懂而口嗫嚅下笔凝涩……
于是，我便产生了学习民族学的强烈愿望，报考了母校的杨建新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在历史系读本科时就受业于杨老师——当时杨老师是系主任。恩师不独学问做得好，且宅心仁厚。在我们那一代学子心中，可谓是高山仰止。
他很年轻时，便在学界奠定了“西北民族社会学”研究泰斗的地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当我又重新拜在了杨老师的门下时，心里默念的正是这句话。
韩愈在《师说》中讲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将“传道”放在了第一位。而唐代另一大师刘知几则认为：“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他认为“史识”是做学问的重中之重，只有为人正直，具备秉笔直书的精神，才能最终成为大家。
碰上好的导师，是幸事！但是，也有“不幸”——会让你更多地体味“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譬如，博士论文，我用了将近6个寒暑——比通常念博士的人足足多出了一倍的时间。
用六年时光去写一篇文章，在我的文字生涯中，恐怕是耗时最长的一次了。
之所以如此，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攻读博士，是我求学的最后一站，从主观上来讲，确实也很想能有一个较为满意的结尾；更重要的原因呢，说起来连自己都羞赧——是杨老师硬“逼”的结果。
杨老师在学界以学风严谨著称。受业于恩师以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毕业论文从动笔始，文章的框架、材料的运用、措辞的斟酌，杨老师均一一悉心把关。而在最后修改阶段，恩师更是对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个句读都严格验收。有些篇章是反复斟酌、数易其稿乃竟！
其间，多少次我想躺倒不干——这个博士咱不要了。可杨老师一次次硬生生把我从地上给拽了起来——或鼓励、或批评、或激将、或哄劝……总之，该想的法儿，他都想遍了。但是有一条，绝不允许在论文上有丝毫的苟且！
知识分子的形象，似乎早已格式化：戴副深度眼镜，服饰朴素整洁，举止不紧不慢，说话慢条斯理；体态呢，大多清癯干瘦。
从这一点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杨老师应该算是异数，在新疆出生、长大的他，高大英挺，宽宽的肩膀，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
锻炼，一定贯穿了杨老师的一生。他80岁那年，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在大楼门口迎我。他的家在8层楼的顶层，上楼时，我本想去搀扶他，谁知他“噔噔噔”几步便跨在了我的前面，回头朝我微微一笑，意思是：“年轻人，咱俩赛一赛！”
基于强健的体魄，杨老师说话时中气甚足。当时，班上同学都有个共识，听杨老师讲课，不用提前去占座位，因为即使是一二百人的大班课，即使你坐在了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
“君子”是孔子理想化的人格。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行仁、行义、尚勇。其实，真正能把三者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多。有的人孔武有力，却胸无点墨；有的人满肚子锦绣，却手无缚鸡之力。杨老师，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我亲历的这件事上可窥见一斑——
那是大四下学期的一天，我到杨老师位于医学院的家中请教一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很久，杨老师还没有到家。师母孟老师一边不停地给我斟杏干泡的凉茶，一边歉意地劝我再等等再等等。
终于，杨老师回来了。他一进门，把我和师母吓了一跳：只见他衣服上、脸上都是血，白色的短袖衬衫前襟有一大半殷红殷红。额头上一条约1寸长、小拇指宽的伤口还在往外渗着血珠。
惊问原因，杨老师说刚才在公交车上碰到了一个手持凶器的小偷。说这句话时，他的口气很是淡然。身为医学院教授的孟老师赶紧为他处理伤口。
杨老师先是向我致歉，说是让我久等了，然后才轻描淡写地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刚才在下班回来的公交车上，有一个小偷在扒窃，周围很多人都看到了，却没有人敢上前制止。原本离小偷很远的他，挤上前去，厉声喝止。小偷恼羞成怒，从腰里嗖地拔出一支上了膛的钢砂枪对准了杨老师的胸口道：“多管闲事，老子打死你！”
杨老师一手把公文包挡在胸前，另一只手上前去夺枪。狡猾的歹徒把枪身滴溜一转，抡起枪把儿朝杨老师头上狠命就是一击，血溅射开来蒙住了杨老师的双眼。歹徒趁机拨开众人朝车门挤去，“开门！快开门！” 司机竟然顺从地打开了车门。
歹徒跳下车没命地狂奔。杨老师跟着跳下车，一路猛追。小偷踅身钻进了附近的一个家属院。
这家伙显然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三拐两拐便不见了踪影。杨老师没有罢休，一个一个门洞查找，但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能有此举动，够传奇了吧！
我始终认为，作为学人，要想笔下经天纬地，必须“身”和“心”都很强健。很难想象一个天天抱着药罐罐、佝偻着腰、走上几步就喘个不停的人会心怀天下。这样的人，即使做出了点学问，我想，大多会是花花草草、叽叽歪歪、卿卿我我的那种东西，想让他们的学问去经世致用？我表示怀疑！
杨老师用“身”“心”的强健，让他的学问如同一株挺拔的天山雪松，在多风多雨的现实世界里始终挺着傲岸的身姿。他不喜欢寻章摘句故纸堆里寻“宝藏”，也不喜欢寻行数墨拘拘以论，而是提倡：学术研究必须肯綮生活实际。
记得论文开题时，我想走捷径，打算写一篇民族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在图书馆里找几部西方民族学的经典著作，再找一些中国现实的例子，按图索骥，归纳拼凑，凭自己多年的编辑功底，应该会很轻松。
把想法诉诸杨老师，他坚决不同意，建议我写建国五十年来治理新疆的得与失。
我面露难色道：“很少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收集起来很难……”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第一次对我说了重话：“正是因为前面没有人做过，这篇论文才有价值！一座学术大厦，是由一块块砖头、一颗颗石子构成的，如果这篇论文能成为构建大厦的砖头或石子，也是一件好事。那种抄袭、拼凑的论文，不应该出在我杨建新的门下！”
我头上的汗顿时冒了出来……
不过，要当一颗“石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跑图书馆，一次又一次地到基层实证调查……别的同学都毕业了，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写。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躬身现实，多思多想，以前模模糊糊的新疆，现在越来越清晰……
文章在论述新时期治疆得失时，我犯了难：是秉笔直书呢，还是虚晃一枪转身就走？我担心“擦枪走火”毕不了业。把顾虑告诉杨老师，没想到杨老师的口气异常地坚定：“洞幽察微是学人的职责。你尽管客观大胆地去论述，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杨老师的鼓励下，我用相当的篇幅对新疆潜藏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在导论部分，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中国最大的战略资源后备区，国家未来的希望在新疆。但如果某些问题把握不好，给新时期的中国酿成大患的区域，也极有可能就在新疆……
“夕闭昼还开”“春尽夏复来”，一遍遍写一遍遍改，一直到了第六年，杨老师才允许我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这篇凝结着杨老师心血的论文中的一些论断，被后来新疆发展的进程所证实。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被紧急加印15份，供有关部门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
我不敢说得到了杨老师的真传。杨老师的“学术宝藏”，入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我呢，只掌握了很少一部分。仅这一部分，已让我受益无穷。
的确，这些年，我从杨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切——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让我终身受益。私下里，我曾把一副古联改写了一下，想送给杨老师：“无狂放气，无酸腐气，无名士怪诞气，方放达者；有读书声，有琴瑟声，有剑气铿锵声，才是大家。”这些话，用在杨老师身上是多么的贴切。
但我始终没敢送，因为我害怕改写得不够工整又要害恩师费心。
写到杨老师，我就必须提到我的师母孟老师。
杨老师和师母孟富敏老师是一对神仙眷侣。杨老师的父亲杨树棠曾任盛世才的警卫团长，紫泥泉大战有功，后被盛杀害。
说到紫泥泉大战，了解新疆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这次大战，奠定了盛世才“新疆王”的地位。此时的盛世才，表现尚为进步，利用从西伯利亚归来的东北义勇军和苏联的势力，一举打败了犯疆的军阀马仲英。
孟老师的母亲陶敏女士与盛世才夫人邱毓芳是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抗战时期，新疆是大后方，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六大政策，吸引了大批内地进步人士来疆，譬如茅盾、张仲实、萨空了、赵丹等等。陶敏女士也就是此时经邱毓芳引荐来到迪化，任迪化女中音乐教师。
曾听杨老师说过，当年他和孟老师两人同时考取迪化一中，300多名考生中孟老师考第一，杨老师七十余名。1953年，两人又同时考取兰州大学。孟老师兰大医疗系毕业后，在兰州医学院任教直至退休。
大家闺秀的她，是我见过的最让我尊敬的知识女性。博士生每次到杨老师家上课，她都会默默地给大家沏好茶、削好水果，然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书房。大家离去时，她又会慈祥地把大家送到楼门口。举手投足，永远是那样的端庄、娴静和教养有素。有时大家上课去得早了点，恰巧杨老师又不在，她会过来陪大家聊天，那种慈母般的关爱，让每个人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师母于七年前的夏天仙逝。得悉这一噩耗时，我正在浙江丽水的飞云江畔采访。那夜，我在江畔坐了许久许久，燃起了一盏心灯。
这盏灯，会一直燃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