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记“两弹一星”元勋于敏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
■ 那些竭诚报国的人应该被铭记
于敏在同他的外甥李津谈论绘画时提出，作为一名画家，应该考虑画一些能够留下来的东西。能够留下来的东西，也就是能传世的作品，它一定是有独特价值的。
对于一名科学家，于敏的抱负和理想，也是希望做出一些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事业和成就。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身如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但是，他愿意将自己这微不足道之躯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宏伟事业，他更渴望在这样的事业中倾尽全力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他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他一辈子视功名如浮云，虽然厥功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不渴求功名利禄，不追求地位权力荣誉，更不患得患失。作为一名中国本土培养的科学家，他只是全心全意地努力尽好自己的本分，做好本职工作。他无疑是敬业奉献的模范。
一生毕一事，这话在于敏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正因为他始终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投身科研，所以才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在没有海外留学和国际交流的背景下，带领研究团队，锲而不舍深入钻研，从而在氢弹原理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为我国氢弹的成功试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敏或许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他以自己有限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有分量的一道印记。如果不是因为要写这篇作品，我对于敏的确所知甚少，但是，我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了是谁为我们国家在最困难的时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光，为国家独立自由和人民幸福安康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就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就是成千上万像于敏一样无私奉献、投身国防科技的科研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和无数的无名英雄们。他们的名字将与这个国家同在，与这个民族同在。
“两弹一星”犹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它是中国国家实力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进步的代表，更是中国人民用于捍卫国家尊严和安全的强大武器。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此时此刻，我们倍加怀念那些竭诚报国的先辈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让我们像于敏先生一样，国家需要全力赴之！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于敏正是这样一个人。
■ 两次被要求转变研究方向
1944年，决心当一名科学家、走科学救国道路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自己热爱的北大物理系学习。
1949年7月，于敏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的研究生。在导师推荐下，他加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时的于敏对玄奥的量子场论特别感兴趣，在研究上如鱼得水。然而，因为国家要开展原子能方面的研究，他作为拔尖人才被选拔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不得不第一次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后，于敏很快便显示出了研究才华，接连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1955年，29岁的于敏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随后又被提拔为副研究员。
1961年1月，那是一个大雪天，绵密的雪花在北京的天空中翩翩起舞。
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让人把于敏请到他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听到这个消息，于敏心里着实大吃一惊。
这，实在是太突然了！
当时，他正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进展迅速，成绩斐然，突然又要他改变研究方向，参与氢弹理论研究，说实在的，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深知，研制氢弹是国家机密，也是一桩神圣的国家使命。从钱三强坚毅的目光里，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钱三强接着问他：“你有什么想法？”
此刻的于敏内心非常纠结。他担心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安静，可能更适合从事基础理论、基础科学研究，而不太适合搞应用型的研究，特别是像研制氢弹这样大科学、大系统、大工程、大技术结合的工作。同时，他也很不舍，感觉自己即将在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就，当下正是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渐入佳境、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让他再一次改变专业方向，心里很是不舍和不甘。
钱三强凝视着于敏，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于敏当然也想到了，国家积贫积弱，新中国刚刚成立，又遭遇战争威胁。1960年以后，国家又遇到了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撤走援助，导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国家要强大，民族要振兴，人民要能真正地站起来，挺直腰杆屹立于东方，就不能没有原子弹、氢弹这些国之重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国家，哪有个人成就可言？顷刻间，他觉得，面对如此重大的国家交付的重任，自己不能有其他的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都是要消失的，但是，如果能够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贡献给祖国最需要的事业，那么，这不也正是他从小就立下的救国报国之志吗？这不也足可慰藉此生吗？
想到这些，于敏不再犹豫了。他抬头直视着钱三强的目光，毅然地回答：“好！我转！国家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
钱三强点了点头，赞许地说：“好！”
1961年1月，于敏被正式调入轻核理论组，任副组长。组长为黄祖洽。当时，全组共约十一二个人。
1963年，这个组又陆续从中国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等调来刘恭梁、孙永盛等一些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到近40人。黄祖洽和于敏将人员按照学科划分成四个小组：研究和计算轻核反应截面，研究中子输运及中子在氢弹爆震中的作用，研究高温高密度物质性质和输运系数，研究中子和辐射流体力学等。两人分别负责其中的两个小组。
■ 会战上海
20世纪60年代，理论部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像于敏一样，忘我地投入工作。
大家注重研究了于敏提出的突破氢弹的两条可能的技术路径，否定了其中的非平衡燃烧这条路径，而对于加强型模型的内在规律也基本摸清楚了。要想让核弹的爆炸威力提升，就得增加重量，还要尽量提升核弹中所添加的热核材料燃烧所产生的威力。但由于热核材料的燃烧不够充分，它对核弹威力的增强是有限的。
这时，大家普遍怀疑：是否还有未被掌握的新原理或新机制？
随后，理论部又进行了多路探索。一条条路径被提了出来，然后又一个个被否决了。山重水复，千头万绪，又仿佛曙光就在前面。
1965年8月27日，理论部召开全体大会。时任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对工作进行了分工。决定将主要的研究力量留在北京，利用中科院计算机所新研制成功的119计算机，继续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由于敏带领理论部十三室部分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那里的J501计算机的空余时间，用当时已经掌握的加强弹原理，配上可能取得的最好的核材料，完成指定口径重量达数吨、当量百万吨级的氢航弹优化设计任务。后面这项被戏称为“老原理新应用”的突击任务，也就是要求利用加强弹加强型原理，依靠拼材料、拼重量的办法，优化设计飞机能够运载的百万吨级热核弹头。
十三室除了安排书记吴中祥和副主任徐锡申带领主管状态方程和辐射平均自由程的2个小组留守在北京之外，其余4个与武器设计直接相关小组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共40多人都要去上海。室主任孙和生主管炸药爆轰和流体力学2个小组，副主任蔡少辉主管核反应后物理小组，刚从南京大学计算数学系调来的副主任彭清泉主管核反应后计算数学小组。
9月27日，于敏带领十三室的50多位科研人员，各自扛着自己的行李和被褥、计算软件、科研记录本等资料，搭乘火车直奔上海。当时，上海华东计算所只能给每位科研人员准备一个铺有稻草垫子的双层铁床的铺位，而床上用品如被子、枕头等，还有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脸盆都需要自备。
第二天，全体人员来到了坐落于上海郊区嘉定县城外的华东计算所。计算所周围是一大片金黄色谷穗和沉甸甸的稻田。大家仿佛一下子置身于乡村的田园风光中，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没有车马喧嚣、人潮汹涌，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鳞次栉比的商店、饭馆。
大家到达计算所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安装从北京带过来的各种计算程序，并进行调试，工作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地迅速开展起来。
10月1日，国庆节。除了留下一些人继续在计算机房进行计算之外，十三室的其他出差人员当天晚上都围坐在计算所主楼5层东侧的大教室里，举行了一场简短、欢乐却很有意义的联欢会。
联欢会在齐声合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开始。大家一面吃着点心水果，一面欣赏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孙和生表演口技，詹皇业表演南拳，徐华生进行了手风琴独奏，王玉华等表演女生小合唱《洗衣歌》。于敏则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说了一段《三国演义》的评书。这些节目都博得了大家的齐声喝彩。这场简短的晚会，也算是在紧张忙碌的战斗气氛中的一次有益的调剂。
■ 曙光初现
在上海出差的日日夜夜，于敏每天总是亲自深入到计算机房，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输出的纸带中，仔细分析计算结果。为了找出问题所在，他从众多的计算模型中，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
于敏注意到，和他一起出差的这批科研人员中，有许多年轻人涉足氢弹探索的时间不长，大都缺乏氢弹的基本知识和科研的实践经验。为了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于敏决定将他在原子能研究所探索氢弹原理时积累下来的氢弹物理知识，结合当下加强弹优化设计的实践，给大家做一系列的报告。通过这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大家对整个核爆过程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于敏也在这一系列报告中获益，进一步厘清了思路。
在于敏的指导下，大家一边学着动手分析更多的计算模型，一边继续尝试着改进设计。然而，情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很显然，要提高热核材料的燃烧率、能效比，关键在于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要实现如此高的压缩度，单单依靠提高炸药能量利用率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
如何才能实现如此高的压缩度，从而使热核材料的密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这，就是牛鼻子！
怎么办呢？如何去找到这么大的能量？
突然，仿佛有一道光，刺穿了茫茫黑暗；仿佛有一颗流星，划过了天际。
——要考虑原子弹！原子弹的能量巨大无比。
那么，加强弹中的原子弹的能量，此前难道没有用上吗？
在此之前，人们曾经指望原子弹爆炸后，就能给其中包含的聚变材料创造自持燃烧所需要的高温、高密度的条件。然而，如今计算出来的结果证明情况并非如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于敏反复地思考，细致地分析。
已是深秋时节。计算所周边田野里的稻子沉甸甸的、金灿灿的，就像成熟了的正在孕育新生儿的母亲，站立在原野之上。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味。每天晚饭后，全体科研人员唯一的休闲娱乐，就是走出计算所，三三两两，结伴在稻田中间的小道上漫无目的地散步行走。在充满着稻香味的空旷大自然中，寻求短暂地放松自己紧绷着的神经。
这是在紧张战斗中的短暂休憩，也是在给紧绷着的神经短暂的调剂和换屏。
蔡少辉记得，那是10月29日，一个星期五。晚饭后，于敏和他一道在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慢悠悠地散步，放松身心。两个人谈到了应该如何创造条件，让热核材料充分燃烧。于敏直截了当地指出，加强弹目前的构型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应该有一种新的构型，这个构型要能够充分利用原子弹的能量。
于敏把近日思考所得一一道来，详细地对蔡少辉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蔡少辉一下子便被他全新的思路吸引住了，也被他所列举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所折服。“老于，那我们马上就动手干吧！”蔡少辉急切地说。于敏回答：“好，我们先算两个模型看看。其中一个比较理想，一个比较接近实际。”
蔡少辉看得出来，于敏显然对这个课题经过了深思熟虑，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棋盘，他已经知道下一步、下两步最关键的棋子应该落在哪一处。
这天晚上，两个人谈论到很晚，一直到露水都开始沾湿了他们的衣裳。秋风一阵阵地袭来，两人都不禁感到了身上的一些寒意。但是，他们都很兴奋，似乎还没有停止交流的意思。
这是一个农历初六的晚上，天上的上弦月很快就要下沉到西边远处的地平线下了，东边的天际已经露出了鱼肚白。曙光初现，新的一天就将到来。
这，又将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回到办公室的蔡少辉倦意全无，丝毫没有睡意。兴奋的他立即找到了孙和生，跟他谈起了于敏的新想法。孙和生十分支持。于是又当即去找来孟昭利，三个人一起商量。
经过两三天的精心编制，大家准备了两个模型，通过改变计算模型外边界条件的办法，模拟原子弹能量通过某种机制，瞬间作用在“被扳机”身上。
11月1日晚，大伙儿聚集在华东计算所501机房。室内的灯光柔和地投射在每个人身上。计算组组长汤敏君一个人在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按键。台面上的小氖灯在欢快地不停闪烁。蔡少辉和孟昭利趴在机房的地板上，埋头查阅纸带，检查输入和输出的数据是否有差错。于敏就在桌子旁边，拿着计算器和铅笔，不时地在计算点什么，写点什么。计算机则在一旁忠实地执行着指令。
机器时而发出美妙动人连续的旋律，偶尔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如同人的沉重叹息一样的声音。听到机器这种沉重的叹息声，汤敏君就会说：“你们听，现在到了最难算的阶段了，能量方程老迭代不出来。”大家的心一下子就都被揪紧了。只见汤敏君又在操作台上拨弄了几下，就像一双灵巧的手在黑白琴键上弹奏一样。没过一会儿，计算机又开始弹奏出流畅的韵律。一听到机器流畅的响声，大家紧蹙着的眉头便又舒展开来，喜出望外，相互对视，发出会心的微笑。
纸带卷上缓慢地吐出了一排排令人兴奋的数字。
这个夜晚是如此的美好，安宁的空气中仿佛弥漫着幸福的香味。一切都是那么的振奋人心。最终的计算结果，果然如于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
“太好了！”于敏大声说道：“我们再加上一个材料比例不同的模型看看。”
在场的每个人都异常激动，群情激昂。不知不觉间，东方泛白，窗外的天空渐渐地亮了起来。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但是，在场每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困意和倦意。大家都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
果然，另两种模型的计算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连续两天，大家算了两种类型三个模型。结果表明，只要能够驾驭好原子弹爆炸的能量，我们就能设计出当量超过百万吨级的氢弹。
“太好了！太好了！”于敏连声说道。
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万分。
经过研究，上级决定：加强型核弹优化设计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能怠慢，必须继续抓紧完成；同时，抽调物理组的几位同志，和蔡少辉等人一起，配合于敏另外开辟一条突破氢弹原理和技术的路径，立即启动计算机大型程序的编制工作，以适应探索新原理的需要。
远在北京的理论部对这项新的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十二室派出了三位同志前来增援。当时，理论部的吴翔正在上海出差。他是“蒙特卡罗”小组的负责人。于敏请吴翔等人用随机模拟方法，计算一些物理过程的持续时间。
这是一场难忘的战斗。大家奋战了一个多星期，终于完成了平时需要一个多月甚至两个月时间才能完成的程序设计工作。然而上机进行计算时，没想到计算机内存小、速度慢，而且机器还经常出现偶然性的错误。一旦发现错误，立即调出原先保存的状态退回去重算。后来吴翔回忆，当时他一个人在机房里连续坚持了三天三夜，最后累得连站着的时候都会睡着。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制造错误结果的根源，重新修正了程序，投入了新的计算。这一次，计算非常顺利，只用了几个小时便得到了结果。这个计算结果非常好，完全验证了于敏最初的预期，证明了他提出的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具体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为了确保结论万无一失，吴翔他们又设计了一个更接近实际的模型，并且从北京调来了核反应堆组的杨明伦等同志一起参与编程和计算。
最终结果证明，原先的结论完全正确。这一刻，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于敏和吴翔确信，氢弹制造的原理已经诞生了！
新原理探索研究小组在于敏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氢弹设计中的问题进行物理分解，一方面组织数值模拟计算。那些日日夜夜，大家既紧张又兴奋，思想火花四溅，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而通过解决问题，又把研究工作一步步推向深入。通过这个阶段的研究，大家探索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逐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
于敏将这个基本完整的氢弹爆炸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再一次向大家做报告的时候，整个会场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大家都按捺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纷纷高声叫喊：“老于请客！”“老于请客！”
于敏也非常激动。人生幸事有几回啊！他立即大声答应：“我请客！我请客！”
其实，所谓的请客，也就是请同事们到嘉定城里吃一顿肥羊大面而已，或者再添加一碟子羊肉。
然而，大家都心满意足，因为比物质会餐更能让人感到愉悦和满意的是精神的满足，是集体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 叫停核试验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如果有万分之一的失误，就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于敏在核弹小型化研究过程中，始终谨小慎微，所有的细节、环节、问题和可能存在的不足、缺陷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考量，反复掂量。每次在热核试验之前，他总是寝食难安，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核武器小型化的突破需要做核试验。
有一次，在做地下试验之前，大家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于敏坚持重新计算后再向中央汇报。当天晚上，正巧停电，他就和大家一起，点着蜡烛，用计算尺整整算了一个晚上。最后证明，于敏的意见是对的。
还有一次，在进行热核试验的过程中，装置已经下到井口以下3米处，试验即将进行。
这天夜里，于敏和往常每次热试验之前的状态一样，迟迟睡不着。
妻子以为他失眠又忘了吃安眠药，就赶紧找出安眠药来，递给他：“老于，你是不是忘了吃药了？”
于敏回答：“药吃过了。”
“那你怎么还睡不着觉？”
“我心里在考虑工作上的问题，睡不着呀！”
虽然身在北京，他心里却惦记着数千公里外的核试验基地上即将开始的这次热试验，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似的，一遍又一遍，反复演绎这次试验的理论设计方案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将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每一个物理量、每一种物理因素都在脑子里重新过一遍。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当初没有考量到。在以往的历次试验中，这个因素都不起作用，但是这一次的热试验，这个因素有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它有可能使热核材料熄火，必须考虑。
想到这里，于敏躺不住了。他一跃而起，拧开台灯，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又开始伏案工作，重新进行粗估。结果发现，这个因素还真有可能影响热试验的过程。
第二天一大早，于敏立即赶到办公室，又对这个物理量进行估算和探析。又召集同事把这个物理因素考虑进去，再编制成程序上机进行计算，检验一下这个物理量究竟会不会对试验产生影响。
同事们分头去计算时，于敏当即决定向国防科工委领导请示汇报。
虽然此时他心理非常复杂。他深知，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叫停这个试验是要承担巨大责任的，叫停热试验，很可能会受到首长的批评。但是，他心里清楚，如果万一因为对这个物理因素不加考虑，造成试验失败，那么所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惨重，后果更严重。与其让试验有可能失败，造成严重后果，倒不如硬着头皮接受首长的严厉批评。
“首长，我是来‘负荆请罪’的。这次的热核试验在理论设计上我们考虑不周，可能存在一些纰漏。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个物理因素，原先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但是它有可能会影响这次热试验的结果。因此，我现在郑重地请求试验场地暂停作业，热试验暂停。”
首长注视着于敏，神色凝重。过了几秒钟，他问道：“我们必须暂停吗？”
“是的。在考虑进这个新因素进行重新计算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必须暂停热试验。”于敏坚定地回答。
“好！马上通知基地，暂停热试验！”
首长态度严肃，但他不仅没有批评于敏，反而表扬了他：“老于，您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这是一种严格的科学作风，也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我支持您的意见，暂停热试验，等理论设计完善以后，确保考虑周到，没有纰漏之后，再重启试验。”
于敏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他诚恳地表示：“首长，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一次，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认真细致，确保万无一失。请首长放心！”
回到研究所，于敏就一头扎进去，和其他科研人员一道，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而在千里之外的试验基地参加试验的邓稼先，心情更为着急。每过一个小时，他就要打来一个电话催问。“老于啊，现在戈壁滩上开始起风了，天上乌云密布。如果再推迟，雷雨下来了，可不得了啊！”
箭在弦上，热试验装置已经下到井里，不得不开展作业。但是万一下雨，就有可能影响热试验装置，从而可能导致热试验的失败，也难怪邓稼先会忧心如焚。
然而，越是着急，越要镇定，越要考虑周到。于敏心里清楚，一定不能为了赶时间、赶进度而浮皮潦草、马虎大意。因此，尽管各级领导都很关切计算的进展，但是，作为一位指挥作战的前线将领，于敏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
经过两天一夜的刻苦攻关、连续奋战，大家终于盼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通过四路人马运用四种程序分别进行的计算，结果表明，那个原先未被考虑到的物理因素，虽然会对热试验产生一些影响，但不会影响大局，试验结果更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当同事们汇聚到于敏的办公室报告这些计算结果的时候，于敏欣慰地笑了。他那颗一直绷紧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仔细地逐一查看了同事们送来的纸带，确认结果准确无误。接着，“嚯”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向大家双手抱拳，说道：“事大如天‘罪’亦休，即便是耽误了进度，也必须如此啊！”
这次热试验果然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总结大会上，于敏不无动情地说：“‘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那个物理因素在过去和这次试验中虽然没有造成影响，但不等于它永远不会起作用。因此，我们在今后的理论设计中，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它滑过去。一旦它真的起作用，而我们又把它忽略了，那么，巨额资金和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就会被白白浪费。”
20世纪80年代，在于敏的领导之下，经过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拼搏，我国终于成功地突破了新型核武器的小型化原理，为第二代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基础。于敏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 人们终于知道了于敏
自20世纪60年代从原子核研究领域隐身，直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都是保密的。
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国务院决定，授予赵成顺、于敏、艾有勤、李国桥和熊汉仙“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对于其中的四位，新闻传播媒介当时就作了详尽的报道。唯独于敏，除去他的姓名与职务，新闻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公众都很想知道：于敏是谁？他究竟作出过什么贡献？
1988年，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终于获准披露于敏的故事，在第29期上发表了记者陈四益撰写的关于于敏的人物通讯，题为《设计中国氢弹的人》。
从此，于敏的名字才再一次正式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与氢弹的关系也开始陆续为人知晓……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