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我的赣江以西
谷村
我们镇叫枫江镇，北部接壤的是盘谷镇。盘谷镇有个村庄叫谷村。谷村全村姓李，有三千户，一万五千人。谷村是赣江以西人口最多的村庄，据说也是江西人口最多的村庄。
谷村在一个凸起的岭上。岭按我们当地的话叫猪婆垴。从北面去谷村，要爬一个长长的坡。谷村占地五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猪婆垴面积有五平方公里。
谷村是盘谷镇的，这话没错，但另一句话是盘谷镇也是谷村的。镇政府就在村北。那儿还有一条街，街上有市场、供销社、粮站、医院这些乡镇才有的设施。
谷村的周围都是些小村庄，村庄要么归属枫江，要么归属盘谷。谷村在这些村庄中间，就像一只猛虎盘踞在羊群之中，整块区域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气场，孕育了别样的社会生态。外地人到谷村，都小心翼翼的，骑车的捏紧刹车，走路的目不斜视，生怕压死了小鸡，要赔一个养鸡场，无意间招惹了谁，会有不可知的灾祸。谷村的牛一般放养，吃了周围村庄的禾苗，没有谁敢打牛一顿，而是客客气气地把牛绳绑在哪棵树下，等谷村人领回。来领牛的谷村人一般骂骂咧咧的，仿佛是涉事的村子，没有把他的牛招待好。
这样的村庄养出来的人，自有一股蛮气和锐意，出门喜欢惹事，喝酒喜欢充大，人们出于对村庄的敬畏，对其礼让，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赣江以西各种打架斗殴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其主角往往就是谷村人，事情多起于风萍之末，终能搅成翻江倒海之势。谷村在赣江以西的江湖地位从此奠定，周边的村庄，就更是只有礼让的份儿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谷村有强烈的记忆。我记得八九岁时，家中贫寒，每到年末，为赚取春节开销和学费，父亲就会领着我去谷村打爆米花。我们把爆米花机挑到谷村的远房亲戚家里，往往很多天不需要挪窝儿。孩子们围在为爆米花机加温的炉火旁，如幼狮雏虎，相互打闹，自有小小村庄里的孩童没有的活泼劲儿，妇人多大嗓门，以相互谩骂的方式表达亲密，语言粗鄙，却包裹着温热之心。每天清早，在点燃炉火开工放爆之前，我们都会到村（镇）西的街头走走，正逢早圩，总是看到到处都是人。除了少量的人参与交易，他们大多无所事事，或企于墙角，或立在街旁，长时间百无聊赖，任由早晨的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们发须凌乱，相貌高古，目光渺远，令人宛见他们筚路蓝缕的祖先。正是冬天，他们嘴里呵出的热气，在空中纵横交错，让整个街道显得浑浊浓烈又生机勃勃。
后来随着我参加工作调入县文化部门，我对谷村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村庄是陇西西平郡王李晟的血脉，于后唐年间（即公元927年间）建村，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村庄自古耕读传家，曾出过68个进士，明末清初出现过一门八尚书的人文景观，说的是该村康熙九年进士李振裕的曾祖父李邦华任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族祖父李日宣任过明朝的兵、吏两部尚书，父亲李元鼎晚年被清廷赠为户部尚书，他自己任工、刑、户、礼四部尚书。而李振裕曾祖父李邦华，性格最为决绝，命运也极其悲壮，眼见李自成攻入北京，身为兵部尚书的他竟然也报国无门，遂写下绝命诗说：“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在乡党文天祥祠投缳而绝。李邦华的决绝与悲壮，或许正是今日谷村蛮气与锐意的精神源头。
这种蛮气与锐意气质，在改革开放中期有了强劲表现。我们县在那时候兴起了武术，县城办起了七八家武馆，省电视台日日播放武馆的招生广告，全国各地年轻人纷纷慕名来拜师学艺。谷村的后生李春生最先办起了武馆。我与李春生交往深厚，他告诉我他的武术一半来自于少林学艺，一半来自于秘密的家学。他们本就是武人的后代（陇西李氏为武术世家，先祖李晟因战功封王），武术是他们的祖产。李春生有个哥哥李万超外表文弱，是个诗人，在许多文学刊物发表了现代诗，可后来听说也在县城办起了武馆。我熟悉诗人李万超，不熟悉武人李万超。他办的武馆，我从来没去看过。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后来我到省城工作，我去谷村就十分少了。我最后一次去谷村已是八年前。那时候我领导正从事江西古村研究，我殷勤向他推荐谷村，同时陪同他到谷村走访。村庄大体与我的记忆变化不大，许多类似古戏台、老牌匾等古迹依然得到保留，但巷落之间和西边的街头上已经少见人迹，城市化已经把村里的人们引入了城市的厂房车间，虽然阳光依然明媚，村庄却少了以前的热度。樟树古老，留在村里的人们缺牙驼背目光浑浊，整个村子充满了少有的凉意。唯有路过的某户人家铁门紧锁的院子里养的一棵铁树虽半枯半荣，体态却如虎狮蹲卧，枝叶如刀戟纵横，是这个村庄蛮气锐意气质的一点证明。
而不管这个村庄怎样变化，我对这个村庄依然怀有特别的情谊，不仅仅是因为它于我有着独特的生活记忆，更重要的是，我的阅读，是从它西边的街头曾经的供销社里开始的。那一年跟着父亲在谷村打爆米花，碰到机器坏了，加温漏气，父亲忙着修理，我百无聊赖走上街头，在供销社里被一本儿童小说吸引，赶紧跑回缠着父亲买下。父亲虽被机器整得焦躁，却对我买书的要求并不恼火，很爽快地给了我钱。我黑色的手指擦过白色的书页，闻着书的墨香，陶醉极了。
至今书的名字早已忘记。那可是我的第一本文学读物。从此，文学的火焰燃烧，冶炼着我。
湴塘
与谷村不一样的是，湴塘是赣江以西最文质彬彬的村庄。它在赣江以西的主干道上，从黄桥镇的一个路口向西数百米就进入了它的领地。那里的人脸带笑意，树仿佛穿着袍子，花草如诗，狗的眼神也充满了书卷气。
湴塘全村姓杨，是读书人的后代。唐昭宗时（公元888年-904年），来自陕西华阴的杨辂任吉州（今吉安）刺史，任满后贪恋吉州山水之美，决定在吉州繁衍生息。他在吉州大地上信马由缰。结果他到了一个池塘遍布、草木葳蕤的地方，马蹄湴于淤泥裹步不前。他感到这是上苍的启示，就决定在此开基建村，取名湴塘。
而湴塘在赣江以西的名望，并不因为杨辂，而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是的，湴塘就是杨万里的家乡。杨万里在村子里长大，27岁时也就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考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历任国子监博、常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等，后乞辞官而归，自此闲居乡里，直到八十岁去世。他在村子生活多年，写下大量诗作。村庄的祠堂有他的木刻文集。村西的莲花形山上有他的墓地。村庄的草木，自然也就是他诗中的草木，村庄上空的月亮，自然也就是他诗歌里的月亮。
杨万里官职不大，事功不多。性格耿直的他生活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年代里，这注定他在官途上难有重大建树。但这一点不影响他克己、修行，成为一名葆有理想人格的人。他以诚为本，知行合一，性情率真，是古代儒者中少有的不虚伪、不做作、灵魂洁净的人。他的诗，也因此得到广泛流传，至今八百多年依然长盛不衰。“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忽然觉得今宵月，元不粘天独自行。”“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酒新今晚醡，烛短昨宵余。”……赣江以西的湴塘，就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农庄，还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现场。
需要指认的是，湴塘也是我少年时的秘密花园。三十年前，二十出头的我在离湴塘村八里远的周家村当小学语文教师，同时也开始了写作，并且有了零星发表。学校很小，在田野中间，为祠堂改建，教师七八人，学生近二百。青春期的苦闷需要排遣，写作之火需要不断添加燃料，我就经常骑着单车去不远的湴塘，去打探一个八百多年前的诗人的行踪。
我会去看与他有关的遗迹。相传一座名叫屋仔桥的廊桥是他走过的，以往来访者武人下马文人下轿，只因为那是他的领地。桥不远据说有一座御书楼，相传是其子孙族人筹资给他建的纪念场所，因他的学生光宗皇帝曾给他写“诚斋”二字得名，现在早已踪迹不见，我会兴致勃勃寻找它存留的墙基。我会留连于田埂上的花草，村路上的鸡犬，为突然降落的雨水欣喜不已。这些普通的事物，在我的心里都是诗，都是他诗歌的素材。这个村庄的光影，于我来说就是一本立体的诗集。我在村里的许多人的脸上想象他的相貌。很奇异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相貌特征：身材中等，发质坚硬，方脸，浓眉，眼如黑漆。八百年前的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村庄多水塘，我从水塘边走过，看到自己的倒影，一时恍惚：这些水塘，当年也是这样映衬过他的身影吗？
我会去村西他的墓地坐一坐。墓地前的石人石马石羊石龟，早已被砍了头，颠倒于荒草之中，显见时间的无情。可是他的诗却是不败的。读着他的诗句，我会感到他的墓地其实远不止是表达死亡，还是一个依然生长着的母体——它收藏了诗人，收纳了诗，催动着新的诗句的生长。
夕阳西下，我坐在墓碑前的草丛里，久久不愿离开。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秘密花园，我在乡村的写作就不觉得孤单了。我总觉得他在看着我，鼓励着我的写作。他通过他的村庄的山川草木与我交流，给我续接这块土地文脉的力量。我的写作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艰难。我虽在山乡一隅，可我的诗发表在许多知名文学报刊上并获得奖项。我相信肯定是他的护佑之功。我的人格炼造，也以他为样本。
因为写作，我离开了乡村，去了县城和省城，做着与当年乡村任教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可是我会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回到湴塘，去看看他笔下的草长莺飞，到他的墓地前坐一坐。
我知道他一直在，依然在滋养着这个他曾经爱恨交织的人间。我的每一次造访，都旨在向他吸取能量。
有时候我会自作主张地认为湴塘也是我的一个母地。除了因为它是我文学的秘密花园，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我的母亲姓杨，她的村庄，离我的村庄三里路远的积富村，是明代从湴塘移植的血脉延绵而成的。我因此认为我和他有着共同的血缘，我也勉强算得上是它与他的子嗣。
下陇洲
下陇洲村就是我的村庄，也是我的文字写得最多的村子。它在赣江边上，呈南北狭长型，人口千余人，刘、孔、曾、张、罗、王、周七姓杂居。按人口刘姓第一，孔姓第二。七个姓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迁徙而来，构成了这样一个拼盘一样的村子。我们曾姓是明代从江西泰和迁来，是村里第三人口多的姓氏。
与谷村、湴塘不一样的是，下陇洲村可能是赣江以西最普通的村子。它没有非凡史实，也没有出过大人物，没有特别了不得的血脉回响。无数普通的人们，在这里活着、死去，一代又一代。
我曾翻阅关于江西进士名录的书籍，查到有进士的籍贯是我们村的。只可惜他的事功如何已无踪影，我们村的文字也毫无这个人的记载。我曾问起村里多个老人，他们都茫然无知，让我疑心是编者的张冠李戴。
上世纪三十年代，革命风暴在离村子百里远的吉安掀起。赣江以西不少人被风暴裹挟，放牛娃当了将军，穷苦人的儿子做了首长。离村庄二里路远的罗坑村，有人跟着红六军团征战南北，后来做了新疆的公安局局长；离村庄五里路的上陇洲村，有人最后做到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们村也有猛少年参加了革命，但早早牺牲，草草收场，并没有给我们村带来一点荣光。
但它是重要的：宗祠是重要的，墓地是重要的，田野是重要的，它的一整套严密的礼仪习俗是重要的，村里的草木是重要的，村子东面的赣江是重要的，婚丧嫁娶、起屋上梁的唢呐、锣钹等响器是重要的。甚至，落在村子里的风霜雪雨是重要的。
它们构建了我，让我成为了它们的子嗣。我对世界的认知，从它们开始，我对整个赣江以西的认知，是以下陇洲为圆心的。
这个村庄的人们是重要的——
我的祖父，一个乡村屠户。他一身武艺，脾气暴躁，形同猛虎，一不如意就想跟人打一架，却常有细嗅蔷薇的时刻。他识文断字，爱看《三国演义》，会拉二胡，会吹笛子，喜欢讲古。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一个人可以对生活有多大的热情，有多大的能量。
一个叫刘学稷的老人，早年接受过新文化的教育，有从政报国之志，后倦于时局纷乱，投身教育，桃李满天下。晚年回到故乡，修葺祖屋，题“归来居”，在檐下画梅兰竹菊，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他以读书写字画画度日，同前去讨教的少年的我谈诗论文，暮色中散步于绿色禾苗间的村道，满头白发如一顶雪冠。他让我知道了风雅与斯文。
我的伯父，一个乡村知识分子，中专毕业后被祖父以种种理由留滞村里。他渴望出走，渴望城市，渴望建功立业，可最终被村庄阴差阳错地扣留。之后，他干脆弃绝了出走之心，留在村里用中专所学参与管理村庄事务，成了村庄数里方圆离不开的人。他平头，肤黑，夏日常背心短裤赤脚，与一名普通的农民无异。唯有手中用来驯化电力的电工包，让他显出了属于他的一点点异质。
我的父亲，一个篾匠，一个每到农闲时分就带着徒弟到赣江以东山乡做篾的乡村手艺人。在赣江以西的人们的印象里，他口讷，笨拙，懦弱，整天沉默寡言，拿我母亲的话说，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可是，只要跨过赣江，到对岸的村庄里，他就像换了一个人，眉宇生动，言辞飞扬。我少年时曾以他的徒弟的身份跟他去赣江以东上工，眼见很多人围着他，他用赣江以东的方言跟人们谈农事，谈见闻，谈家长里短，健谈而机敏，有趣而活泛，让我十分吃惊。我不知道，赣江以西的父亲，和赣江以东的父亲，哪个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我的一个堂叔，比我大两岁，学得一手理发技术，在县城开店，成为县城最好的理发师。他靠着理发手艺，认识了县城机关的很多领导，帮乡里乡亲办了很多事。有一天他人间蒸发，原因是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背地里却是个疯狂的赌徒，欠了巨额赌债无法支付，只好一走了之，十多年一直下落不明。
……
他们构建了我。赣江以西蛮气、锐意又崇礼斯文的集体人文性格，也是我的村庄的性格，当然也是我的性格。
然而随着我工作调动，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故乡与我的关系一再淡漠，村里很多人已视我为外人，我视日日变化的村庄，也越来越陌生。
2009年，我的祖母死了。我从南昌赶回村子里奔丧。整个葬礼上我一直痛哭。很多人不明白祖母年九十乃是喜丧，我怎么如此悲伤，只有我知道，从祖母的去世开始，故乡就如海上漂泊的冰山，将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孤帆远影，轮廓模糊。
我唯有通过书写来挽留故乡。我在纸上写下陇洲的历史与现实，生老与病死，离散与重逢，消逝与生长。我写下《田园将芜》与《回乡记》两本散文集。当然，我还会继续书写它。我想，唯有如此，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时光如何流逝，我与下陇洲村将相互依偎。我将永远是它怀中的婴儿。
江子，本名曾清生，1971年7月生于江西吉水。教过书，做过文学期刊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有数百万字作品发表于全国各类文学报刊。出版长篇散文《青花帝国》，散文集《回乡记》《去林芝看桃花》《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